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宇第一定律
——写给还在犹豫到京沪还是到省会的人们
（简说之）截止到2015年8月，在中国，除了京沪广深，在省会以下城市，你很难做成事业，或者根本就做不成。在省会下城市，会多了无数本不应有的障碍，你解决这些障碍的时间，会把你一生的时间全都给浪费完。你在解决这些障碍的过程中，会逐渐变得善于解决，你也因此会有成就感，直至上瘾，但你一生的时间也被这些障碍浪费完了。
（备注之）
1，定律里说的事业，是指社会性事业，即需要与人打交道的事业，或者说是需要与人打交道很多的事业，例如创业、从政等，不是写小说之类。
2，这里说的在省会以下城市很难做成事业，是指你想认真做正当事业，不包括骗。如果想骗，则到省会以下城市更容易。
3，障碍，主要包括：1）大多数人做事不讲信誉；2）大多数人做事不认真；3）很难找到人才；4）政府部门，主要领导不一定吃你，但会有很多难缠的小鬼，对你吃拿卡要；5）交通落后、混乱，不仅严重耽误你办事时间，还是造成伤亡的最危险因素；6）医疗可怕，就连省会最好医院的最好医生，很多不是骗钱就是误诊。这和京沪最好医院的最好医生恰相反。等。
（小说之）
（摘自我的小说《我与孔明合开咨询公司》第四十四次：大学毕业了，留京沪还是到下面城市？）
谈到近中午，来了一个近三十岁的男子，说话很腼腆。他说：“我叫潘庸。”然后就好大一会儿不吭声了。
孔明：“额，潘庸，你好！请讲。”
潘庸：“是这样的。我从老家省会考上华东师大研究生，马上毕业，在思考是回老家省会还是留在上海。”
孔明：“既要看实际情况，也不能只顾实际情况。”
潘庸听后一阵迷茫，孔明笑道：“OK，没关系，一会儿我给你解释。请详细说说你的想法和分析。”
潘庸：“我吧，在老家省会某某市条件还可以，有一套很像样的大房子，也很容易买得起车子、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也有不少关系，我也快到了结婚年龄了，在老家省会会显得条件不错，至少基本条件具备了。但若在上海北京，我就几年内买不起房子，谁会愿意跟我结婚呢？！不过，也有，在我刚接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时，我参加过的上海一个考研辅导班的老师就给我介绍女朋友，三十五岁，财务总监，有房有车。我没答应。我本来考研的目的、奋斗的目的就是指望将来的结果是‘郎才女貌’，甚至是老男人找个妙龄少女；这倒好，我才三十岁，就给我介绍个三十五的富婆，这不是变成了女财郎貌了吗？成了我图她的钱，她图我的年轻了。”
孔明：“那你为何不回老家省会，还有什么犹豫的？”
潘庸：“可是我实在很想留在上海！我好犹豫！我的理想是成为大企业家，在上海当然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最好。是留上海好还是回老家好，别人各有各的说法，我实在拿不定主意，所以就来请教，还望先生指点迷津！”
孔明：“呵呵，这个问题没法回答，谁回答谁挨骂。因为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有在下面成为大富豪的，也有在上海成为大富豪的。我只能告诉你若是我，我会怎么选择，我选择的理由，供你参考，好吗？”
潘庸：“好的，谢谢您！”
孔明：“成宇兄，这个问题你来回答好吗？你以前在北京，后来又回到省会，现在又到了上海，对上海北京与下面城市的差别理解最深。”
孔明对潘庸说：“关于这个问题，他比我清楚。我长期生活在蜀国首都成都，业余时间来到上海，不是很清楚省会的情况。”
潘庸腼腆地赞美道：“呵呵，孔先生真幽默！从您的名字我就可看出您向往成为诸葛亮那样的伟人，凭您的能力，要是从政，说什么也得当个区长、市长之类的！”
孔明愕然，有点不高兴：“额，过奖了，过奖了，呵呵。”
我对潘庸说：“奥，你小瞧孔先生了，呵呵。”
我坐过来，对潘庸说道：“我不按章法说，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不下结论，只说出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结论你自己下。因为我若建议你留上海，你会在上海受挫时想念省会的好；我若建议你下省会，你又会在受挫时思念上海的好。无论我怎么建议，你都会在顺利时感激我，也必会在受挫时怨恨我。地球人都知道，谁都有受挫的时候。”
潘庸：“好的，好的！”
我：“我给你讲第一个故事，事先声明，我讲的，第一，必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必是真实的丝毫不夸张的，你若信，我就讲，你若不信，我就一字不讲。第三，只是一般规律，不是绝对的，哪里都有好人，哪里都有坏人。第四，我所讲的只是举例一二，其他人、其他事都可以此类推。”
潘庸：“呵呵，您说到哪里了，我当然信了！”
我：“讲第一个故事，动车的故事。
我常在上海和老家省会某某市之间来回穿梭，坐动车。我总是喜欢坐列车员是上海的那趟动车。盒饭虽贵些，但干净，让人觉得放心。座位干干净净，空气很清新，空调开得温度正好。
而列车员是老家省会的那趟动车，座位十个有五个是坏的，往前滑。二月初，还很冷的时候，车厢里空调就开得像夏天，穿单衣都热。我让列车员调低点，她们个个答应得很好，就是不行动。乘客都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不一会儿，就见一个男列车员，二十多岁，小胖墩，白白胖胖的，神情滑滑的，端着盘子卖冰激凌，一个上午来回在车厢里叫卖。于是大家才明白，省会的列车员把车厢温度调得很热，是为了卖冰激凌，一根至少十五元的冰激凌。”
我：“给你讲第二个故事：出租车。
