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昭君墓：昭君作为和平的象征，深受我国各族人民的爱戴。昭君去世后，人们都希望她葬在自己的家乡，由此而产生了全国各地有多处昭君墓。仅内蒙古一个区就有多处昭君墓。
②小乔墓：三国时期的著名美女“大小乔”的故居及“小乔墓”的归宿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关于“大小乔”的故居有湖北嘉鱼、浙江义乌、安徽潜山等说法，“小乔墓”则有湖南岳阳、安徽南陵之争。因岳阳楼旁有鲁肃的观兵楼——岳阳楼的前身，于是岳阳便有了“小乔墓”所在地的美丽传说。
③杜甫公园：唐代诗人杜甫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其殒身之地，史学看法并不一致。杜甫是否到过耒阳，史载不详。但是，衡阳的耒阳人民就是利用史学语焉不详的记录，把杜甫的殒身之地附会为耒阳，并斥资设计了杜甫公园。
4目的：借名人提高景点的文化品位。
（六）因名篇而附会
1概念：中国旅游上有这样一句话，山川因名人而胜，因名篇而传，于是人民利用历史名篇来扩大景点的社会影响。
2载体：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
3举例：
①马当神风送滕王阁。公元663年，王勃自山西临汾到江苏六合省父途径南昌，巧遇洪州都督阎伯屿举行重阳雅聚，在酒宴上即席写下了《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但后来被别人附会为“马当神风送滕王阁”。
②黄鹤楼：地处武汉的黄鹤楼，因崔颢一诗而闻名遐迩。但是到了明代，却有人附会出李白望楼搁笔的故事，据说李白写了“一拳打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其实这首诗并非李白所作，而是两个和尚在辩论时的禅语讥讽。
③绍兴沈园：因陆游的一首《钗头凤》而享誉，这首词是陆游为怀念青年时代迫于母命而离婚的爱妻唐琬而作。据陆游的弟子刘克庄的《后村诗话·续集》卷二中提到，陆游离婚后，确曾与唐琬遇于沈园，但只是“坐间目成而已”，既未对话，更未送酒。
4目的：借名篇提高景点的文化内涵。
三、关于附会的思考
1从历史本质看，附会不是历史，但它却能从本质上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2从思维方式看，附会所惯用的是直觉思维，即具有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特点。
3从表现方法看，附会多借助丰富的想象、奇特的夸张和强烈的对比等浪漫主义的修辞技巧，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雷同现象。
牵强也罢，附会也好。从旅游的视角出发，附会手法生产了一批闻名全国的著名风景区，刺激了地域经济的增长，为宣传地方作出了积极贡献。越演越烈的“名人故里”之争，其热闹的背后，其实就是附会在起作用。幕后的推手亦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我们不必拘泥于历史的真实，也不必计较历史的虚实，但为了争名人而互相攻击都是不理智。捕风捉影似的附会毫无意义，基于历史因素的附会却是有其积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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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神
门神是道教因袭民俗所奉的司门之神。民间信奉门神，由来已久。《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大夫立三祀，適士立二祀，皆有“门”；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可见从先秦以来，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崇拜门神。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门神的具体崇拜对象，常因时因地而异。最早的门神是神荼、郁垒。最早见于王充《论衡·订鬼》所引《山海经》：“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曰郁垒。”纬书《河图括地象》云：“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金鸡，日照此则鸣。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以伺不祥之鬼，得则杀之。”
