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蜀军把他的遗体安葬在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南）。定军山是当年蜀、魏两国交战的战场，蜀军曾在这里大破魏军，斩杀魏国大将夏侯渊。诸葛亮不要求葬在蜀国都城成都，而是选择前方战场作为墓地，表达了他志在统一、壮志未酬、埋骨沙场的壮烈情怀。诸葛亮在遗嘱里还交代，他的丧葬应力求俭朴，依山形造坟，墓穴大小只要能容纳一口棺木就行。入殓时，只穿平日便服，不放任何陪葬器物。
诸葛亮一心为国，不谋私利，积劳成疾，死在与敌国交战的前线。他的去世，在蜀国上下，引起了巨大震动和悲痛。
后主刘禅速派大臣到定军山吊唁，宣读祭文，痛惜诸葛亮在事业即将成功之时，不幸去世。赐诸葛亮“丞相武乡侯”官印，并给予“忠武侯”的称号。后来，人们尊称诸葛亮为“诸葛武侯”。
为了寄托哀思，蜀国各地官吏、百姓纷纷要求给诸葛亮立庙纪念。后主把这事交臣下讨论，有人认为在成都立庙，跟昭烈帝（刘备）的庙建在一个地方，身份不相称，不妥，后主一时就未批准立庙。百姓听说不让立庙，心里更是难受。逢到纪念日，各地便有不少人私自在街头、田野上举行祭奠仪式。
后来，蜀国官员向宠等人联名上表，向后主申诉应为诸葛亮立庙，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自从汉朝以来，有小善小德的大臣死后，图像立庙也是很多的，何况诸葛亮的道德、功勋这样高，蜀国能维持不败，实是靠他的努力。现在不给立庙，让百姓到处私祭，不合表彰功臣的道理。”他们提出在定军山诸葛亮墓附近立庙，可让亲友按时祭奠。后主终于同意了这一提议，同意立庙，百姓们激动的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
诸葛亮去世后，不仅他的亲友、部下，万分悲痛，普通的老百姓也念念不忘他的德政。就连曾受过诸葛亮处分、撤职的官员，也很悲痛。在益州梓潼郡一个偏僻的山村里，有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听到诸葛亮病死的噩耗后，立即在自己的住所，设置了诸葛亮的灵位，摆上了祭奠用的果品，穿上丧服，跪在灵位前痛哭。这位老人，就是那位在诸葛亮北伐时运粮不力、假传圣旨、延误战机的前大臣李严。他自从被诸葛亮查清罪过、奏明后主、削职为民后，就被流放到老家梓潼郡。但是诸葛亮宽大为怀，仍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对他的儿子，照样信任，委以官职。保留了李严的全部田产、房屋、奴婢。还特意写信给李严的儿子，让他转告其父，要静心思过。李严想到诸葛亮一心秉公，不念旧恶，自己太对不起诸葛亮了。如果诸葛亮健在，自己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现在丞相一去世，还有谁来惦记着自己这个失去权势又名声不好的老人呢？看来自己官复原职是毫无希望了。他越想越伤心，又沉痛又失望，不久生了一场大病也死了。
诸葛亮去世后，即使在敌国，人们也不得不尊重这位声望极高的贤相。景耀六年（263），魏军三路进兵，大将钟会率军攻入汉中。汉中是诸葛亮生前长期驻军的地方，诸葛亮的墓地即在此，钟会知道后，立即派专人上定军山祭扫诸葛亮墓，还下了一道军令，严禁部下兵士在诸葛亮墓地附近放马、砍柴，表示对已故蜀相的敬意。
西晋时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是这样评价的：“诸葛亮作为丞相，安抚百姓，昭明法度，裁减官吏，制定合于时宜的制度，诚心对人，宣扬公道，忠心耿耿。有益于国家的人，虽有仇隙也一定奖赏；触犯刑律，玩忽职守的人，即使是亲友也一定惩罚；能诚心认罪吐露真情的人，虽然罪重也可以释放；狡辩抵赖掩饰罪过的人，即使罪轻也一定严惩；为善不论多么轻微，没有不奖赏的；作恶不论多么细小，没有不贬责的。各项事务精通熟练，处理事情能抓住根本，对人的考察根据名位要求做到符合实际，弄虚作假的人不予录用。终于使得蜀国境内的人都畏惧他又爱戴他，刑法政令虽然严峻，却没有怨恨他的人，这是由于他用心公平、劝诫分明的缘故。诸葛亮真可说是懂得治国之道的优秀人才，是和管仲、萧何同样杰出的人物。”
东晋末年，氐族人李雄在成都建立成汉（十六国之一）后，在成都少城为诸葛亮立了武侯庙。东晋大臣桓温灭成汉时，毁了少城，但保护了武侯庙。据说桓温在蜀地，问过一位经历过蜀汉时代的老人：“你看现在的人，谁能和诸葛亮相比？”
老人说：“丞相在世时，也不觉得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自从他去世后，没见到能同他相比的人了。”朴素的语言表达了老百姓对诸葛亮怀念之深。
诸葛亮之所以受到普遍敬重，还由于他是一位一生谦虚谨慎的政治家。“诸葛一生唯谨慎”，这在古代政治家中是十分宝贵的政治品格。诸葛亮身为丞相，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他深知自己如不谨慎，决策稍有失误，势必误国误民。他主张君主应实行“纳言之政”，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多闻多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这就好像有了更多的眼睛、耳朵，才能看得广，听得全，使人避免失误。
为了广泛听取下属的意见，他在丞相府内设了“参署”的机构，以“集思广益”。他多次表扬能提出不同意见的属下，采用他们好的意见；他多次要求属下“勤攻己缺”，直言指出自己的缺点错误。处理问题，发生失误，他绝不推卸责任，而是首先责备自己。