在上海，你随时可以叫到出租车，只要拨叫车电话就行了。你要到东方明珠，你问需要多少钱，假如需要付三十元，司机会告诉你可能需要四十元；结果到了时，你只需掏三十元；你会感觉他们做事很有信誉，你很满意。
在我老家省会，一出火车站，你要是外地人不了解行情，你若到广场南边，那里排着队的正规出租车，却是专门宰外地人的，我曾经故意问一个出租司机：‘我到文化路与农业路交叉口，你要多少钱？’他说；‘五十块！’那里是我家，我知道坐出租只需不到十五块。你要问为何正规的出租车还敢宰人、为何长期无人管呢？答案你自己去想。
火车站广场北边，才是不宰人的出租车，但你要露天排队等候，晴天、春天时常只需要等十分钟，冬天、雨天时反而要等半小时到一小时。
在市区搭出租车，你要问他到博物馆需要多少钱，假如需要三十块，他会说只需要二十块。结果你到了时，发现你需要交的是三十块，你要是遇到宰客的，那交的就更多了。
在省会，你若有急事，常常几个小时都不一定搭到出租车。有的省会虽然也有出租车叫车电话，但那是聋子耳朵瞎摆设。
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半，是出租车司机交班时间，这时想搭出租车，就像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等唐三藏来救一样，那漫长，虽只有一两个小时，却有五百年之感。
我说的老家省会出租车的所有情况，在其他省会都一样，就连杭州、重庆这样的城市都一样。”出租车与其他行业同理。
我：“我先喝口水，再给你讲第三个故事。”
潘庸默不作声，在思考着。
我：“好，我现在给你讲第三个故事：公交车。
奥，我纠正一下，我讲的不叫故事，叫话题。我们不拘形式，只求效果，就像擂台比武一样，不问出的拳是李家拳还是张家拳，不管出拳好看还是难看，只看你能不能打倒对手。我谈第三个话题：公交车。
在上海，坐公交车，很干净，你上车时，等你进入车内时司机才开动；你下车时，你离开车子后司机才开走。
在下面一些省会，你一脚刚踏上汽车，司机就开动了。在路上，司机十个里头有五个会冷不丁来几个紧急刹车，一车人打趔趄，你会很庆幸自己不是老年人，否则随时有可能被弄成腰椎骨折、腿骨骨折。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下面一些城市的公交车司机惯于做这些动作，你若稍有点逻辑头脑、稍懂点心理知识，就会明白这些司机定有不善之心，定有变态心理，是故意这样做的，好像是报复社会似的。下车时，你第一只脚还没有离开车子落地，司机就急着开走了车，你不得不慌忙地说：‘等一下’，司机就慢点，你下了车，感激地对司机说：‘谢谢，谢谢！’。公交车走在车辆稀少处，开得像要从航母甲板上起飞的战斗机一样。我以前在长期在省会生活时，遇到这种情况，开始时是直接劝阻，司机根本不听。后来我不得不使用计策，我会对司机说：‘师傅，今天开车一定要慢点，懂易经的人都知道，今天这个时候这个方位不吉利，要小心，越慢越好！’通常用此招会见奇效，司机听了，一般都会立马减速，感激并津津有味地说：‘奥，谢谢！易经真是深奥，一般人都弄不懂，俺老家一个老太爷就会算卦，算得很准……为啥说今天这个方位不吉利？能给讲一讲不？我可喜欢听啦！’我像个老练的政客一样说：‘A，，呵呵，有些不该说的话可不能说，一说就变。’司机听到这里，马上不吭声，崇拜得肃静起来。
按规定，省会白天一般是十分钟一趟公交车，可是你会发现很多路公交车很多时候你等一小时都不来，原因我不知道，问司机，司机不说。
我2010年到过成都，那公交车开的，前面有几个人正走着，公交车只管往前冲，在离行人一步的距离内刹车，好像显示开车技术高超；行人也不见怪，看来是习惯了。2009年在武汉，连大学校内的大篷车都开得像赛车。”
我：“第三个话题讲完了，给你讲第四个话题：过马路
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基本上都有红绿灯，红绿灯几乎没有坏的。虽也有不按规则闯红灯的人，但却少有不按规则闯红灯的汽车。所以比较安全。
下面的城市，有太多的路口没有红绿灯，小一点的十字路口，过马路的情况是这样的：有时，是靠汽车与行人之间相互谦让；有时，是汽车与行人谁不要命谁先过，谁不按规矩谁行得通，按规矩的等半天过不去，讲礼貌的气得发誓要出国。有的大的十字路口，有红绿灯，但却是坏的，要么永远不亮，要么决心一百年不变色。有的红绿灯虽然正常工作，但你却找不到它，因为它害羞地深藏在茂密的树枝里面。”
我：“接着说第五个话题：吃饭
先说在外面饭店吃饭。在上海，到处都很难找到不干净的饭店。在下面，到处很难找到干净的饭店，你好不容易见到一家干净饭店，刚夸完服务员服务质量高，他转身就用手抠鼻子，或者离你很近、直接对着你的饭菜说话、吐沫星子乱溅。你此时最希望失去联想能力，否则你吃不下去的，看着满桌的菜肴吃不成，很可惜。
再说大学饭堂吃饭。全国的大学，伙食质量和干净程度，是有档次之分的。截止2012年，全国的大学的伙食，都比不上清华的，任何国内顶尖大学的伙食都明显比清华的至少差一个档次。在伙食上，清华、复旦等国内顶尖大学明显比985大学至少高一个档次；985大学明显比211大学至少高一个档次；211大学明显比一般大学至少高一个档次。上海北京的大学的伙食明显比下面城市的大学的伙食至少高一个档次；省会的大学的伙食明显比地级市的大学的伙食至少高一个档次。额，说到这里，我插一句无关的，我走过无数大学，在无数大学吃过饭，只见过两个大学食堂学生吃饭不排队的，一个是我的母校上海财大校本部，另一个是东北财大。特别是我母校上海财大本部食堂，连女生都硬往里面加队，打完饭菜，硬从人堆里把盘子拉出来。不知为何。有说是因为食堂结构设置不适合排队。我却觉得是因为这两个大学的同学不认为自己是优秀者，因此不按优秀者的标准要求自己。啊，扯远了，呵呵……”