继神荼、郁垒之后，唐代又出现钟馗（〖WTXT〗kuí〖WTBZ〗）捉鬼的故事，钟馗亦被作为门神以驱鬼魅。事见明陈耀文《天中记》卷四引《唐逸史》（已佚）：“（唐）明皇开元（713—741）讲武骊山翠华，还宫，上不悦，因痁疾作卧，梦一小鬼，衣绛犊鼻，跛一足，履一足，腰悬一履，搢一筠扇，盗太真绣香囊及上玉笛，绕殿奔戏上前。上叱问之，臣乃虚耗也。’上曰：‘未闻虚耗之名。’小鬼答曰：‘虚者，望空虚中盗人物如戏，耗即耗人家喜事成忧。’上怒，欲呼武士靸朝靴，径捉小鬼，先刳其目，然后劈而啖之。上问大者：‘尔何人也？’奏云：‘臣终南山进士钟馗也。因武德（618—626）中，应举不捷，羞归故里，触殿阶而死。’”乃诏画工吴道子曰：‘试与朕如梦图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笔成图进呈，上视之，抚几曰：‘是卿与朕同梦耳！’赐与百金。”《唐逸史》所记未必可信，但自唐代开始，人们相信钟馗能捉鬼驱邪却是事实。据记载，唐吴道子确曾作过钟馗画，悬于室内或贴于门上被视为门神。《清嘉录》卷五引明《杨慎外集》记载：“钟馗即终葵，古人多以终葵为名，其后误为钟馗。俗画一神像，帖于门，手持椎以击鬼。”明史玄《旧京遗事》也有记载：“禁中岁除，各宫门改易春联，及安放绢画钟馗神像。像以三尺素木小屏装之，缀铜环悬挂，最为精雅。先数日，各宫颁钟馗神于诸亲皇家。”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二“终葵”条云：“今人于户上画钟馗像，云唐时人，能捕鬼者。”可见以钟馗为门神，亦流行颇久。
元代以后，又曾以唐秦叔宝和胡敬德（或作尉迟敬德）为门神。《搜神记》卷六“门神”条目记载：“神即唐之秦叔宝、胡敬德二将军也。唐太宗后宫夜无宁刻，惧以告群臣。叔宝奏曰：‘臣平生杀人如摧枯，积尸加聚蚁，何惧小鬼乎！愿同敬德戎装（立门）以伺。’太宗可其奏，夜果无警。太宗嘉之，谓二人守夜无眠，命画工图二人之像，全装怒发，一如平时，悬于宫掖之左右门，邪祟以息。后世沿袭，遂永为门神云。”这里记述的秦叔宝二人虽为唐人，但不能证明此俗起于唐代，不过北宋末已出现戎装门神。南宋佚名氏《枫窗小牍》卷下云：“靖康以前，汴中家户门神多番样，戴虎头盔，而王公之门，至以浑金饰之。”宋赵与时《宾退录》云：“除夕用镇殿将军二人，甲胄装。”他们皆未指明戎装门神姓甚名谁，或许根本就未有特定者（如秦叔宝等），仅因为戎装像很威严，更易对鬼神起震慑作用而采用之。明清时期则有明著戎装门神为秦叔宝、尉迟敬德者，清顾禄《清嘉录》卷十二《门神》条云：“夜分易门神。俗画秦叔宝、尉迟敬德之像，彩印于纸，小户贴之。”又说：“或朱纸书神荼、郁垒，以代门丞，安于左右扉；或书钟馗进士三字，斜贴后户以却鬼。”表明历代出现的三个主要门神，在清代都受到同样的供奉。
瘟神
中国古代民间信奉的司瘟疫之神。即：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仕贵，总管中瘟史文业。瘟疫，古人或单称瘟、温或疫，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在古代民智未开，医疗条件低劣的情况下，人们对这种可怕疾病，恐惧至极，很容易认为是鬼神作祟，因此乞求神灵保护。
