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无为而治”思想为指导，高祖实施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其中包括：制定汉律，由萧何定律令，韩信定军法，张苍定历法及度量衡程式，叔孙通定礼仪；以汉律取代秦法，使人民得以在比较规范的律令下生活，有了一种安定感和安全感。封王列侯，分封功臣和刘姓子弟为王、侯，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国郡领地，其他官吏亦分有田宅供养，使他们搜刮民财的行为有所收敛。重农抑商，鼓励复员士卒、流民及恢复自由的奴婢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并分给土地；而对商贾及其子弟则作了不得为官、不得拥有土地、不得过豪华生活和加倍征赋等严格规定。整顿税制，较多地减轻了田租即土地税，以促进农业的发展。对匈奴、两越实行“和亲”、羁縻政策，为动乱已久的国内赢得一段休整时间。
从沛县回到长安后，由于东征英布时所受的箭伤发作，不愿医治的高祖，在对身后的人事作了安排之后，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在长乐宫逝世，葬于咸阳北原（即五陵原）上的汉陵。汉陵自高祖落葬起，在西汉的十一个帝王中，除文帝和宣帝外，其余九个皇帝都葬于此，其中高祖的长陵、惠帝的安陵、景帝的阳陵、武帝的茂陵和昭帝的平陵等五座陵墓建造得最豪华，故有“五陵”、“五陵原”、“五陵少年”等称谓。在埋葬着汉高祖的长陵西，有吕后冢及其子惠帝的安陵，附近还葬有汉初的许多权贵人物。
不过，伟人是靠生前的事业和贡献而传世，并不是借权势和地位而不朽的，至于富丽堂皇的陵墓就更不可能成为勋业的象征，对于多数暴君庸帝来说，宏伟的陵墓倒似乎成了诉说他们罪恶的历史记录。
到了唐代，汉陵上面那些规模宏伟的城垣宫殿均已荡然无存，汉帝诸陵也都遭到严重的盗窃和破坏，只有连绵起伏的陵丘仍在经受着风雪雷电的考验。唐人唐彦谦途经汉陵，看到当年自谓“提三尺剑取天下”
而威武一世的刘邦陵墓，已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被“愚民”盗掘，感喟不已。朝代更迭，世变事迁，高祖故里本已不存，原庙亦早荒湮，如今连最后一片安身之地也未能得以保存，诗人只能以一首小诗《长陵》对之祭奠了：
长陵高阙此安刘，附葬累累尽列侯。
丰上旧居无故里，沛中原庙对荒丘。
耳闻明主提三尺，眼看愚民盗一。
千载腐儒骑瘦马，渭城斜月重回头。
三
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在击败英布叛乱军后，高祖路经家乡沛县，在沛宫召集旧友故人和父老子弟一起饮酒。酒酣之际，他击筑自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一曲《大风歌》，寥寥三句，意味深长，唱出了刘邦身为威加海内的帝王荣归乡里时的那种喜悦得意的心情，也唱出了他期盼更多的勇士来保卫大汉王朝的强烈愿望。后人在高祖作歌处筑台立碑，名为“歌风台”，以表示对这位汉朝开国皇帝的敬仰。然而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宋诗人张方平在《题歌风台》中就对高祖提出责问：既然你连杀了韩信、彭越、英布三个猛士，还要寻求更多的猛士干什么呢？
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感慨《大风诗》。
淮阴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为？
颂扬也罢，批评也罢，谁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常被讥为“无赖”
的刘邦，虽然在年青的时候学之甚少，然而却并不是不学无术。人们在后来的楚汉战争和西汉立国的实践中，惊讶地发现了这个农民子弟的见识和才能，但最使人钦佩的则是他的用人之道。不读书的刘邦却能尊重和信服读书人，并将他们的有益主张用于自己的统治实践，这是他比一般饱学多识的帝王的高明之处。
在刘邦定天下和治天下的过程中，一些读书人起了很大作用，其中如陈平、叔孙通、郦食其、陆贾等，无不以自己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军事策略，为刘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贡献，而这些人中不乏通过招降纳叛而加入汉营者。以“高阳酒徒”自居的郦食其和提出“无为而治”思想的陆贾，是两位曾惹刘邦生气或被他痛骂过的读书人，但最终都为刘邦所容纳和重用，并先后成就了他的事业。
自谓“高阳酒徒，天下壮士”的儒生郦食其，在擅自闯进室内时，见刘邦正坐于床边使两女子洗足。郦食其进去后仅作长揖而不拜，并说：您是想帮助秦国攻打诸侯呢，还是想率领诸侯灭秦国呢？刘邦闻言怒骂，而镇定自若的郦食其不仅毫无畏惧之意，反而批评他在反秦用人之际，不应以这种倨慢不礼的态度接待长者。于是刘邦立即停止洗脚，更换衣装，以上宾之礼接待郦食其。
刘邦一向瞧不起儒生，自从接见这个高阳酒徒后，才深知欲成其大事，需用天下儒生为之出谋划策，不然就难以夺取天下。郦食其在后来的楚汉之战中，也的确不负刘邦之望，曾说服齐王率七十二城降汉。郦食其被刘邦封为广野君，其弟郦商亦被重用为将，率兵数千人，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酒徒竟然成为刘邦创业初期的重要谋士之一，使志在报国而怀才不遇的李白感叹万分，诗人在其代表作《梁甫吟》中，以此事和西周时期八十岁得遇文王的吕尚（姜子牙）之事为例，抒发了胸中的忿懑，也述说了先贤和古事对自己的慰藉：