说到这里，孔明插话，对潘庸说：“哈哈，王先生是有名的联想之王。联想集团将来要想国际化，必须请王先生当董事长。”潘庸也乐了，眉上皱纹顿时少了很多条。看来幽默不仅能使美女暂时不在乎你没有宝马，也可使志士忘却任务，因为快乐正是最大的使命。
我接着说：“你在京沪的大学吃饭，饭菜你会感觉很干净很放心。吃完你洗手时，水池是平滑往里凹的，流出的水不会溅到你身上。
在下面的大学吃饭，好不好吃暂且不说，偶尔会吃到发馊的饭菜。有时你到饭堂窗口买饼时，跟你熟悉的大娘悄悄地告诉你：‘孩儿，今天的饼有点馊了’，然后用会意的眼神暗示你别买大饼了。你会很感激，庆幸自己有关系好办事，觉得在下面的城市人情味儿真浓。可你要是脑子还不瘸，就会明白你不可能认识所有窗口的卖饭的大娘，那些不认识你的大娘大叔照样会把变质的饭菜卖给你。你吃完饭洗手时，水池是平的，你洗完手，上衣也被溅湿了一大片。这还不算什么，要是到了地级城市的大学，在饭堂洗手，或在厕所洗手，有可能水池的水会直接流到地上，你在上面洗手洗完了，会觉得脚上有点不舒服，低头一看，鞋子全湿了。”
我：“歇十分钟，再说下个话题。来，吃个香蕉……”
我：“再说第四个话题……”
潘庸善意地打断我说：“是第六个话题！”
我：“好，下面说第六个话题，一个大话题：干事业。
在上海，政府支持你干事业，该办的不敢不办，会及时给你办，你不用花钱。不该办的，官员不敢给你办，你花钱他也不敢给你办。这是一般规律。
在下面，就是该办的，你若不送礼请客，很可能就不给你办。你就是送礼请客，只送给了阎王，忘了打点小鬼，小鬼也为难你。比如你打点好了局长科长，通过了，到具体办证盖章的干事那里，你礼没送到，他就可能会说给你办的证件没封皮了，等三个月才能领到封皮，就会拖你几个月。不该办的，甚至违法乱纪的，你送礼，他也可能给你办。你会因此觉得在下面有关系真顺利，创业的机会真多。可你想过没有，你在马路上乱开车撞伤了人，你花钱托关系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的家人走在马路上被别人开车撞伤，别人也可以花钱推关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从长远看，在不按规矩办事的地方，最终没有一个赢家。在下面，大小官员，只要能管住企业的，很多人会对企业吃拿卡要，弄不好你得不偿失。竞争对手有不少不是跟你公平竞争，他不跟你文明竞争，而是雇人夜里往你店里扔砖头砸烂你的玻璃。
所以有到不发达地区投资办厂的，去的，是觉得哪里有很多还没开发，商机无限。也有坚决不去下面城市、只在京沪广深发展的，不去的理由，是觉得下面城市投资环境恶劣，不公平、不按规则办事，看似机会很多，实则风险极大。
你说上海不也是中国吗？跟其他地方的政府能有多大差别呀？我告诉你，差别大了，上海不一样，上海是中国对外的窗口，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改革的龙头，中央对上海的要求不一样。上海的长相基本上就是欧美，穿着西装时间久了也就以为自己是资本主义了，中央一方面希望上海发达，一方面又怕她忘本，偶尔对上海扇一耳光，上海才楞过神来知道自己还是社会主义的上海。”
我：“你是华东师大什么专业的研究生？”
潘庸：“经济学专业的。”
我：“我告诉你一个分析的绝招：画一条延长线，往相反方向，看两个极点的情况是什么。先看发达地区，你找最发达的地方，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产生的大富豪在国内最多最大。上海只是中国大陆最发达的地方，把往发达地区的直线继续延长，延长到国际上最发达的地方香港、美国，在那里，会产生最大的富翁、最多的富翁。原因之一就是商业环境更好。再看最不发达的地方，先说中国的西部，那里产生的富翁很少，也不大，原因之一是商业环境恶劣。把往不发达地区的直线继续延长，延长至朝鲜。那里市场经济还刚刚开始，商机更多。就有外国企业家去朝鲜投资了，结果朝鲜政府坑了他几个亿，他连打官司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哭着回来了，靠当祥林嫂得到些安慰。”
我：“至于商机，若说去不发达地区商机更多，也是事实，发达地区有的，不发达地区很多还没开始，你拿过去复制一下就可以了。但商机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兰州，都永远无穷无尽，因为人类的需求无穷无尽，满足需求就是商机，所以就是在纽约，就到了8012年，商机也永远开发不完，就怕你没那个善于发现的眼光，其实发现商机不是个神秘的事，不需要天赋，就是个用不用心的问题。”
如果非要用数字表达成功的决定因素，那就是在上海，成功百分之八十靠自己努力，百分之二十靠关系。在下面，恰相反。
我给你举一个真实例子。我以前在北京的部队当军官，后从北京调回老家省会，以为会变成顶尖人才，会更顺利，会很快得到上级的肯定、赏识和提拔，会找到美丽的女朋友。没想到恰相反。还不如在北京，下面全凭关系。我所在省会的一个连队出早操，连长一直分不清左右，左转弯走说成右转弯走，该右转弯时说成左转弯走。不过时间长了，士兵都知道了，不管他怎么下口令，该往哪里转就往哪里转。连三路纵队行进时，副连长站在左路排头，排长站在中间一路纵队排头，司务长站在右边一路排头，行进时，司务长一直以为是左边两路都向他看齐，只管自己走。出完早操，副连长善意地提醒司务长：‘军队条令条例规定，连纵队行进时，右边要向左边标齐’。司务长不服气，与副连长评理。找到连长，也不知连长是不知道还是不想得罪人，笑一笑不吭声走了；找到排长，排长说：‘大家相互照应着’。连长的岳父是军队师级干部，司务长的姨夫也是师级干部。
我：“再说第七个话题：找人才。
在上海北京，你会发现到处都是名校毕业的学生。