诸葛亮智谋很高，但是他不自以为是。他曾对部下说起，他当年未出山时，虽是年轻人，而能知道天下大势，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天分，而是因为能广交朋友，得到朋友的许多启发、教诲。朋友之间经常对各种政治问题切磋商量，甚至争论不休，但是大家都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以自己虽然天分不一定很高，见识却增长很快。
诸葛亮真正聪明之处，就在于他能虚心听取不同意见，把众人的智慧，集中起来，使自己变得更聪明。他认为自己“担子重，才能轻，办事缺点、漏洞很多”，所以决策之前，一定要广泛征求意见。如刘备征汉中前，诸葛亮征求了杨洪的意见，才下决心急速派兵支前。刘禅即位后，诸葛亮听取了邓芝的建议，派邓芝出使江东，与孙吴和好。南征时他主动征求马谡的意见，采取了“攻心为上”的策略……善于把众人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这正是诸葛亮智慧的源泉。
人们之所以敬重诸葛亮还由于他是一位能严格要求自己、不贪名利、为官清廉、注重品德修养的政治家。他一门三代，都是忠烈，可谓难得。
诸葛亮身居高位，对子女要求却很严格。
诸葛亮起初没有儿子，将他哥哥的次子诸葛乔过继来作为长子。他北伐时，让诸葛乔随军锻炼，和其他将领的子弟一起，率士兵在山谷中押运军需物资。做到与将士们“同甘苦，共荣辱”。诸葛亮自己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要求子侄也应如此。他给子侄写信要求他们“志当存高远”，要有博大的胸怀，远大的志向，向先贤学习，排除私欲，注意意志情操的培养，抛弃庸俗的东西，把自己锻炼成有所作为的人。
诸葛亮很注意读书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也要求子侄们注意读书学习。他在《诫子书》中说：“一个有品德修养的人是这样做的：以心静来修养自己，以俭朴培养美德。不清心寡欲就无法明确志向，没有心情宁静就无法达到深远的境地。学习必须心静专一，才干必须通过学习取得，不学习是无法增长才干的，没有明确的志向是不能成就学业的。放纵怠慢就不能精益求精，偏激浮躁就不能陶冶性情。年华随着时间飞驰，意志容易逐渐减退，如不趁年轻时努力，将要成为无用的枯枝落叶，不能投身社会接触实际，只能悲伤地呆在家里，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诸葛亮对自己的儿子、侄子教育是成功的。诸葛亮后来又生了一个幼子叫诸葛瞻，在他的严格教育下，诸葛瞻成长很快，成年后当官，为官清正，忠于国家。诸葛亮去世后，在魏军进攻蜀国时，他领兵抵抗，英勇战死。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虽然只有十几岁，也随军作战，听说父亲阵亡，叹口气说：“我父子深受国恩，只因没能及早铲除内奸，以致有现在的战败，而今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说完就骑上战马，冲人敌阵也战死了。诸葛亮一门三代，都是忠烈。
蜀亡之后，诸葛亮的名声反更大，身价反而愈高。晋王司马昭在灭蜀以后，立即就叫陈勰学习诸葛亮兵法，其子晋武帝司马炎还亲自向蜀汉降臣樊建请教诸葛亮治国之方，而司马懿早就称赞诸葛亮为“天下奇才”了。对诸葛亮的推崇，晋代开国的司马祖孙三代算是给后世开了先河。
从晋代开始，历代都在给诸葛亮升官晋爵，赐庙加号。晋封武兴王；唐封武灵王，并赐庙；宋赐“英惠庙”，加号“仁济”；元代则更追封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明代朱元璋钦定“帝王庙”，选从祀名臣37人，“忠武侯与拥焉”；清代不但把许多纪念诸葛亮的胜迹古祠加以整修建新，供人瞻拜，而且每年春秋祭孔庙时还以诸葛亮从祀。
历代统治集团更是对诸葛亮推崇备至。晋武帝对诸葛亮的治国之法很是称道，感叹地说：“我要是有诸葛亮辅佐，怎么会像今天这样劳累啊！”唐太宗李世民曾多次向臣下称道诸葛亮治国的忠勤，他认为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有“贤相”诸葛亮为政“至公”，要房玄龄等大臣效法诸葛亮“公平”治国。宋代大学者朱熹认为：“论三代而下，以义为之，只有一个诸葛孔明。”简直把诸葛亮称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清代康熙帝赞叹说：“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乾隆帝亲撰的《蜀汉兴亡论》，大发“用贤与不用贤，关系国家存亡”的议论，对诸葛亮推崇备至。至于各朝文人骚客，武将名流，争相为诸葛亮著书立说作传，歌功颂德，更是蔚然成风。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诸葛亮的颂扬，自然有着他们本身的政治目的，但是，诸葛亮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人治较为完备的成功者，有两点是被后世公认的：一是他忠于信念，矢志不移；二是他谦虚谨慎、克己奉公。前者反映他积极进取的精神品格；后者表示他尽瘁终身的思想作风。这永远值得后人追缅和学习。
“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往事越千年，诸葛亮所处的三国乱世早已成为历史，但诸葛亮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却是永垂后世的，他运筹帷幄、神机妙算的谋略大家的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