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被一些文人、艺人和商人不亦乐乎地翻新、又为中国第一大电视台以及港、台和各省地方台乐此不疲地播映的清宫戏，主要的镜头全都对准了演绎“康乾之治”的三位皇帝。而其中又数最爱出风头的乾隆登台亮相最频，以他为主角的《戏说乾隆》《环珠格格》《乾隆王朝》等电视剧，一场接一场地轰动一时，无不为制片商和电视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康熙上镜头的次数也不少，相形之下，雍正被冷落了。
“康乾之治”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一起，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治世，其结果是产生了西汉、唐和清的三朝盛世。三朝盛世中又以清代康乾盛世延续最久，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人在位合计一百三十四年，恰好占大清王朝二百六十八年（1644—1911年）历史之半。绍祚中兴，长久承平，车书混一，盛况空前，康乾盛世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
以康熙、乾隆署名的“康乾之治”，实际上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雍正爱新觉罗·胤在位时间仅十三年，较之其父康熙的六十一年帝位和其子乾隆的六十年帝位来，一生显得局促而匆忙。
然而承先启后的雍正改革，却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最显著的成绩。
在他执政期间，国库储银从他接班时的八百万两而一跃至五千万两，翻了六倍之多。没有雍正也就没有盛世时代，因此确切地应将“康乾之治”称为“康雍乾之治”。
影视有失偏颇，于是有人就仗义执言，为雍正打抱不平。五年前，1999年的元旦春节期间，一部气势磅礴的历史连续剧《雍正王朝》在央视黄金时间隆重推出。这部电视剧旨在为长期名声不佳、传闻有谬的雍正正名，尽管加盟者怀里各揣着小算盘，但不影响制片人意欲创制“一部浓缩了的《资治通鉴》，一部快节奏，别具一格的带悲剧意味的历史正剧”的勃勃雄心。在央视受到的特殊礼遇，加之众多媒体大力地推波助澜，使《雍正王朝》的上映获得了相当高的收视率。一场大戏轻易地战胜了二百余年的流言，雍正不仅得到了现代观众的理解和认同，而且这个被艺术塑造为“用雷霆手段，行菩萨心肠”的“改革皇帝”，还着实令中国百姓肃然起敬。正当人们在强烈地呼唤鞠躬尽瘁的清官和反腐倡廉的英雄时，雍正的出现，仿佛树立了一个楷模，抚慰着千百万百姓的不平静之心。
然而具有严肃性的历史是不应当根据政治的需要随意揉捏的，用艺术的笔法可以胡编乱造一个英雄豪杰，但却不能随心所欲地夸大和炫耀一个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号称“历史正剧”的《雍正王朝》，却偏偏犯了这个忌讳，为一个阴险狡诈、杀人如麻的封建暴君涂脂抹粉，高唱赞歌，何况这个暴君又是聚讼二百年之久的雍正。
粗看雍正，他是“康乾之治”继往开来的一代名君。雍正执政的十三年间，在各领域中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在政治上他变革行政制度，在经济上他改革赋税制度，他成功地处理了青藏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事务，在尊儒崇佛方面他更是别出心裁，其举动超过了历代帝王。然而细读雍正，就不难发现他却是一个比康熙更狂妄和无知的马车夫，他狂热地驾驭着中国这辆外强中干的马车，沿着西风古道向封建专制的巅峰飞奔。他在政治上以强硬和残酷的手段，并配合用密奏和黑箱政治的伎俩镇压异己，进一步发展了“朕即国家”的专制体制。他在经济上依然沿用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受到扼杀。雍正残暴成性，猜忌心又很重，在他统治期间，文字狱层出不穷。
肇端于顺治时期的文字狱，在康雍乾三朝中后浪推前浪，愈来愈变得白热化。十三年的雍正年间，在案的文字狱就达到二十多起，而且多为大案、重案，动辄祸连百口，殃及几代。不少文字狱，完全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滥杀无辜。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狴犴是常被画在牢门上的走兽，把皇帝陛下诬蔑为走兽，这还了得？雍正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断定“清风”二字指清朝，遂将徐骏处死。
历史上最严重的文字狱是吕留良事件。曾参加过反清斗争的浙江学者吕留良，明亡之后隐匿于寺庙，在著书和讲学中仍一再宣扬“尊王攘夷”等反清思想。他死后，一个湖南落第书生曾静看到了他的遗稿，激动万分，派弟子张熙赶到浙江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学生，企图策划反清。文人们纸上谈兵，手下无卒，于是动起了担任川陕总督的汉臣岳钟琪的脑筋，因为他姓岳，理所当然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肯定能继承岳飞遗志抗击外夷，于是就写信对他策反。书生的昏愚和荒唐之举，不啻是飞蛾扑火，自投罗网。岳钟琪接信后虚与委蛇，诱供出参与人员，暗中向雍正作了举报。湖南的曾静等人立即被捕，根据他们的招供，案子又牵连到吕留良家。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不仅对他刨坟劈棺，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押送到边疆充军。吕留良案又导致屈大均案，明末著名反清文人屈大均的诗文被查禁，连他的尸骨，也令“粤省刨出戮”。
