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广州海路北上要经过香港,港督卜力与孙中山对孙李合作,实现两广独立仍未完全放弃。卜力起初甚至想将李强行扣留,由于英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作罢。港英当局通知孙中山,由于几年前应中国政府要求对他的驱逐令尚未期满,所以不准他上岸,但如果李鸿章同意两广独立,即允其上岸与李会谈。在船上,孙中山仍是两手准备,一面等待卜力与李鸿章的会谈结果,一面筹划惠州起义。
卜力与李鸿章见面后,再三劝说他此次朝廷的任命是由极端保守、首先提出进攻使馆的端王载漪签署的,暗含此令有顽固派官员诱李北上而加害之意。卜力一再强调他对广东、香港稳定的重要性,力劝他不要轻易离粤北上,但李鸿章婉言拒绝。
李鸿章此时更为关注的并非粤、港,而是国家未来面对的局面。他甚至试探性地问以后英国希望谁当皇帝。卜力回答说,如果英国使馆安全,英国主要关心的是恢复秩序、贸易和商业;如果光绪皇帝与以他之名所发诏书所做之事并无关系,英国将不反对光绪皇帝继续统治。
此时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已被杀,李鸿章对卜力说,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杀,列强就无权决定由谁来当皇帝;但是,如果所有公使都被杀害,情况就不一样,列强这才可合法干预,决定谁当皇帝。
同时他进一步问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列强将选择谁,并推测说列强可能会选一个汉族人当皇帝。卜力答道,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李鸿章紧接着说不管太后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
李鸿章在各派势力的争夺中,最终还是选择了大清。大英帝国希望李鸿章当皇帝的愿望落空了。
从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东山再起任两广总督,到九月中旬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八个月间,大清政坛风云剧变,各派势力相互争夺,而李鸿章作为关键的人物,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的一行一动,不仅关系到他自己的命运,更直接关系到大清国今后的兴衰。
孙中山为反清革命一再策反他,港督卜力想稳定粤、港局面竭力挽留他,慈禧要与列强和谈自保最终不能不完全依靠他。李鸿章成为晚清政坛最重要的一颗砝码,他的走向,决定整个晚清政坛的走向,他在受千夫所指的同时,又成为所有人的希望。
有能力、有实力的李鸿章,似乎跟各派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好像自成一派。在整个晚清的政坛上,他不保守、不激进,他就如同定海神针,让整个晚清不温不火地前进,也让自己稳固不倒。
5.朝中有人好做官,背靠大树好乘凉
李鸿章的优势是想干事、能干事,但他的做法总是在朝廷中大多数人的想法之前。所以,李鸿章不论做什么事,都会遭到朝廷中顽固派的反对。李鸿章既想做事,又要应付朝廷中的种种责难,这样就会两线作战,疲于应付,所以李鸿章需要一个有实力的人物的支持。
最合适的人选是奕。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惨败于英法侵略军,北方外国侵略者攻克京师,咸丰帝仓皇出逃热河。
咸丰帝在临逃之际,命恭亲王奕留下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议和,这实际是清“朝廷”第一次与侵华的洋人直接打交道。与侵略者直接打交道,使奕认识到清政府面对的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他们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立为新的皇帝,而是“志在通商”,并感觉到:“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他看到北京城被攻破后,侵略军“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在满足了侵略者的这些要求之后,他们竟陆续撤军南返。对侵略者要推翻清朝以自立的担心和疑虑渐渐打消。这种对外认识的“新变化”在中央和地方显然已颇有人在,尤其是位居中央手握大权的恭亲王奕,成为这种观点的总代表。
对外国侵略者在认识上的变化直接导致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种“新认识”的基础上,1861年初,奕与其他几名重臣联名上了《统计全局折》,此折在回顾了清代“夷祸”之患及《北京条约》签订过程后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以条约为据”,并不想要大清的土地和人民。
英法需要的是通商,而通过跟洋人的接触,奕也认识到中西方的差距,为了实现平太平天国、剿捻以及抵御列强的目的,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自强。