在下面，你很难找到名校毕业的学生。因为名校毕业的大都留在了京沪广深，甚至出国了。名校与一般大学的毕业生有何区别？其实名校毕业生不一定就比一般大学的学得多，区别就是：名校生靠自己的努力考入名校，在名校见识过名师，听过来演讲的一流人物，因而从内心深处就认为自己是优秀的，以后会按照优秀人物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一般大学和差大学的学生，当初或因不用功或因方法不对或因智力不足或因外界原因，没考上好大学，在一般大学里也难见到名师和名人，见到的大多是庸人和混子，所以自己内心里就不认为自己优秀，以后做人做事也不会按照优秀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其实是好大学学生与一般大学学生的根本区别。当然也非绝对，名校出来的也有次品，差大学也能出来优秀人物，我说过了，根本取决于自己志向有多高，取决于自己按什么标准要求自己。
你跟一般大学和差大学的学生打交道，你发现他也会说‘做人要讲信誉、做企业要以信誉为本、做事要认真’，但随之你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是说归说、做归做，他们的世界观跟你根本就不同，他们内心深处就不认为有志者会事竟成，而是认为人的命天注定，认为要取得成功，关系胜于自己努力；因而他们惯于混日子。他们更不会志在高远，不会站在终点看始点，而是惯于占小便宜、投机取巧，不认真做事，不认真做人，心存侥幸，甚至惯于坑蒙拐骗。你给他讲革命，他会用怪异的眼光看着你，因为他们自己从没有革命过，所以从不相信革命会成功。
你雇职员时，你很难找到办事很认真、按一流标准要求自己、按国际惯例做事的人，他们大多不按规则做事，大事要事上不诚信不说实话，让你感觉找不到可靠的人。平时他还不迟到不请假，一到公司紧要关头，他很有可能会迟到、会请事假，你批评他，他找理由，说堵车，说小孩生病；你再说‘那为何不打提前量？’，他们就一起说你不讲理、无人情。
我：“说说第八个话题：找合作者。
你找合作者，在上海，大家喜欢事先把丑话说在前头，定好规矩，结果常常可避免很多矛盾。
在下面，大家都像梁山好汉一样，刚开始时不好意思把丑话说在前头，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却不知道这不是打仗，而是赚钱，即使双方人品都很好，在利益关头都必会产生猜疑，何况大多数人改不了占便宜的本性呢？！你就是一再找他先把各种利益分清楚、先把丑话说在前头，他也不愿跟你多谈；你说多了，他就以为你居心不良。所以在合作过程中，反会造成无尽麻烦，常会因为利益反目成仇。我说的这还是下面的好人。下面的坏人是这样的：你与他合作，刚开始他说得很好，表现得很厚道，很讲义气，让习惯了现代商业规则的你感觉你回到了瓦岗寨、梁山泊，好不容易遇到了可以肝胆相照的兄弟。可是一合作，你就越来越发觉不对劲，最后你发现他会给你打埋伏，在重要事情上不说实话。当你拿着赚回的钱回来，想着与他同甘共苦时，你一查帐，才发现他经常克扣公款。你实在不好意思也没法明说，只好装糊涂。你想把规矩重新跟他讲清楚，他依然会答应得很豪爽，说：‘行，都是自己兄弟’，答应后，依然他行他素，你彻底绝望，你会觉得你的商业技术在他面前彻底失效。你在前面干着，他在后面扒着。他不怕失败，因为他对成功天生就没太大志气、就没充分信心，他不怕亏损，因为就是亏损，他也已经克扣了不少。”
我：“再说第九个话题：效率。
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办事的效率，在上海，就像上海的交通一样通顺快捷；在下面，就像下面的交通一样堵塞漫长。刚才说过了，在上海，该办的，政府官员不敢不给你办，会规规矩矩地给你办。在下面，很有可能是层层卡你、级级拖你，办个正当手续你都觉得很不容易，给你办了你都觉得感激不尽，你会感激得邀请给你办正当手续的干部吃饭；正直的干部会说：‘没什么，应该办的！’有的干部会以帮了你忙的口吻说：‘没什么，大家交个朋友嘛，以后相互帮助就是了，不用吃啥饭。’有的干部会很高兴让你请吃饭，而且很多人还有个习惯，你本来是请他一人吃饭的，想着顶多他只带着他夫人、儿女，没想到他会带着五六个甚至七八个他的朋友，他会拿你的钱请别人的客。”
我：“再说第十个话题，额，什么时间了？是不是该吃饭了？”我看看手机，十二点半了。潘庸好像很懂中国国情似的，赶紧说：“额，中午我请二位先生吃饭！”
我：“呵呵，谢谢，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我们有规矩，不让顾客请吃饭。另外我和孔明先生都有午睡习惯，我们下午两点才上班，比上海的下午上班时间晚半小时。我们下午两点见吧。”
潘庸：“那我能否与你们一起吃饭，各吃各的，AA制也行，我想跟你们多说会儿话。”
我：“呵呵，本来我很欢迎的，但我们中午吃饭时是休息时间，下班时的我跟上班时的我是两个人，我休息时一句话都不说，所以上班时才能一说话就铺天盖地。”
……
下午两点，我们和潘庸准时见面于办公室。
我：“我们接着谈第十个话题：关系。
刚才说了，在下面，你会有不少老乡、同学等关系，相互办事方便。可别人也有关系，人人都有关系。在一个办事主要靠关系的地方，只有胡来才方便，好好做事业反而很难。你打了张三，你可以花钱托关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李四打了你家人，也可以花钱托关系逍遥法外，让你气得吐血。所以说从长期看，在一个办事主要靠关系的地方，最终没有一个赢家。
在上海，相对来说，大家都按规矩办事，好好做事业最容易，胡来反而很难。只要你好好做事业，实际上整个政府、整个社会都是你的关系。
这就是关系的辩证法。”
我：“再谈第十一个话题：诚信。
