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以“专务以德化民”作为其治国安民的方略。他的一系列诏令，从不同的侧面折射了一代明君的仁爱之心及俭朴之德。例如关于废除连坐法和肉刑的两个诏令，体现了汉文帝不株连无辜、不摧残肉体的人道精神；而实施与匈奴和亲的政策以及为减轻灾民负担的一系列措施等，又都贯穿了他爱民节欲的思想。特别令后人称颂的是汉文帝在个人及内宫嫔妃的生活方面省俭克奢的作风，据《史记》称他在位多年，但“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又说他曾想造一露台，但听说需用百金，就对臣下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遂作罢。他特别要求为自己所建之陵，薄葬省繁，从简行事，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以德政著称于史的汉文帝逝世之后，继位的刘启排行也是老四，是为孝景帝。在汉景帝执政的十六年中，汉文帝制定的国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文景两代皇帝统治时期，汉朝廷在政治上取得了对诸侯国斗争的胜利，汉景帝进一步果断地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加强了中央集权，出现了“天下怀安”、国家初步安定的形势。在经济上由于进一步调整政策，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使社会经济由恢复而迅速发展。汉初时米石万钱、天子出门找不到四匹同色马、将相出门只能以牛车代的困窘凋敝时代一去不返，代之以一派繁荣富饶的景象：钱满国库，钱串子朽了连散钱都无法计算；粮满太仓，菽粟陈陈相因以至于腐败。文、景父子的近四十年统治，开创了西汉前期著名的“文景之治”局面。
然而皇帝毕竟是皇帝，在历代唯我独尊的帝王中，哪个没有无端生疑、兔死狗烹的缺德行为？汉初帝后先后冤杀重臣和异己，而且仿佛承袭了先帝汉高祖的遗风，连德莫大焉的汉文帝也不可免。周勃、周亚夫父子是先后为刘汉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大功的汉初重臣，周勃固然是汉高祖留有遗嘱、寄予厚望的汉室栋梁，而治军谨严有方的周亚夫，又深得汉文帝赏识，文帝在临死前曾告诫太子：“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可是这两个分别为先帝看好的父子重臣，均因权势太大而成了新一代皇帝的一桩心病，最终都以身陷囹圄作为官宦生涯的句号，周亚夫还在狱中绝食而死。
在文景时期，失去周勃父子那样的汉室功臣还不能称为重大损失，而失去两位重要的政论家、思想家贾谊和晁错，不论对于当时还是对于历史来说，都是一个真正的悲剧。贾谊的《治安策》和晁错的《削藩策》，先后向文、景二帝提出了事关汉王朝兴衰存亡的奏议，他们的主张对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王势力、发展封建经济起了重要作用。文帝曾经十分赏识贾谊的思想和才能，但禁不起大臣周勃、灌婴等对他的诋毁，终于将他逐出京都，贬为长沙王太傅。文帝这一失误之举，多少年后引起唐、宋文人的议论纷纷，不过宋代的王安石却独得己见，他认为贾谊的不少谋略已被文帝采纳，说明这位君王并无“薄贾生”之意，人才是否受到重视应该看其主张有无被采纳，而不在于爵位的高低：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比起贾谊来，晁错的命运就惨得多了。由于他的削藩建议引起诸侯王的恐惧和仇恨，吴、楚七国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反叛中央，为保帝位，欲与叛军妥协的汉景帝诏令腰斩晁错，一个忠心耿耿的重臣就这样黯然地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尽管贾谊、晁错、周勃、周亚夫等西汉前期功臣们，一个个成了刀下冤鬼，但是他们为之倾注心血和献出生命的汉王朝，却转危为安，并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勃勃生机。当然汉初历来被视为盛世时期的“文景之治”，终究还是文、景二帝特别是汉文帝的功绩。在汉景帝之后继位的汉武帝，是一位在史书上被冠以“雄才大略”称誉的帝王，在他的统治下，西汉前期的繁盛局面继续维持和发展了半个世纪。
如果没有西汉前期“文景之治”的基础，任何雄才大略的帝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创作巨制；然而如果没有历史的偶然性和戏剧性，秦川土地上也许不会出现一代大帝汉武帝。先后在古都长安面南称孤的汉武帝刘彻和唐太宗李世民，其实都是不该继位的皇帝。所不同的是，李世民编导了一场“玄武门之变”的武戏，通过诛兄逼父而夺取政权的；而刘彻的上台则起因于一出“金屋藏娇”的爱情文戏。
不管从哪一方面说，刘彻都没有条件继位成为刘汉王朝的皇帝。
这不仅因为他并非汉景帝的长子，而且生母王氏是改嫁入宫而被封为“美人”的，还与前夫生有一个女儿，后来她幸运地成为皇后，其经历在历代皇后中也可谓绝无仅有了。当公元前156年刘彻在长安降生时，汉景帝宠爱的栗姬之子刘荣就已被立为太子，而刘彻在四岁时仅被汉景帝赐封了一个普通的胶东王。刘彻自小聪慧，善解人意，据班固《汉武故事》载：胶东王刘彻数岁时，其姑母长公主嫖“抱置膝上，问曰：
