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汽车队的组建
据老红军贺德庆、梁德珍等同志回忆，大概在1937年10月初，叶季壮部长让“采办”负责组建，运输科具体承办，定名为八路军采办委员会汽车队。由于该队住在七贤庄，所以社会上都称七贤庄汽车队。关于队里领导的配备，先从运输科抽调一名懂技术的红军老干部张朝才为汽车队长，接着，从采办抽调一名干部为副队长，又从红军总供给部警卫部队选调了一名经验丰富、年轻力壮、领导能力较强、有知识的干部陈福初为汽车队指导员，从友邻部队又选调了一名调度员，一名油料员，一名会计兼统计员和几名班长搞其他工作。
根据战争特殊运输需要，没有押运队是难以完成运输任务的。押运队的成员都不是普通战士，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都是副官级干部，虽是押运物资车辆，可是他们的任务具有特殊性。还兼有转运党政军领导、国际友人、华侨民主人士、青年学生等的巡逻保卫工作；办理一切货运手续通行事宜；担当运输各种物资（特别是军械弹药炸药危险品）的安全保卫问题；与国民党关卡检查站等的联系工作。其性质比较复杂，所以，押运队隶属采办委员会直接领导，当时，我军没有实行军衔制，为了工作需要和联系的方便，都授予押运排的所有干部为少尉、中尉、上尉军衔，队长、指导员是少校军衔。汽车队汽车来源主要是购买和赠送的汽车。
1937年2月3日，国民党东北军的孙铭孔等坐的一辆小汽车前往陕北苏宁公干，路经云阳镇，将乘坐汽车送给当地驻军，这是我陕甘宁边区的第一辆乘坐汽车。关于我军第一辆运输汽车，是组建汽车队时，通过关系由商人李雅轩出面，以国民党六十七军的名义，在“公茂洋行”购买了一辆运输卡车。这样，我军破天荒第一次正式有了现代化运输工具--汽车。接着，又以东北军的名义在“川陕实业公司”购买了美国制造的道奇汽车一辆和日本制造的尼桑汽车一辆。
在我党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国民党爱国将领送给我采办委员会运输汽车两辆，随之，在苏联赠华的汽车中将吉斯5型卡车，又给采办委员会留了五辆，在阎锡山送给八路军的旧运输汽车中挑选了三辆吉姆西、小道奇，后来通过统战关系和不同的办法买了运输卡车九辆，到1939年，我采办委员会汽车队已有了二十二辆运输汽车。汽车正副司机共有三十五人，随着汽车队的扩充，又增加了汽车队的副队长、副指导员。先后任过队长、指导员的有石青、杨汉辉、芦吉仁等同志。
2.汽车队的管理
军事运输是部队作战的“生命线”。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军历来强调军事运输的重要性，为了求生存、求发展而军事运输是关键，党中央、中央军委一直注重军事运输，从红军时期的交通队、渡船队、人畜力运输队、担架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落后到先进的运输工具，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一直都非常重视，而且亲自组织、具体指导。对运输主要干线、重要运输任务、运输工作上的统战问题、运输人员的思想教育，对党的有关政策、组织管理等，都亲自过问，帮助解决运输上的重大问题。西安办事处采办委员会的领导人叶季壮、林伯渠、张令彬等同志，对汽车队的组织和管理，极其严格，对驾驶员、车勤人员的管理十分严谨，特别对押运排的副官更加管理严、要求严，组织观念、纪律观念更是重中之重，加强教育，组织检查，是汽车队领导的特定任务。因为汽车队处于特定环境、特定条件，有特定的任务。
3.汽车队的繁重任务
该队承担的主要任务：将“采办”采购的物资由西安等地运往延安，西安是八路军采购物资供应集散地，任务特别繁重；国际友人、民主人士、青年学生进出延安中共党政军领导干部进出边区；对运送的主要领导首长和着名人士的保卫安全、警戒巡逻任务。当然，还有运输线上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与国民党制造的摩擦作斗争。因而“采办”委员会汽车队的任务十分繁重，而且十分复杂艰巨。
4.采购的物资运输
据有关方面记载：1937年9月间，采购通讯器材、纸张、布匹和约十六万斤的食品；又在1938年初，采购了大批兵工厂、制药厂、棉毛纺织厂等成套设备，钢铜铁、硫磺、日用品等约计六百吨；1938年2月通过关系采购了禁运铅块两万余斤，用作新华日报排版铅字；1939年秋采购大米五百余吨。上述物资共计一千二百四十吨，按照预定计划采办汽车队及雇用的商车将物资全部完整安全地运达延安等地。在运送这些物资时，遇到了各种复杂问题，车队人员想了许多办法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并利用各种统战关系，最终任务得以完成。