在上海，特别是上海本地人，以及那些外地到上海想好好做事业的人，大多会先把丑话说在前头，因为足够聪明，所以足够自私、足够无情，也足够明白不要骗人，骗人会被报复。所以自己哪些办不到，就会事先明说。
在下面，就是很好的同学、同乡、同事之间，很多人也会在关键事情上不说实话、相互欺瞒。总是表现得很热情、很厚道、很豪爽，你会发现，太多的人的豪爽和厚道只是表演。你交代他办的事，不管他能办成还是办不成，他都说没问题，答应得很痛快；过程中他告诉你这意外那意外，事情办不成了；你的时间、时机都耽误了，钱也给他了。你本来以为在下面城市办事，托关系会省钱省事，结果你常会发现，这比在上海按规矩办事花的钱要多好几倍。在一个对诚信理解不深的地方，在一个重要关头不说实话的地方，我真担心在最关键时刻能不能找到一个可靠的人。
你去买东西，商店、饭店里，从服务员到老板，张口就亲切地叫你：‘姐（哥），咱想买点啥？’让你感觉到家了。她们却很坚定地卖给你假货、劣货。你找她理论，她说：‘这里都是这样，你要不满意你到国外生活呀！’你要说‘我准备投诉你们’，她说：‘随你便告去！’你一下子就没脾气了
我：“第十二个话题：看病。
在下面，即使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通常是小病给你看成大病、大病给你看得人没了，让你大花钱、花大钱，花了钱也不一定治好病。
在上海，到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通常是大病给你看成小病，小病还给你说是小病。给你开个药方有时只需花十几块钱。最好的医生，才最懂珍惜声誉。我说的‘大病给你看成小病’，是说很多在下面医生给说成是大病的，到了上海最好的医生这里一看，原来是小病。
我告诉你我的亲生经历。上初中时，我因为用脑过度造成失眠，我以为是得了什么大病，就偷偷到我们县城的一个私人小诊所看病，我害怕地问：‘我这是啥病？’
诊所医生，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脸黑黑的，看似很敦朴，但细看却不敦朴，他说：‘是神经衰弱！’医生的口气，好像想让我觉得我得的是癌症。
我惊呆了，没想到是神经衰弱！我：‘如果严重了，会发展成什么？’
诊所医生：‘会发展成神经分裂症、神经官能症！’
我惊呆了。后来长期不敢告诉父母我得了失眠。我后来吃过很多药，想过很多办法，都治不好失眠。很多年后，我经历了各种健身方式、练过各种武功、读了各派哲学思想，我自己发明了一种健身之道，失眠被我彻底征服了，永不存在了。
我以前得过胆囊炎，在老家省会一个大医院检查，说是胆囊息肉，很小。我又到最好的医院，也就是我老家省会最好的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做检查，结果也是胆囊息肉。他们做B超时，是让我仰躺着，用探地雷的探头在我身上乱动一会儿后，再让我侧身躺着检查。在老家省会做了多次检查，都说是胆囊息肉。我长期很害怕。
后来我到了上海，在一个大医院一检查，不是胆囊息肉，只是很小的胆结石。这家医院给我检查时，先让我仰躺着，检查后，再让我下床，在地上跳几下，然后再回到床上躺着检查，这样就能看出胆囊里的小东西是固定的还是活动的。医生说，根本不用切除胆囊，慢慢观察，一般情况下这几个小结石日久自会排出来。我长长舒了口气。
后来我想，难道老家省会的医生就不知道像上海这样做吗？或许他们不知道，但我更相信他们知道，但偷懒不愿这样做，只想着快点给做完，好做下一个，好多做几个、多赚钱。
我母亲多年前曾因疲惫过度而头晕，我陪她到老家省会最好的医院，在专家介绍栏上找到最专家的专家，也就是省会最好的大学的医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上面写着当选为中国什么什么名医。一进他的诊室，就见里面有好几个实习生，一看就知道是这个教授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这个教授简单问了问，就让我母亲躺下，他一会儿让我母亲收收腿，一会儿让拐拐胳膊，像玩魔术似的，经过一番复杂的动作变换之后，问我母亲：‘你感觉腿麻不麻？’我母亲说：‘有点麻。’教授严肃地说：‘赶紧开住院手续吧，弄不好你的病会造成瘫痪，先住院，接受全面检查，一周后再下结论。’
从这个省会最好大学的医学博士生导师的诊室出来后，一点医学知识都没有的我母亲、我父亲和我，居然都没有一点害怕，反而长长地舒了口气，脑海里清楚地感到此教授是个大骗子，不约而同地说：‘这简直就是赵本山忽悠范伟！’我们放心了，什么药都没开，就回家了。母亲越来越健康。每每想起这个博士生导师，我就心有余悸，深为生活在老家的人担心！
在下面城市生活的有经验的人，都知道看病最好找熟人，通过熟人介绍给这个医生，医生才不骗你，才会对你实话实说，给你好好看病。但我一个朋友也被一个熟悉的医生给害了。我这个朋友喉咙动手术，找到一个认识的医生做手术，事先请他吃饭，他答应得很豪爽，结果缝线时，这个医生一疏忽把线缝乱了，这个朋友至今说话一快就痛。见到这个熟悉的医生，我的朋友虽生气但又碍于人情无法发作，只好装作开玩笑地说：‘哎，你怎么搞的，害得我说话都困难！’说完，不忘搭配上一个‘呵呵’，以使关系和谐。那医生也笑着说：‘不行我再给你重新缝缝呗！’懂世故的人都知道，在人情中国，一笑，无论多大的事都糊弄过去了。
前段时间，我脚上长了个只有半个绿豆大小的黑斑，我看了电影《非诚勿扰2》，生怕会变成黑色素瘤，就决定切除它。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黑斑，我都不敢在省会最好的医院做，我专门回上海做，整个手术不过十五分钟。我觉得下面的医生为赚钱，什么荒唐事都可能干得出来。多年的经验让我再难以相信下面会有认真做事的人。如果说在上海，做手术时，医生聊天是个别现象，聊天的医生会偷偷摸摸，有负罪感，被上级发觉会挨批评；那在下面，做手术时不聊天、不打情骂俏、不接打电话，就会担心被同事叫做怪人。”
