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对宁夏城（今银川市）的建设记载见于唐《元和郡县图志》：“怀远县……本名饮汗城，赫连勃勃以为丽子园。后魏立为怀远县。其城仪凤二年为河水淹损，三年于故城西复筑新城。”可见，今银川老城肇建于唐仪凤三年（678年），距今已有1330年的历史。西夏时，李德明、李元昊父子重修唐代“复筑新城”而居，至西夏建国时，定为都城，为兴庆府城。西夏对兴庆府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明《宣德宁夏志》载，“旧城未知筑自何代？周回十八余里，东西长倍于南北，相传以为人形。”据有关学者考证，“相传以为人形”的“旧城”就建于西夏早期。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长期坚持战斗于陕甘宁地区，元朝参知政事哈耳把台认为形势不稳，人不安居，城池难守，遂弃宁夏城西部，修筑东部防守，周回九里余，是为明代的宁夏镇城前身。
明代的宁夏镇城有4个城门，东称清和门，南称南薰门，西称镇远门，北称德胜门，均含有一定的意味。
清和，代表吉祥。东方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古代以东代表主位，意味着一种升平气象。《汉书·贾谊传》就有“海内之气，清和咸理”之句。清和门地处今银川市原东大街尽头与109国道连接处。
南薰，代表和气、和谐。古代称风有八方之风，简称“八风”，东南为熏风，东北为炎风，东方为滔风，南方为巨风，西南为凄风，西方为风，西北为厉风，北方为寒风。白居易《首夏南池独酌诗》就有“熏风自南至，吹我池上楼”的名句。今银川南门广场城楼就是明代宁夏镇城南薰门，为自治区级重点保护文物。
镇远，有镇压、征服之意。明代宁夏镇城之西，越贺兰山即入大漠，为蒙古民族所居，明廷视为边患，征伐不断。宁夏镇城西门以“镇远”命名，意味着征服西部，直至大漠遥远的地方。宣德年间，尚未对宁夏镇城进行扩建，镇远门旧址应在今银川市解放西街工艺美术大楼段。
德胜，有恩威并施，以怀柔之策克敌制胜之意。明代，宁夏镇为九边重镇之一，北边有劲敌蒙古鞑靼、瓦剌部，与明军常年交战，为最大的边患。德胜门地处今银川市民族北街尽头。
又据《弘治宁夏新志》等明代方志载，明正统九年（1444年），因“生齿繁众”，遂修复元末放弃的“西古城”。新修的宁夏镇城有城门6座，南门增加了光华门，在南薰门之西，北门增加了振武门，在德胜门之西。此时的宁夏镇城，“池阔十丈，水四时不竭，产鱼鲜菰蒲”，各城门均建有城门楼，“楼皆壮丽”，“雄伟工绝”，与产鱼鲜、蒲草的护城池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清代，宁夏府城因袭明制，本来没有什么变化，但乾隆三年（1738年），宁夏发生大地震，“城垣尽倾圮”。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下拨银款95.3万两，另筑城垣，建楼浚池。当年五月兴工，次年六月告竣，共用帑银31.45万两。重新修筑的宁夏府城6个城门沿用明代旧名，府城用砖石包砌，规制较旧城范围有所缩小，因为在重新修筑府城之前，川陕总督鄂弥达曾向朝廷建议：“宁夏旧城身薄，址又近水，请照满城高原之式，于旧址内收进二十丈建筑。”清廷表示同意。银川古城格局、规制从此定型下来。
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863年12月4日），回民反清义军从振武门攻入府城，事后即“将是门封闭焉”。宣统三年（1911年）十一月，宁夏革命军响应武昌辛亥革命首义，举行暴动，推翻了宁夏清廷当局，但战火焚毁了南薰门城楼，北门城楼亦遭破坏。民国建立，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曾捐资修复北门城楼，又与宁夏道尹陈必淮共捐资集款，督促宁夏县知事余鼎铭监修南门城楼。马鸿逵入主宁夏，将别墅建在南门外，便有风水先生建议，把南关门重新恢复为双门，取马氏家族“出将入相”之意。马鸿逵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将新建的城门关楼命名为“胜利楼”。
银川古城墙与城门楼等建筑物，在宁夏解放前后，除今银川公园保留下的几段残墙和南薰门，其他被陆续拆除，成为凤城人民心中一件永远的憾事，给历史文化名城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地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依以上举例佐证，宁夏地名是宁夏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真实写照，从而也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对区域地名文化的研究和了解，可以为现阶段行政区划的调整、政区的命名、经济发展区域或生态带的划分提供参考、拓宽思路的依据，更有利于当地旅游文化的定位与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像“中宁枸杞”“盐池滩羊”“大夏贡酒”“贺兰山干红”等一些名牌产品的开发同样深受宁夏区域地名文化的影响。另外，区域地名文化还具有形象、生动、故事丰富且耐人寻味的一面，与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地方名人等，共同为人们提供了优秀的教育素材。地方志书对地名文化的记录，不仅反映着地名的沿革，起到了“存史”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起到了“教化”的作用，只是我们没有很好地进行整理、研究、开发利用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