‘儿欲得妇不？’胶东王曰：‘欲得妇。’长公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问曰：‘阿娇好不？’于是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
“金屋藏娇”不过是刘彻少时不负责任的许诺，然而却成就了他的荣耀帝位和一生伟业。景帝姐刘嫖为将女儿阿娇嫁给刘彻并成为皇后，就竭力想把刘彻推上太子的位置，于是在景帝面前竭尽挑拨之能事，使栗姬终于失宠自杀，刘荣也被废为临江王，而刘彻则取而代之成为太子。公元前140年，十六岁的刘彻正式登基，是为汉武帝，定国号为建元，开始了长达五十四年的帝王生涯。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在一个偌大的封建国家中，要坐上看似如此庄严而重要的帝位，有时候竟像魔术师变戏法般地简单和轻易。其实这种变戏法，万变离不开内讧或内残的实质；而老皇帝这种“抛彩球招婿”式做法的后果，对于国家的命运来说，其实是一种可怕的赌博。
不过这次汉景帝的押宝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刘彻即位之后数十年的文功武治，将乃祖刘邦开创的刘汉王朝推到了繁荣昌盛的顶峰。作为汉武帝的恩人，阿娇如愿以偿地做了皇后，即陈皇后。陈皇后曾宠极一时，但好景不长，不久就失宠了。为了以情唤起汉武帝情感的醒悟，她重金聘辞赋才子司马相如代她的语气写了一篇委婉曲折的《长门赋》，又采用女巫楚服的法术“令上意回”，但种种努力不仅失败，反而得罪了汉武帝，因而成了幽居于长门宫内的“废皇后”。大诗人李白的乐府诗《妾薄命》，写的就是这一幕爱情悲剧：
汉帝重阿娇，贮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
宠极爱还歇，妒深情却疏。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
四
由于“文景之治”把汉王朝推上了繁荣富强的顶峰，既使汉武帝得以顺利地文治武功，又让他能够为所欲为地大肆挥霍。
拥有无限的权力，面对巨大的财富，任何封建帝王都无法拒绝声色犬马的诱惑，汉武帝也不例外。他多次大张旗鼓地巡行全国，封祭泰山，所过之处，挥金如土地散财赏赐。他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扩建皇宫花园上林苑，开凿昆明湖，建造首山宫、明光宫、建章宫等豪华殿宇。他奢侈好色，后宫供其所用的美女已多达七八千，还要四出猎艳。他求神信鬼，追求长生不老之术，不仅贻误国事，而且大量钱财为方士所骗。如果单就其孽迹而言，武帝似乎正在亦步亦趋地沿着秦始皇的足迹，重蹈亡秦之覆辙。
张骞出使西域归来，曾向汉武帝介绍一种奇异的大宛“汗血马”。
汉武帝本来就好马，又受身边方士的蛊惑，以为这种马就是西方的天马、神马。为了得到这种梦寐以求的马，他竟然兴师动众，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二度出征大宛，连通途上的楼兰（新疆罗布泊南）、姑师（新疆吐鲁番雅尔和屯一带）等小国也成了城门池鱼。两次大战打了好几年，士兵死伤无数，大宛终于被迫求和，送武帝几十匹汗血马和三千多匹好马才算了事。得到这些天马以后，汉武帝兴奋地作了一首《西极天马歌》：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尽管这次远征带来了一个汉武帝未曾预料到的客观效果，就是使汉朝和西域之间的商路得以正式开辟，但是汉武帝可曾看到，为了他的所好，在大漠和雪山上，“新鬼烦冤旧鬼哭”，新增了多少白骨？而在他的国库中，又流走了多少白花花的银子呢？
汉武帝的荒唐事何止此举，一心想万寿无疆地活下去的他，命方士炼丹砂为黄金以服食。面对如此愚昧的皇帝，方士巫师纷至沓来，各以一招骗术赢得武帝信任，又不费吹灰之力地分得一杯羹。唐诗人李贺在《马诗二十三首（其二十三）》中，就曾以对汉武帝的荒诞行径作辛辣嘲讽，来隐喻当朝统治者的昏庸：
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
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
正由于迷信，使汉武帝在晚年被佞臣钻了空子，酿成一幕宫闱内残的“巫蛊之祸”。祸祟的根源还与汉武帝的好色有关，他在“金屋藏娇”十余年后，先后迷上了三个美女，最终被身边的小人所利用。
第一个美女，是汉武帝从诸奴婢之中看上的出身微贱的私生女卫子夫，卫子夫生子刘据后，被立为皇后，刘据被立为太子。这个女子并没有给汉武帝制造祸祟，倒是给他带来了福音：由于卫子夫之弟卫青和外甥霍去病平步青云，使这两位杰出的青年崭露头角，得到了施展才能、立功疆场的机会，成为实施汉武帝“武功”的两员大将。
深受汉武帝宠幸的另一妃嫔李夫人以歌妓入宫，其兄是大音乐家李延年。李延年在一次边舞边歌时唱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听罢急欲寻找歌中的佳人，在得悉其人就是李延年之妹后，他立即召见并百般宠爱。李夫人年轻早逝，在其病重临终之际，坚决不让汉武帝一见自己憔悴的病容，她深知以色事人的女子，一旦色衰就会失去一切。她死后令汉武帝追思不已，为她画了肖像，又亲为之写诗作赋，并命乐师以丝弦伴奏而歌之，表现了一个风流皇帝的多情。