我：“第十三个话题：爱情和婚姻。
都说在上海女孩很现实，没房没车她不愿跟你结婚，其实这话说的太绝对，还是有不少女孩在你没房没车时愿意爱你、跟你结婚的。就是要求你有房有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站在女孩的角度想一想，就能明白那是基本条件，没什么苛刻的，人家也不是要求你的房子是别墅，小点也没关系，有房子才像个家；也没要求你的车子必须是宝马，大众也行，有车是为了生活的方便。在上海，女孩（特指上海本地的女孩，和外地来上海的读过大学的、想做优秀者的女孩），要求什么物质条件，一般会明说，你不具备，她就不跟你多说；你具备了，她就跟你好好谈。她会很直率。不爱你也会说得很明白，爱你也会爱得很痛快。
在下面，女孩大都羞羞答答不问物质条件，但实际上眼里留意的都是你的房子、你有没有车子，实际上一样现实。你没房子没车子，或者没有买房子买车子的潜力，长得稍微像样点的女孩照样不理你。
在京沪，你谈恋爱，一般读过大学的女孩都有点品位，经常是她请你吃饭。在下面，很多女孩会以让你请她吃顿饭为成功，不管她爱不爱你，都喜欢吃你的饭。若是朋友做媒给你介绍女友，你就得先请媒人和女孩吃饭，在吃饭时见面，而不是先与女孩见面，再回请吃饭。次数多了，你不得不怀疑下面城市的人，是不是为了赚一顿饭。
把往不发达地区的延长线延长到农村，你想娶个媳妇，不盖好三间瓦房，是娶不到的，而且在娶到新媳妇之前，你还得给她父母送好多万彩礼。
在下面，也会有不少保持朴实善良的女子，这部分女子越朴实，另一部分女子就越势利，势利得越没分寸，占小便宜、骗钱成了习惯。
在上海，靠谈恋爱敛取钱财的女孩，大多是外地来的。不是说上海本地的女孩人品比外地的好，而是她们足够有智慧，或是因为受风俗的影响，她们知道按规矩办事，知道骗人没好下场。
在上海北京，虽然女孩大多很现实，但只有在这里，才最可能有革命者之间的的浪漫，两人若志同道合，有梦想有能力，就是眼前啥都没有，都会感觉以后啥都会有，都会拥抱在一起。说起革命者的浪漫，首数北京，北京的大学天生气质就是浪漫的，上海的每一所大学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商业。”
我正准备谈第十四个话题，扭头一看，潘庸坐着听着听着睡着了。我不生气，我早就觉得上海有一个习惯很不好，就是中午不睡午觉，那会造成整个下午和晚上疲惫、工作效果不好。不睡午觉，只利于做执行层面的事情，不利于做决策等大事。所以我和孔明坚持睡午觉，哪怕只睡半小时，下午都会很有精神，工作效果很好。我说的睡午觉不是坐着睡，而是躺着睡，哪怕躺在沙发上。我们买的有沙发和小折叠床，中午就睡在办公室。潘庸在我的温和的讲解下，睡着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站起来，开始活动身体；他睡他的觉，我打我的拳。不到十分钟，潘庸就醒了，赶紧诚恐诚惶地道歉：“哎，真是对不起！对不起！我怎么会睡着了呢？！”
我笑道：“很正常。我想起我当新兵时，分到老兵连第一天，连长给我们新兵开会讲话，我就睡着了，也不知道除了我还有没有睡着的。连长很生气，说：‘有的同志第一天来，我给你们讲话，就睡着了，这很不礼貌！这次我就不严肃批评了，下次不许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我一点都不是不尊敬连长，我尊敬到了极点，那时在我眼里，排长胜过比尔?盖茨，更别说是连长了。但连续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天天高强度，猛地坐下来，连长的抑扬顿挫声代替了跑在山路上无休的顿挫感，不知不觉就瞌睡了。感觉快瞌睡时，我拼命提醒自己别睡着，无效。后来再开会时，我就使劲用牙咬嘴唇，才勉强不睡着，但眼睛虽睁却似闭，后来我当连长时，参加会议，团长就不点名地批评：‘有的同志一开会就瞌睡，像抽了鸦片似的！’。”说到这里，潘庸舒心地笑了。
我：“好，接着说第十四个话题：品格与修养。
把延长线延长到农村。一方面，那里有不少善良朴实的人，甚至有的人淳朴得像山涧清澈的溪水。想起我小时候在农村生活的情形，那时候我家很困难，村里有不少善良的人帮我家干活挑水，他们从没有想过要你报答。当我家搬到县城、省城后，他们去县城省城办事，连到我家吃顿饭都不好意思，也不好意思告诉我们他们到城里来办事了，生怕打搅我们。另一方面，每个村里都有坏人，而且坏得没有分寸。在中国，不养活父母的，兄弟之间为一间瓦房打架的，婆婆虐待儿媳、儿媳虐待婆婆的，整天无事生非、议论东家长西家短的，大都发生在农村，或城市里没读过大学的家庭中。
在我老家省会，你走在街道上，你本来想下决心热爱这个城市，但你一不小心就被突如其来的甩到你身上的水滴给弄得很恼火。在街道上的一个个店铺里，他们用拖把拖地时，不管路上有多少行人，只管用拖把把赃物往外甩。每到刮风时，每次走在大街上，都会有人冷不丁地吐痰擤鼻涕，正好被风刮到你身上，他们明知旁边有人、明知会刮到别人身上，还是会那样做。你本来穿一身新衣服，想象着与女友见面时的潇洒模样，这一下子让你喟叹良久，再无好心情。你不得不怀疑这不是个修养问题，而是个善与不善的问题。因为即使是个农民，只要心存善良，也知道该怎么做。他们擤鼻涕的样子，是用左手食指捂着左鼻孔，直直地往外擤；再用右手食指捂着右鼻孔，直直地往外擤；然后把手往上衣上一擦，整个动作熟练潇洒。
你在饭店吃饭，下面的人倒也学会了洗手，但每次洗完手，不管旁边有多少人，他只管把手往两边甩，把水甩到别人身上。
走在大街上，偶尔可见有骑着摩托车遛狗的，带着个大狼狗，不管路上有无行人，只管飞奔摩托引着狼狗飞奔。常见有带着宠物狗的，在上海，若宠物狗咬你，你骂宠物狗，主人会给你道歉，赶紧喝退他的小狗。在下面，他的宠物狗咬你，他眼看着就是不管；你骂他的狗，他就骂你，以体现他关怀小动物，体现他有善心。
