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雇员主导的工作场所退休计划、自动个人退休金账户和其它措施提高退休保障。 雇员主导的工作场所退休计划（如401(k)s计划） 和自动个人退休金账户应以相同的核心原则——哪些通知美国人的、在零售市场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综合措施加以管控。美国的改革计划要求这些退休计划必须透明，提供关于风险、收益和人们可以用来作出决定的、真实条件下的、不同投资选择的费用的信息；必须简单，目的是使储蓄和投资的决定简便易行，如提供自动的方便；必须公平并且不存在损害雇员的利益冲突（诸如那些影响第三方供应商的利益冲突）；退休计划发起人以及向退休计划提供服务或向私人雇员（如雇员投资管理）提供服务的其他组织必须是负责任的并接受适当的监督；使储蓄和投资的决定简便易行的高质量退休计划应当使所有的工人有获得机会。
退休保障领域中有一些其它关键问题需要加以解决。美国计划探讨这些方法：如何鼓励使用自动功能从而增加401（k）计划的参与、改进401（k）计划中的储蓄和投资行为、从整个退休体系中恢复更多的生命期收入——运用固定养老金收益计划、固定缴款养老金计划和个人退休金账户计划。总的目的是降低成本，如投资费用；调查研究如何更好地维护退休储蓄，减少退休计划的“渗漏”；探讨如何加强固定养老金收益计划体系。
（四）给提供政府应对金融危机所需的工具
在过去的两年里，美国的金融系统遭遇了大型的、相互关联度最高的金融公司破产或近乎破产带来的威胁。虽然现有的系统具有一定的用以处理银行破产的运行程序和专门知识，但当某个银行控股公司或其他非银行金融公司遭遇严重的困难时，目前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获得外部资本要么申请破产。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这些都是合适的选择，不会对金融稳定产生更大的影响。然而，在形势严峻的条件下，这个系统无助于那些陷入困境的金融企业募集足够的私人资本。因此，大型的、相互关联度高的银行控股公司或其他非银行金融公司在金融危机期间破产或近乎破产时，只有两种左右摇摆的选择：要么获得来自美国政府的紧急资助，如美国国际集团，要么申请破产，如雷曼兄弟。无论那种选择都不是应对金融公司生死存亡的有效方式，也不是遏制系统性风险扩散、降低纳税人负担的有效办法。 美国财政部建议，仿照现存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权力，给政府以新的授权，当金融体系的稳定处于风险之中时，允许政府来解决银行控股公司或其他非银行金融公司潜在的破产问题。为了改善使用其它应对金融危机的工具时的问责制，美国财政部还建议，联邦储备委员会依据其“非正常和特殊情况”下的紧急贷款发放授权需事先得到财政部长的书面批准。
1.给濒临破产的银行控股公司包括一级金融控股公司建立一个解决制度
如果一个无序的解决制度将对金融体系或经济产生严重不利的影响，就需要创立一个解决制度，以避免银行控股公司和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的无序破产。在联邦存款保险法案的框架下，这个解决制度将补充（而不是替代）并仿照现存的、对参保存款机构的解决制度。
由于非银行金融公司、包括银行的分支机构或其他参保存款机构避免无序破产缺乏一个法定的框架，因此，联邦政府对即将破产的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和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反应是复杂的。由于缺乏这样一个框架，若要避免贝尔斯登和美国国际集团的无序破产，政府的唯一途径是利用联邦储备委员会贷款的权力。而这个机制不足以防范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一起足以证明非银行金融公司的无序破产对金融体系和经济的破坏性有多么之大的事件。由于这些原因，美国拟创立一个解决制度，当金融体系处于危险之中时，允许破产的银行控股公司包括一级金融控股公司有序的解决。 这项解决制度不会取代正常情况下的破产程序。破产制度仍然美国是占主导地位的处理银行控股公司失败的工具。这项解决制度是仿照了载于现有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解决制度内的“系统性风险例外”。这一例外允许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当金融稳定处于危险之中时，从最低成本解决标准离开且只能用于非常时期并将受制于非常严格的管控程序，这个程序将由财政部或联邦储备委员会发起。 美国财政部认为该程序也可以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发起，或者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起——如果该破产公司最大的分支机构是一个证券经纪交易商或证券公司。