雍正一生被离奇的疑案所环绕，吕留良事件留下的两段尾声又为他增添了神秘色彩。其中一段故事是雍正在下令严惩吕留良案、阅读他们的书信和著作时，突发奇想，决定亲自写文章与汉族知识分子辩论、较量一番。他认为经过康熙六十一年的治理，朝廷已有足够的事实和勇气证明，清代统治者的能力并不亚于任何一代汉族帝王，为什么还有人对清廷如此不满并不断进行对抗呢？于是这位皇帝亲自编撰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同时特免吕留良案主犯曾静的死罪，让他专到江浙一带去宣讲。《大义觉迷录》被后人看作一部奇书，它本来不过是一桩谋反案的档案卷宗，但却成了雍正皇帝为自己鸣冤和为他老子叫屈的自白书。
另一段没有写完的故事是吕家被满门抄斩时，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在慌乱中逃脱，被河南登封少林寺的静一道人收为徒弟。雍正得讯后，寻找很多武林高手追杀静一道人，静一道人被逼无奈而躲到深山老林，但最后还是被追杀。临死前，他大义凛然，向杀害他的人说：你们的主子奸诈狡猾，罪恶多端，今天你们杀死我，你们的主子也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一月后，必有人为我报仇。这番话传到皇宫，使雍正数日寝食不安。一个月后，雍正果然被刺，刺客就是静一道人的徒弟吕四娘。原来，为报家仇师恨，她隐姓埋名混进了清廷选秀女行列，果真被选入宫内并在雍正身边服侍，不久就伺机刺死雍正。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735年10月8日），突然从宫廷传出了皇帝“驾崩”的消息。据说雍正是因暴病（中风或服丹中毒）而亡，而民间广为流传的却是雍正为吕四娘所杀的版本。正因为吕四娘割了雍正的头，因此雍正不得不被安了个金头而进入阴曹，留下了至今无人能解的雍正金头之谜。这个谜至今未解，只有等到泰陵地宫打开那一天才能见分晓了。
二
雍正死后，根据他的密谕，皇四子、宝亲王爱新觉罗·弘历即位称帝，成为清入关后的第四代皇帝，并定1736年为乾隆元年。
雍正驾崩后仅两个月，继位的儿子乾隆即下圣谕，将吕留良案中的反清主犯曾静凌迟处死，下令毁《大义觉迷录》，并将其列为禁书。
这似乎是一个信号，乾隆以自己的最初行动作为施政演说，阐明他即位后不仅敢于抛弃祖规，大胆地标新立异，而且还进一步将乃祖、乃父的既定方针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字狱则是他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首要手段。
社会舆论的开放程度和人民思想的解放程度，是称量一个政权封建专制含量的天平。中国历史上有过两个群星灿烂、文化繁荣的时期，一个出现于春秋、战国时代，另一个是在唐代。在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急剧变化，新兴的封建制度取代了腐朽的奴隶制度后，蓬勃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催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局面。而由一代明君唐太宗奠基的唐代，是当时世界上一个先进、文明和开放的国家，学术、文化上的百家争鸣，造成了思想、文学上百花齐放的景象，从而促进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黄金时代的形成，并开创了散文、小说、词和佛教变文的新时代。与此恰成强烈对照的是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两次大灾难，一次是发生在秦始皇暴政时期的焚书坑儒，另一次则是康乾盛世时期的文字狱。
经济上的盛世应当成为文化繁荣和思想解放的催化剂，唐代的盛世是历史上的一个典型。如果没有这个伟大的朝代，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史上就会缺少李白激越的大自然赞歌，就会失去杜甫沉重的时代史诗，而“韩柳”的古文、“元白”的唱和以及“小李杜”的咏史诗也都将成为空白。由于汉武帝实行独尊儒学、罢黜百家的思想统治政策，使西汉的盛世在文化思想领域掀起的浪涛没有唐代那么汹涌，然而两汉时期毕竟推出了司马迁、张衡和王充等一批人杰，汉赋和汉代乐府民歌也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创造了靓丽。
康乾盛世特别是乾隆时期，达到了清王朝繁荣的顶峰。然而与汉、唐两朝盛世不同的是，这时的繁荣出现在中国封建地主经济面临变革的前夜，孕育于封建专制集权政治即将崩溃的历史环境中。这个盛世的特点表面上是物质生产的丰富，而实际上却并没有转化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康、雍、乾三代统治集团已不能起到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这样的时代当然不可能唤来文化繁荣的霞光，于是附庸风雅又富于心计的乾隆决定凭借权势制造一抹晚霞，他召集和笼络了五百多知识分子，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以十四年的时间纂修了一部规模巨大的《四库全书》。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四库全书》，成为乾隆“文治”的金字招牌。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乾隆下令对全国书籍进行大规模的搜缴、查禁、销毁和删改。各地官府将在民间查到的各类禁书全部送到北京，由乾隆亲自过目批准后，在武英殿前投炉烧毁。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著作均遭查禁，甚至上溯到宋、元、明人的著述中凡涉及辽、金、元史实者也均被湮灭。