在老家省会，楼上的人家用水冲洗厨房，结果水漏到我家，漏了一夜。我通知他赶快收拾，他并不急于扫干厨房的水，而是干别的事，直到第二天上午还没打扫。直到我发火了，他才收拾。之后，他过来面带笑容说了句：‘不好意思，啊！’然后不说第二句话就走了。他当然不是因为不懂礼貌，而是足够自私自利，他怕不来道歉我会让他赔偿；他也怕多说一会儿就难推脱责任，所以就偷奸耍滑，企图套近乎让你不好意思找他赔偿。”
我：“第十五个话题：教育。
在省会，我多年前曾请教过一个经济学教授，他是我老家省会最好的大学的教经济学的主要教授之一，我请他吃饭，问他一个问题：‘为何我们中国人不用人民币买美国的东西？我们多印些钱，去买美国的货物，我们不就富了吗？’这个问题他一直都没解释清楚，偏偏我爱刨根问底，他老是逃避回答，故意把话题引到别处，我就硬把话题引回来，他还是回答不出来。
再说我初中时，在县城重点中学，我看文学常识时，有本书介绍说：某某作家，曾任某某大学教授。介绍鲁迅时说：‘鲁迅，某某年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任教’是指担任教师或教授的意思，但当时我没明白书中之意，就问语文老师：‘老师，任教是什么职务？’
老师思考了一会儿，说：‘任教比教授低半级！’老师的回答，连我都半信半疑，觉得不对头，因为初中时的我隐约知道大学职位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没听说过‘任教’。
为啥越到下面城市出的人才越少？因为老师、父母大多都是不怎么样的大学毕业的不怎么样的学生。他们方法体系就不是优秀的。他们不信革命能成功，不信有志者事竟成，看不到深处、长远和事物的内在规律。
我：“第十六个话题：安全。
你看新闻，就知道，无法无天的人几乎都出在下面。我就不举例了，你自己回去看看网上的新闻，就知道了。在北京，天子脚下，没人敢胡作非为。上海更安全，我也不知为什么。”
我：“再说第十七个话题，也是最后一个话题：跟安全问题一样可怕的问题，就是你生活在庸人中，最终必被庸人所害。
你要是想做大事业，那道路与庸人决然不同，庸人只求表面和一时，看不到本质和长远，更看不到事物内在的规律。在低谷里他们看不到高峰，在寒冬里时他们看不到春天。不是说他们智商低，而是因为志向低。他们给你的建议常常是错的，给你的信息常常是虚假的，因为他们用他们的思想方法就得不到真实的信息。不是说下面的人都是庸人，也有志向高远的人，而是说下面的人中庸人较多，不，应该说是太多。
在你处于创业漫长过程中，你的父母会是毁了你前程的最可怕的敌人。他们在你还没有成功的漫漫长夜里，会一次次说你错了，傻了，你就不是这块料，就不是伟人的命。你不听，你给他们讲道理，他们根本就不信什么有志者事竟成、心诚则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因为他们从没有这样做过，从来都是混日子，这些大道理也是真理，只有说给幼稚园孩子和真正革命过的人，他们才相信。你就是说服了他们，过不了几天，他们还是不相信，还是怀疑你。对你具有摧毁性打击的是，你要是不听他们的，他们就会生病，或者装生病，你就不得不放弃。你选择了他们安排的看似安全、稳当、巧妙的道路，你也许会一时觉得你取了巧，也会得意一阵子，但最后你会明白，你因为要了这碗豆腐，永远失去了那碗排骨。
在你创业还没成功时，在孤独的长夜里，没有朋友理你，没有女孩要你，众人都说你不行。你并不感到孤独和害怕，因为你知道这是到达辉煌的必经之路，你知道黑暗过后必会迎来黎明，你知道只要你专心、坚持、厚积薄发，就早晚会成功，就算现在没有一个女孩理你，赚钱的时候，你肯定会娶个年轻漂亮的。但你父母看不懂，他们担心得要生病，天天催促你相亲，你为了不让父母生病，你只好认命，赶紧结了婚，不幸福的婚姻，会让你生更大的病。庸人，更可怕的是包括你的父母，他们可能是害你最深的。在你干事业处于低谷时，他们不知干大事要漫长，会千方百计阻挠你成就大业，千方百计促使你变成庸人，接受平庸的婚姻，使你失去成就大业的机会，等你明白时候，时间时机都错过了。
潘庸，说到这里，我说的也够多了，不再说了。小事有现成的规则和经验可以参考，大事只有靠悟性。所谓悟性，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说，就是看到事物本质和变化规律的能力，看到未来的能力。”
我停住了，静静地喝水。潘庸诺诺地说：“请问咨询费是多少？”
我：“以前我们都是事先说明咨询费，这次事先没说，就是对你特殊对待。”
潘庸有点紧张，眉头上居然冬天里冒出了夏天般的汗。
我：“对你，一分钱不要。如果你在老家获得了成功，赚了大钱，那我就就衷心祝福你！如果你因为留在了上海，在上海赚了大钱，你若赚到一亿元以上时，我们就收你三百万元的咨询费，我们不会向你要，你自己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呵呵，怎么样？”
潘庸大喜：“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我一定留在上海！一定不辜负您的期待！……不过，不给咨询费，我真的过意不去，您还是收点费用吧，你看交多少合适呢？”
我：“我不收你的咨询费，是因为我也曾面临你这样的困境，深有同感，所以想友善助你一把。我说过了，你若因留在上海成了亿万富豪，那时你就给我三百万咨询费就行了。我是想跟你来个英雄对赌。”
潘庸：“好！我一定记住先生的话！后会有期！不过我还是过意不去，能不能今晚我请您和孔先生吃个饭？”
我：“不，分文不取，有本事十年后见！”
潘庸脸憋得涨红，有点结巴，好像回到了瓦岗寨，情不自禁地用古代大侠的语言说：“那好吧，大恩不言谢，告辞，后会有期！”