奕的这种想法需要有人呼应,有人实施,李鸿章无疑就成了奕最佳的人选。1864年,李鸿章打败了太平军,保住了上海;在恭亲王奕的坚持下,李鸿章被清廷封为一等伯爵、肃毅侯、戴双眼花翎,并接任了江苏巡抚,此时他才四十二岁。
1864年春,李鸿章在给恭亲王奕的一封信中指出:“日本以区区小国,尚知及时改辙,我中国深唯穷极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变计。”还提出变易兵制,裁汰绿营和水师,仿效西方建立近代海陆军的主张。同时李鸿章依据“穷则变,变则通”的原理,抨击因循守旧势力,论证了“皇然变计”的必要性。
李鸿章在“讲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赞赏,在奕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对李的“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不惜重资,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夸赞不已,认为“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事也”。因此,他对“洋器”也饶有趣味,“臣等闻其制造此器业有成效,随即专函往询”。李鸿章的这封长信就是对恭亲王“专函往询”的回复。
如果说李鸿章是晚清自强运动的开拓者;那么,恭亲王奕就是积极的、有力的推动者。自从担任江苏巡抚二十余年来,李鸿章与恭亲王奕,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惺惺相惜、互相敬重,为中国的自强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往往是李鸿章在下层,恭亲王奕在上层,相互密切配合,有力地推动了自强运动的不断广泛地向纵深发展。
两个人不仅在洋务上首尾呼应,在政治上,也结成了同盟关系。
1870年,又是恭亲王奕力主,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大清国最重要的职务,这一年他不过四十八岁,就达到了他人生事业的顶峰。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在底层有恩师曾国藩的培养、推荐;在高层有恭亲王奕的赏识、提拔。
李鸿章就任这一职务之后,淮系集团的势力、权力更是极度膨胀,以至于时人评论说: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最巨”。
在恭亲王奕的卵翼之下,淮系集团的壮大发展,是湘系集团远远不能比拟的。除了李鸿章端坐大清国首辅之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外,其长兄李瀚章官至湖广总督,曾积极协助他筹建海防;部下张树声曾为两广总督,并在李鸿章丁忧期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刘秉璋官至四川总督;潘鼎新为云南、广西巡抚,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是淮籍人。
正是凭借恭亲王奕的信任和倚重,李鸿章还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参与大清国的外交,与总理衙门分庭抗礼,形成两个外交部门,致使大清国政坛出现一个很奇怪的局面:中国驻外公使的公文不仅既送总理衙门,而且同时也送给李鸿章,甚至李鸿章可以不经咨照总理衙门,就直接向驻外公使发出指示。这些都表明:李鸿章在大清国的政治影响力、朝廷对他的依赖和宠信程度等,在当时满汉群臣中,无出其右者。
后来,奕与权势欲极强的慈禧产生矛盾。先是慈禧经过精心筹划,突然下诏“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虽然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决定奕“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其“议政王”。后来,奕又因为反对重修圆明园得罪慈禧,受到严惩,从此失势。
奕的失势让李鸿章始料不及,这犹如给了他当头一闷棍。以至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此表达自己的心情:“内外局势屡变,皆出人意料。”这明显表示出李鸿章对于奕失势的惶惑。
奕的倒台,是李鸿章的巨大损失,但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在奕的卵翼下根深蒂固了。
相对于需要程度而言,奕更需要李鸿章一些。因为奕的处境要比李鸿章更为艰难,李鸿章的投怀送抱,自然让奕满心欢喜,但李鸿章在与奕的相互支持当中,巧妙地避开了奕与慈禧在宫廷权力上的争斗。两个人的合作,主要是在洋务方面。
由于有了奕这个强援,李鸿章每每在洋务运动推进艰难的时候,就躲在幕后,这样就可以少受很多攻击,既有利于推进洋务,也有利于政坛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