其中对吕留良、屈大均、金堡、尹嘉铨、钱谦益等人的书，不仅烧毁，还要追查印书的版本。乾隆究竟销毁了多少书？据不完全统计，约计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
文化恐怖的极端行动就是文字狱。清朝的文字狱自顺治始，经康熙、雍正两朝，到乾隆接手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自诩“明君”
的乾隆，对自己手创的“大清盛世”洋洋得意，他不容臣民对他的丝毫不恭，又岂能让反清者和讽上者存活！乾隆年间的文字狱更加频繁而广泛，案件总数比前两朝增加了四倍以上，高达一百三十余件，据说比中国历代皇帝搞的文字狱总和还多。而文字狱发展到已经不是仅对文人，也不仅仅是为了杀鸡给猴看，而是毫无顾忌地把矛头指向整个社会，把刺刀针对全部国土，手段之严酷残忍也是闻所未闻。
已被雍正刨坟戮尸的抗清名士屈大均，又一次受到乾隆的警觉，当他听说南京雨花台有屈大均衣冠冢时，亲自谕示两江总督高晋查访并刨毁。高晋领命后立即布置下属召集乡绅摸情况，再依据疑点进行实地复勘，雨花台一带的荒冢野坟的碑记均被洗刷查验一遍，结果却一无所获。后来，屈大均的家乡广东番禺县的父老又为他在当地修建了一座墓茔，并将该地改名为“思贤村”。乾隆怎么也想像不到，爱国志士的光辉形象竟会如此长久地留在人民心中，近代思想家、诗人龚自珍在《夜读〈番禺集〉书其尾二首》中对屈大均进行了热烈颂扬：
灵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
郁郁文词宗，芳馨闻上帝。
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
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
文字狱的魔影跟踪、监视着每一本著作，每一个文人。凡有反满情绪的书和人固然难逃厄运，而许多无辜文人甚至朝中大臣竟也一个个在一夜之间成了冤死鬼。朝廷内阁学士胡中藻因在所作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被乾隆斥为“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恰好他又拟了一个《乾三爻不像龙说》的试题，更被乾隆指为讥讽皇上，这位清臣竟因此莫名其妙地被处斩。而冤案继续扩大到胡中藻的已故座师鄂尔泰，不仅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而且因其侄鄂昌与胡中藻“援引世谊，亲加标榜”，在查处中又发现鄂昌的《塞上吟》诗中称蒙古为“胡儿”，说鄂昌身为蒙人，“忘本自诋”，被勒令自尽。
浙江举人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之句，加之另一首咏正德杯诗中还有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谐音‘胡儿’）搁半边”，遂被乾隆认定有反清复明之心。徐述夔已故，照大逆罪戮尸。徐案牵连到为其诗集作序的清诗人、曾任礼部尚书的沈德潜，幸好他是乾隆宠信的文学侍从，并且已故，因此不予深究，但也被撤销谥号，并销毁御赐碑文。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龚自珍在这首《咏史》诗中，对在文字狱高压下的士人们如惊弓之鸟的畏葸猥琐之态，作了剀切的描述和严厉的鞭挞。乾隆时期的知识分子，不是蜕变为趋炎附势的牢盆狎客，就是埋头于故纸堆从事与政治和现实无关的“学问”，苟且偷安，明哲保身。当时的文坛上诗无新意，戏无生气，以至于诗人袁枚讽刺说：“错把抄书当做诗。”
然而历史已经走到18世纪的下半叶，民主思想已如春风一样不可阻挡地吹到神州大地，民主精神也像芳草一样无所畏惧地长在天涯海角。冲破文字狱的重重围剿，有两位一在北京、一在南京的勇敢文人，穷其毕生精力，在穷困潦倒之中，先后写下了两部为封建王朝算命的惊世骇俗巨著。于是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学词典上，出现了金光闪闪的两行大字：
《儒林外史》，吴敬梓著《红楼梦》，曹雪芹著但这不是乾隆的功劳，与康乾盛世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是两部揭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杰作，两位伟大作家的立场恰恰站在乾隆皇帝和康乾盛世的对立面。
时代抬出了吴敬梓和曹雪芹，《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三
乾隆皇帝是康、雍、乾三朝盛世的集大成者，他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卒于嘉庆四年（1799年），寿登上考，享年八十八岁。长寿皇帝又是长位皇帝，乾隆在位六十年，又当太上皇“训政”三年，实际执政六十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