潘庸走后，我为做了一件公益善事而自豪，故意低着头装作看报纸，想听孔明赞美的话。半天听不到孔明说话，我转过头看看孔明，想看到他称赞的眼神，也没有。只有孔明的怪异的眼神。我隐约感觉到一丝不对头。孔明像当年水镜先生冷眼看孔明一样冷眼看我，说道：“你是真想帮他还是假想帮他？可惜，你不收他的钱，反而害了他。”
我：“为什么？”
孔明一边吃点心，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你收了他的咨询费，他才觉得你的建议有价值。你不收，他只会一时感激，事后必会觉得你的建议不值钱，因此不听你的。奈何？人类本性也，概莫能外。”
此事过去了两个多月的一天上午，潘庸再次突然来到我们办公室，带了个大旅行包，刚坐下就迫不及待地说：“王大哥，我是来感谢您的！刚从老家来上海，专门给您带了家乡特产：大枣！”我：“呵呵，说说，听听你的好消息！”
潘庸指了指他的脸：“王大哥，您看到我脸上的伤疤了吗？”我定眼望去，看到潘庸鼻子上有个小伤疤，不是很明显。
潘庸继续说：“上次听了您的指点，我深知那是真理，决心留在上海，无论多么艰难，都要扛过去，都要在这里生根发芽、获得成功。可是一回去过了几天，一面临现实的婚恋、住房问题，一听家人的各种巧妙的建议，我就禁不住觉得还是回老家生活更现实，我就回去了。回老家住着宽敞的房子，还很顺利，亲友也给介绍女朋友，我开始见面。在老家呆了一个月左右，家里的水管裂了，往外渗水，我就出去买水管，那是下午四点多，在大街上等了半小时硬是没拦到出租车。我就到公交车站去，想到整天在屋里好久没跑过步了，我就一路小跑往60路公交车站，正跑着，我重重地往后摔倒在地上，紧接着后背又重重地磕在后面的电线杆上，我楞过神来，突然感觉鼻梁木木的，才意识到在我跑步时，马路边正在施工，人行道上拴着一个铁丝，我被铁丝狠狠地勒着了鼻梁，由于太突然，练过武艺的我居然一点来不及反应。我掏出包里的小镜子照照鼻子，两眼之间的鼻梁被勒了一个大口子，逐渐往外冒血。脑海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可能要毁容了’！我万分恐惧，但提醒自己越是此时越要冷静，就站起来用手机拍下了这个铁丝，然后就去医院。还是怎么等都等不到出租车，我打叫车电话，别说来车了，就是电话都打不通。我就坐公交车，一个小时后到了省城最好的医院。由于是周六，只有到急诊科，医生用消毒水消毒后，让我去拍CT；拍CT的女医生给我拍好后，我拿过去给急诊科医生，急诊科医生说：‘拍错了，怎么没有鼻子的检查结果？只有脑颅的检查结果。’我又回去找拍CT的女医生……急诊科解了急后，我到鼻科病房，问值班医生要不要对伤口缝线，医生说最好缝缝，推荐我去美容整形科。我一听，就意识到这个医生是要宰客了。这些医院各科室都承包了，目标不是治病，而是赚钱；病人不是上帝，是羔羊；医生不是医生，是猎豹；卫生厅要的院长不是院士，而是又听话又能送钱的政客；院长眼里的好医生，不是德才兼备的医生，是既能花钱买个名医头衔又能赚钱又能糊弄着不出事的商人。我自己做出了诊断：不缝线。因为我想起小时候身上磕了不少口子，后来都自然愈合了，根本不留痕迹。若是缝线，反会留伤疤。现在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过了二十多天，伤口愈合，留下了一个小伤疤，估计几个月后可消失。我找当时在医院疗伤的凭据准备报销，一看，他们把我名字打错一个字，把我的“潘庸”打成“潘墉”。出事当时我哪有心思细看呢，救命要紧。我又到那个医院找医生改名字，医生一个个相互推诿，科室一个个相互推诿，我跑了三次，加起来花费六个小时才办完。这件事让我想起多年前我在老家一个邮局给老家一个亲戚寄钱，我要寄给的人叫‘刘长柱’，邮局的那个女的给我打成了‘刘长栓’。结果半年内刘长柱都没收到，我到邮局去查，才知邮局那个女职员把‘刘长柱’打成了‘刘长栓’，恰好那个村里就有个同族人叫‘刘长栓’，刘长栓就收下了汇款单，取了钱，也一直不吭声。
回忆起来，我不再恨那马路上施工的，因为万分庆幸没勒着眼睛，若是稍微偏一点点，就会勒着眼睛，那万分之万地会眼瞎，所以我庆幸得连追究都不想追究了。其实就是追究也没用，他既然不怕勒死你，也就不怕你告。在下面，你打官司费的钱和时间，不知比你得到的要多多少倍。我深感在上海，是不会出现这这种情况的，只有在我老家省会这等城市，才会在人行道上栓铁丝，不管行人死活，不担心吃官司，不怕你告。我老家省会，每天马路上都会挖沟，因为有关官员搞的都是烂菜工程，过不了几年就得重新改造。他们在马路上挖沟时，甚至会在同一条马路两边同时施工，根本不给行人留路走。
上海大医院的医生，大多不会坑人的，正因为优秀，所以他们才珍惜自己的声誉；下面的医生，你想找个不坑人的，有，但很难。所幸我的伤没事。但经过此事，我深深明白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您所说的道理。我就毅然决然地回到了上海，就在上海发展！以后若能发达，就依我们的君子协定，在我挣到一亿时，给您送来三百万！”
我：“呵呵，若要我再总结几句，那就是：大事要靠悟性。再给悟性下个定义，就是从现在能看到未来，从表面能看到本质，从固定能看到变化。如果战略大方向选错了，不管战术多高明，不管现实多顺利，将来都不会有大斩获，甚至会一无所有，甚至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你有无数个想不到的灾难会降临。如果战略方向选对了，即使现实看似一无所有，甚至无路可走，但早晚会豁然开朗，你有无数个想不到的好机会在前方等着你，让你获得大成功。这个大道理，你对庸人讲，他不会认识到的，他只会笑你空讲大道理。这个大道理，只能讲给懂这个道理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