到了花甲之年时，汉武帝又迷上了一个不满二十岁的赵地美女赵婕妤。赵婕妤住在钩戈宫中，备受宠幸，虽然老夫少妻的生活并无幸福可言，年纪轻轻的赵婕妤最后也抑郁而死，但生下之子刘弗陵却深为汉武帝所偏爱。儿女有情，英雄好色，即使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会带来说不清的后患，何况作为一国之君的帝王呢！晚清诗人曹元忠以《汉武帝》一诗，讽喻了汉武帝的一件件风流韵事：
从来难再思倾城，千古佳人此评定。
儿女有情终气短，英雄好色是天生。
玉阶罗袂秋无迹，金屋长门赋有名。
垂死犹成钩戈狱，早知外戚制西京。
善于察言观色的宠臣江充，对汉武帝偏爱少子的心情心领神会，就策划了一场针对太子刘据的阴谋活动。当时自汉武帝始，宫廷内盛行巫蛊之术，即用各种毒虫互相争斗，胜者为蛊，然后以此蛊加害仇敌；也有用暗埋木偶人作加害对象并以恶言诅咒的办法。江充就诬陷太子以巫蛊之术咒骂汉武帝，太子闻讯后怒杀江充，过激的行动更加深了汉武帝对太子的怀疑，就派兵捕杀太子。太子被迫奋起反抗，兵败自杀，业已色衰失宠的卫皇后也因此自杀身亡。
在这次“巫蛊之祸”中，宫闱戕杀，父子相残，使许多无辜者丧命，是汉武帝在晚年骄横、昏愦、奢靡、迷信行为的集中表现。清诗人吴伟业重读汉史，深感曾多次在泰山岱观封禅，又多次派人至黄河源头问天的汉武帝，实在是“晚来雄略尽”，勉为其难地坐在高位，却已经属于大浪淘尽的过时人物了。为此，他写下一首咏史诗，题为《读汉武帝纪》：
岱观东迎日，河源问西天。
晚来雄略尽，巫蛊是神仙。
晚年的汉武帝，内忧外患，焦头烂额。“巫蛊之祸”以后，他痛定思痛，终于醒悟到自己上了大当。为赎旧孽，他将江充一家灭族，为太子报仇，又在太子殉难处建了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以寄托心中的哀思。然而当汉武帝再举目四顾宫外时，看到的是一种令他想像不到的情景。由于国库空虚，人口锐减，破产的农民成群结队地逃亡各地，形成了一股股涌动的流民潮。他们无法生存，只有铤而走险，发动武装起义。农民起义烽火四起，大群数千人，小股逾百者，他们攻打城邑，抢夺兵器，释放囚犯，处死官吏，连中央直接进行的暴力镇压亦未能奏效。这种烈火干柴的严峻形势，已与秦始皇晚年时的局面相差不远了。
然而，就在这汉室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刻，汉武帝显出了一个雄才大略君王的不凡，他没有采取秦始皇那种一意孤行的暴力政策，而是引咎自责，“深陈既往之悔”。汉武帝拒绝了桑弘羊关于在轮台屯民驻军的建议，发表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诏曰：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从此他坚定地调整了治国方针，力申“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政策的改变收到了良好效果，社会逐步安定，生产有所恢复。汉武帝的后任汉昭帝和汉宣帝继续奉行这一政策，使西汉又一度出现了“宣帝中兴”的奇迹。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年届古稀的汉武帝病逝，少子刘弗陵继位。汉武帝死后葬于汉陵中的茂陵。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来到汉武帝陵前，以一首《茂陵》诗历数武帝往事，评点他的一生，又为苏武归国时不见派他出使的武帝，只见“茂陵松柏雨萧萧”而嗟叹不已：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满近郊。
内苑只知含凤嘴，属车无复插鸡翘。
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
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
汉武帝及在其六百多年之后即位的唐太宗，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功业卓荦的皇帝，汉、唐二朝曾经创造了中国文明史上许多奇迹，而这些奇迹又多是在这两位名君统治期间出现的。然而到了晚年，他们却都程度不同地感染了“老皇帝”病，帝位一直坐到七十岁的汉武帝，病症自然比五十岁就去世的唐太宗更为严重和典型。
英年早逝的唐太宗，就年龄而言还不足以称“老”，他所感染的“老皇帝”病，乃是二十多年的帝位坐得太久而致，因此并没有严重到损害他功绩和形象的地步。汉武帝则不然，在位五十四年，皇帝做到七十高龄，不得此病才怪！病中猛醒，立地成佛，皇帝居然谢罪于天下，不仅坦率地检讨自己的过失，而且把太子弗陵托付给朝廷重臣。
“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天子”，竟能有如此大彻大悟地知错认错的勇气，竟能有如此浪子回头般痛改前非的决心，闻所未闻，谈何容易！单凭这一点，汉武帝也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千古一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