依据特别解决制度是否要处置一家破产公司的决定权属于财政部，财政部要想动用这项权力只有经过与总统咨询之后、得到联邦储备委员会三分之二的成员的书面建议之后并且征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三分之二的成员同意之后才行，但是，如果那家公司最大的分支机构（以总资产衡量）是一个证券经纪交易商，而且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会并不需要核准，那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三分之二的委员必须批准。如果那家破产公司包含有一家保险公司，那么财政部旗下的全国保险办公室将向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会就保险的具体事项提供咨询。要引用这项权力，财政部必须确定：（1）该公司已经违约或正处在违约的危险之中：（2）公司的破产和对其适用的法律解决将对金融体系或经济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3）政府使用这项特别解决制度将避免或减轻这些不利影响。 依据特别解决制度处置一家破产公司的决定权也应属于财政部。财政部能用的工具应该包括为破产公司建立破产保护或破产托管的能力。这项特别解决制度还为前述能力提供稳定破产金融机构的准备（包括进入破产保护或破产托管的）——通过向该公司提供贷款、购买该公司资产、为该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或进行该公司的股权投资。 在选择可利用的工具时，财政部将考虑为减少对金融体系或经济潜在的不利影响而采取的行动的效力、行动给纳税人造成的费用和行动对增加道德风险的潜在的影响。
一旦财政部决定建立破产保护或破产托管时，它通常任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作为破产保护人或破产托管人去行事。如果该破产公司（以总资产衡量）最大的分支机构是一个证券经纪交易商或证券公司，那么财政部应有权任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作为破产保护人或破产托管人。牵涉到该破产公司在国外的分支机构的处置时，该破产保护人或破产托管人还需与外国政府当局进行协调。
给参保存款机构、证券经纪交易商的客户和期货佣金商以及依据联邦或州法律框架内的保险投保人提供的现有的客户保护措施将继续保持下去。破产保护人或破产托管人对该金融公司应具有广泛的采取行动的权力，例如，它应该有权力控制该公司的运营，或把进入破产托管程序的公司的全部或任何部分的资产出售或转让给一个过渡机构或其他实体。这也包括将该公司的衍生产品合约转让给一个过渡机构从而避免该公司的清算对手方（如果破产托管人是任命的，不管清算对手方终止合同的任何合同权利）终止合同。该破产保护人或破产托管人也有权力进行重新谈判或拒绝履行该公司的合同，包括与公司雇员的合同。
作为破产保护人或破产托管人的实体必要时将获授权向财政部贷款，用于资助依据这项特别解决制度行使这项权力，财政部也将被授权发行公债，用以资助任何此类贷款。任何此类贷款的费用，将从银行控股公司的评估收入中支付。 这种评估将以总负债（不是评估资助其他联邦或州的保险计划的负债）为基数。此外，考虑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这项特别解决制度中对银行控股公司的作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将有权获得由联邦储备委员编写的关于任何银行控股公司的任何考核报告，并且拥有对银行控股公司备份的考核权。
2.修改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紧急贷款权力
美国财政部拟提出立法建议，修改联邦储备法案第13节第3款，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依据其“非正常和特殊情况”下的权力向个人、合伙企业或公司的任何信贷延伸都需事先得到财政部长的书面批准。
联邦储备法案第13节第3款规定在“非正常和特殊情况”下，联邦储备委员会经5个或5个以上成员表决，就可以授权联邦储备银行向任何个人、合伙企业或公司提供贷款。对这种贷款权力的唯一的限制是任何此类贷款必须由联邦储备银行保证或担保并且联邦储备银行必须取得证据证明那些借款人无法从银行取得“足够的信贷舱位”。 在最近的金融危机期间，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保护金融体系和经济好几次使用了这个权力。它贷款给私人金融机构以避免其无序破产（例如，美国国际集团）。在许多领域（例如，投资银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商业票据发行商）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提供了流动性便利，以增强信心和增加流动性。进一步而言，它创造了旨在激活证券化市场的流动性便利，进而恢复给消费者和企业的贷款，而这些消费者和企业正是依赖于这些证券化市场获得信贷的。 目前联邦储备委员会有权发放这类贷款而无需财政部长的批准。实际上，在危机期间它利用其联邦储备法案第13节第3款规定，每次发放贷款都寻求并得到了财政部长的批准。确实，旨在激活证券化市场的流动性便利的这些贷款，涉及到使用问题资产救济计划（TARP）基金作为联邦储备法案第13节第3款规定的贷款的保证并且这些流动性便利是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联合设计的。为了以后给依据联邦储备法案第13节第3款规定的贷款提供适当的问责制，联邦储备法案第13节第3款规定的贷款权力将受制于财政部长事先的书面批准。
