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是从法国重农学派开始的。重农学派是西方第一个经济学派别，是西方经济学的真正鼻祖，而之前的重商主义只是一种社会风潮。重农学派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直到现在“自由主义”思想仍然在西方经济学中居于主流地位。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被尊为“欧洲孔子”。他本人也十分崇拜孔子，曾经写过《孔子简史》，儒家的重农思想对魁奈产生过重要影响。1756年，魁奈曾促使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籍田大礼”。然而对魁奈影响更大的还是老子的思想。
魁奈将老子的无为翻译成“自由放任”
魁奈吸取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并第一个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并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
魁奈在宣扬重农思想时大量引用中国的典籍。为了显示其论文专集《重农主义，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的神圣和权威，他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
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使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杜尔哥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经济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认为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杜尔哥的理论比《国富论》的理论更胜一筹。而杜尔哥写作此书，与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发源地。1763年，有两位留学法国的中国人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回国。法国学者都希望这两个人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情况。于是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让他们回国后回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为了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意义，杜尔哥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这就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杜尔哥所提出的问题都与他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他是受中国情况的启发，也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所以研究者都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受中国的影响最深。”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直接来源于重农学派
1764年2月至1766年10月，亚当·斯密进行了为期3年的欧洲大陆之行。他在法国逗留了10个月，期间会见了魁奈、杜尔哥等法国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斯密在这些接触中，加深了对经济学的认识，并着手制定《国富论》的写作计划。《国富论》直接继承了重农学派“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
另外亚当·斯密还从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那里了解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第六十九》的第三段中已明确提出了“供求关系”的经济思想，并用“低流之水”进行比喻，斯密受到启发，将其称为“看不见的手”，斯密的《国富论》也大量引用中国文献。
重农学派是中国思想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一座桥梁，亚当·斯密从重农学派那里继承的思想也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凯恩斯主义出现前，一直占据着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哈耶克将老子视为思想教父
哈耶克是奥地利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被尊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哈耶克将老子奉为“思想教父”。让哈耶克名垂青史的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而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和补充。而哈耶克自己认为道德经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对自发秩序理论最经典的描述。
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地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的“无为思想“对哈耶克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哈耶克对老子思想的熟悉也已经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