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
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
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
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
楚人陆贾以幕僚宾客的身份随从高祖平天下，以善辩会道著称，不离高祖左右。在皇帝面前，他时常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弄得高祖很是不悦，骂道：你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背上打出来的，用得上那些《诗》《书》吗？对此，陆贾并不服气，反问高祖说：
马背上可以打天下，马背上能否治天下？接着向他谈了一通“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的史实，又问：如果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仁义之道，效法先圣，那么陛下您又怎么能取得天下呢？高祖听了这番议论后，尽管心中不快，但却感到言之有理，遂命陆贾写《新语》十二篇，论述历代兴衰存亡的征兆和原因。清人张干曾以《长陵怀古》诗称誉高祖，诗云：
马上飞龙诧乃公，殿前功狗困群雄。
山河有分归隆准，今古无人续大风。
二水带围松柏路，诸陵星拱鼎湖宫。
竖儒漫说闲丘陇，祀典皇家累世崇。
“马上飞龙”一句，指的就是陆贾问高祖的那句话；而“殿前功狗”，说的是高祖在封赏功臣时的话。由于当时萧何受封赏最高，一些功臣不服，去问高祖。高祖作了一个打猎的比方，将功臣们比作追杀野兽的功狗，而萧何则是发踪指示的功人，他说：“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得走兽耳，功狗也。至于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孰功孰过，奖罚分明，也从一个侧面显出了高祖成功的用人之道。
天下平定之后，高祖在洛阳南宫设宴时问在座的列侯诸将：“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有人回答说，因为陛下您能将攻下和降服的地方分封给功臣，使将领同享利益。高祖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张良、萧何、韩信也因此被称为“汉初三杰”。
“汉初三杰”，各有所长，又同心协力地辅佐刘邦，打下了大汉四百年的天下。其实，这三个人在秦朝的时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其中萧何是沛之小吏，当过泗水郡卒史；张良虽是韩国权贵的后裔，但因行刺秦皇未果而沦为东躲西藏的逃犯；韩信更是一个以做小贩为生并受“胯下之辱”的穷人。秦朝君臣做梦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三个在他们眼中猪狗不如的小小百姓，竟成了兴风作浪并将他们置于灭顶之灾的天兵神将。然而如果没有刘邦的知人善任，三杰的智商和武艺再高，也只能成为埋于沙土中的黄金。
但是刘邦也和历代帝王一样，在成功地登上帝座之后，就使出了过河拆桥的伎俩。知人善任与兔死狗烹的用人政策，是开国皇帝手上的一把双刃剑，最早使用这把剑的君主，大概是第一个冶炼和使用“越王剑”的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在实现了灭吴称霸的野心后，首先对为灭吴复国作出重大贡献的大夫文种下了毒手，留下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的历史古训。刘邦不读史书，却熟谙此古训；而韩信力敌千军，却难逃这一劫。身居淮阴侯的韩信在汉朝建国后没过多少享受的日子，就成了刘邦的刀下之鬼，而且还遭夷灭三族的株连。
刘邦重用韩信，实际上对韩信又早存戒心，这也许正是他“知人”的高明之处；他装得若无所知地对这个有野心的将才封王列侯，恰恰表现了他“善任”的聪明。早在楚汉战争时，韩信在扫平齐地后，要求刘邦封他个假王。刘邦大怒，破口欲骂，张良、陈平见状赶忙踩其脚，耳语说，当今用人之际，不能拒绝。刘邦立即领悟，改口骂道：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当就当真王，当什么假王！当即派张良赴齐封王。明人常伦在《过韩信》诗中的“祸奇缘蹑足”之句，指的就是此事：
汉代推灵武，将军第一人。
祸奇缘蹑足，功大不容身。
带砺山河在，丹青祠庙新。
长陵一土，寂寞亦三秦。
诗人显然是为韩信感到不平。汉初封功臣时，皇帝曾信誓旦旦地说，即使黄河淤塞如衣带，泰山崩塌如砺石，所封之国也会永久保存。然而你高祖是如何处置这“将军第一人”的呢？不知是对政治斗争的真不懂还是佯装不懂，诗人似乎表现得十分天真或无知。
诗中还幸灾乐祸地讥讽高祖：被你冤杀的韩信，如今还彩饰未褪地端坐庙中，恰恰是你和被你封王的三秦降将的陵墓，却都已变得如此寂寞荒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