（五）提高国际监管标准与加强国际合作
正如在这次危机期间已经显现的情况，金融压力可以轻松快捷地跨越国界蔓延。然而，监管法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制定。没有一致的监管，金融机构往往会将它们的业务活动转移到监管标准宽松的司法管辖区，展开一种冲向监管标准底线的竞赛，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美国试图通过G-20峰会、“金融稳定署”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努力协调国际金融政策，推进符合美国国内金融监管改革利益的进程并就这四个核心问题达成国际共识：监管的资本标准；监督全球金融市场；活跃的跨国金融公司的监管和危机预防和管理。2009年4月在伦敦峰会上，G-20峰会领导人发表了一份包含8个部分的宣言，概述了金融监管改革的一项全面计划。
1.加强国际资本框架
美国建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采取以下措施继续修改和完善BaselⅡ（资本新协议），制定更加准确的适用于交易账户和证券化产品的风险权重，引进补充性杠杆比率并改进对资本的定义。美国也敦促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完成对BaselⅡ框架的详细审核，以减少其顺周期效应。
第一，198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巴塞尔协议通过国际性一致的监管资本要求，为加强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健提供了一个框架。由于原巴塞尔协议的弱点变得日益明显，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了一项新协议，被称为BaselⅡ。美国尚未充分执行BaselⅡ，他们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显示出BaselⅡ框架的弱点，因此，美国敦促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10年努力改善针对交易账户和证券化风险暴露的监管资本框架。
第二，美国敦促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加强监管资本的定义，以改善资本的质量、数量和国际上的一致性，敦促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实现资本定义和谐化的指导方针，并与2010年提出最低资本水平的建议。
第三，美国敦促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一个简单、透明、不是基于模型的杠杆信贷措施，同G-20伦敦峰会领导人提出的建议保持一致。 第四，美国敦促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与会计标准制定机构协调，以便执行G-20伦敦峰会的建议，减轻周期性，包括要求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建立资本缓冲器以使银行可以在形势恶化时能挺得住。
2.改进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监督
美国试图敦促各国当局推进信用衍生产品和其它衍生产品市场的标准化和已经得以改进的监管，特别是通过中央清算对手方的运用、与G-20峰会的承诺保持一致、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来实现这一监管目标。
G-20峰会领导人同意推动信用衍生产品的标准化和中央结算，并呼吁业界在2009年秋季就此制定一个行动计划。美国国内的市场参与者搞了个在北美使用的标准化合同，成立了几个全球性的中央清算对手方，用于信用衍生产品的结算。
3.加强对国际活跃金融企业的监管
美国要求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各国执行G-20伦敦峰会的承诺，以便通过监管联席会议的成立及其持续的业务发展，加强对全球性金融公司监管的国际合作的制度安排。
美国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凸现了一个持续的跨国信息共享机制的需要及国际监管机构之间就重要的全球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协作的需要。
4.改革危机预防和管理的权力和程序
美国建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抓紧改进全球金融公司的跨境处置机制，尽快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美国也敦促各国改进信息分享的制度安排并贯彻金融稳定理事会有关跨境危机管理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