第一，在运送铅块时，该物资属于禁运品，灵宝县是国民党封锁区，在经过此地时，被当局军警查出，将卡车扣押，后来我“采办”委员会通过统战关系，经国民党驻陕西军运司令部与有关方面调解和周旋，以运往晋东南前线兵工厂制造军用“子弹丸”为由，变“非法”为“合法”，才将这批铅块如数按期安全地运达目的地。第二，1939年秋，“采办”委员会在当地采购了五百余吨大米，大米对解放区来说，那是宝贝，根据地党军政人员一天三顿小米饭，一个月才可能吃一顿大米饭啊！“采办”决定全部运回延安，当时，我军汽车队车辆相当紧张，运力缺乏，无法运输。由于“采办”运输科帮助国民党江北总监后勤部十四兵站运送过一批军用物资，所以，总监后勤部派其汽车三团一个营和西安行营的汽车一百二十五车次，将五百吨大米及时完好地运到延安。
第三，运送军械弹药及易燃危险物品时，汽车队和押运排的同志，责任更加重大，既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又要保证其机密性，特别是所运载的危险品，更要绝对的行车安全。这不仅是“采办”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责任，运输科和汽车队与押运排的责任更为重大，这就要靠大家高度的政治觉悟，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更要有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自我牺牲精神，才能完成这样的重大政治运输任务。
第四，做商车、司助、车主的思想工作。商车捎运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到延安，国民党检查很严格，且有危险性，商车司机怕出事怕麻烦不愿捎运进出边区的各种人员，尽管运输科、汽车队想了各种办法动员说服做商车司机的思想工作，但他们仍有一些顾虑。当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采办得知这一情况后，让运输科同志将车主、商车司机都集中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会议，林主席在会上亲自做动员工作，会下个别谈话做思想工作，讲清这项工作的重要性，鼓励他们捎运民主人士、青年学生作出的贡献，从而激发了司助人员和车主的积极性和爱国热情。
当捎运人员无座位时，司助人员主动设法在车间加座，特别是七贤庄汽车队、押运排护送我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和捎运国际友人、民主人士、青年学生进出延安，他们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护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刘伯承、董必武、王稼祥、张闻天、徐向前、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杨尚昆、博古等领导同志进出延安到西安，尤其是周恩来副主席几年来进出西安多达二十余次，其他领导多次路过西安。还有护送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着名大夫白求恩、侨胞领袖陈嘉庚、着名音乐家冼星海、进步人士李公朴等从西安进入延安。有趣的是，当时汽车队没有小汽车供领导们乘坐，不论官职多高，年龄多大，身体多弱，一律搭乘大卡车，安排在卡车的驾驶室乘坐，由押运副官照顾护卫，就是最大的关照和优待了。
有次，押运排副官朱云臣同志从延安护送周恩来外出工作，当车经过洛川县交通镇进入白区后，他想到首长的安全，觉得自己坐在驾驶室视线不开阔，不利领导的安全，于是就从驾驶室出来站到车脚踏板上，以保障首长的安全，当然自己是累点也有危险，首长也几次要他回到驾驶室，可他为领导安全，忘我劳动置生死于度外，自己一直站在汽车踏板上，一站就是二百五十里呀，直站到终点。
领导甚为感激他，朱云臣心里乐滋滋的，虽然自己苦点累点，保卫了首长安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还有一次，副官吕继才同志护送王稼祥等回延安，每到沿途宿营，为保障人员物资的安全，自己担负起检查、巡逻、警戒的任务，就是酷暑天气从不例外，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当车行至陕西宜君时，因下雨路滑，司机不慎将车翻在路侧的排水沟，就在这危机的当儿，吕继才为保护首长跳进沟里抢救王稼祥而自己身负重伤，首长安然无恙，吕继才住院治疗，当他病好出院时说：只要首长安全，我值得。不愧是人民战士的高尚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