最早的疫鬼始见于纬书，为三人。《礼稽命征》云：“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为小鬼。”高承《事物纪原》卷八引《礼纬》亦记此三疫鬼，称为高阳之子。《龙鱼河图》又有“五湿鬼”之名，曰：“岁暮夕四更，取二十豆子，二十七麻子，家人头发，少合麻豆，著井中，祝敕井吏，其家竟年不遭伤寒，辟五瘟鬼。”此后，多部著作即按“三”、“五”之数，相继写出三鬼、五瘟故事。首先是干宝《搜神记》卷五的“三鬼”。此书出现的是三个散播疾病取人魂魄之鬼王，三鬼中，有一个隐名，有姓名者为赵公明、钟士季二人。南朝梁陶弘景《真诰·协昌期》载建吉冢埋圆石文，曰：“天帝告土下冢中王气五方诸神赵公明等，某国公侯甲乙，年如（若）干岁，生值清真之气，死归神宫，翳身冥乡，潜宁冲虚，辟斥诸禁忌，不得妄为害气。”这里出现的是主管地下冢中的五方神，五神中，有姓名者，只赵公明一人，其余四人都为隐名，“刘元达、张元伯、赵公明、李公仲、史文业、钟任季、少都符，各将五伤鬼精二十五万人，行瘟疫病。”这里出现的是七个主瘟疫病的瘟神，后来的五瘟神之名已全具，只钟仕贵作钟仕季，且多出李公仲、少都符二人。其后《正一瘟司辟毒神灯仪》中有云：志心归命：东方行瘟张使者，南方行瘟田使者，西方行瘟赵使者，北方行瘟史使者，中央行瘟钟使者。这里已明确称五瘟神为五瘟使者，其张姓、赵姓等又大体与后世五瘟相符，只是此处是按五方而不是按四季加总管中央为名，且南瘟姓田不姓刘，钟、史二人又易位，是与后世不同者。
南宋天心派道士路时中《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卷十三《斩瘟断疫品》论述瘟神行瘟之由及制瘟之法，略云：“但今末世，时代浇薄，人心破坏，五情乱杂”，故“东方青瘟鬼刘元达，木之精，领万鬼行恶风之病；南方赤瘟鬼张元伯，火之精，领万鬼行热毒之病；西方白瘟鬼赵公明，金之精，领万鬼行注气之病；北方黑瘟鬼钟士季，水之精，领万鬼行恶毒之病；中央黄瘟鬼史文业，土之精，领万鬼行恶疮痈肿”，据说，“若能知瘟鬼名字，鬼不敢加害，三呼其名，其鬼自灭。”元代成书明代略有增纂的《三教搜神大全》又为五瘟神作传，其卷四“五瘟使者”称：“昔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六月，内有五力士，现于凌空三、五丈，于身披五色袍，各执一物。一人执杓子并罐子，一人执皮袋并剑，一人执扇，一人执锤，一人执火壶。史居仁曰：‘此何神？主何灾福也？’张居仁奏曰：‘此是五方力士，在天上为五鬼，在地为五瘟，名曰五瘟（神），如现之者，主国民有瘟疫之疾，此天行时病也。’帝曰：‘何以治之，而得免矣？’张居仁曰：‘此行病者，乃天之降疾，无法而治之。’于是其年国人病死者甚众。是时帝乃立祠，白袍力士封为感应将军，黑袍力士封为感成将军，黄袍力士封为感威将军。隋唐皆用五月五日祭之。后匡阜真人游至此祠，即收伏五瘟神为部将也。”旧时各地建庙祀瘟神，有些地区称瘟祖庙。祭祀日期各说不一。《三教搜神大全》谓隋唐时五月五日祭之，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七引《岁时杂记》则谓元旦祭之，曰：“元日四鼓祭五瘟之神，其器用酒食并席，祭讫，皆抑（遗）弃于墙外。”《诸神圣诞日玉匣记等集》又称，九月初三为五瘟诞辰，这一日为其祭祀日。
土地神
中国旧时信奉的村社守护神。《礼记·郊特牲》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比较朴素地表达了上古人们酬谢土地负载万物、生养万物之功的心情。其后，又出现了以整个大地为对象的抽象化的地神崇拜，这种地神被称为“后土”，是封建皇帝的专祀；而各个地区及村社仍奉祀该地区该村社的地方小神。这种地方小神初称社、社公，后称土地。纬书《孝经援神契》记载：“社者，五土之总神，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汉书·五行志》也有注释：“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礼记·祭法》云：“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群聚而居，满百家以上，得立社。”此二十五家或一百家所立之社，为地方行政小单位，所祀之神即称社公或土地。社公和土地之称皆见于东汉。《后汉书·方术传》称费长房得卖药翁之符后，“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王充《论衡·讥日篇》曰：“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恶人动扰之，则虽择日何益哉！”此后典籍中有相沿称社公者，但更多的则称土地。
最初人们崇敬社公、土地，是因为它能生长五谷，负载万物，养育百姓，更多是从它的自然属性方面着眼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文化的发展，这种自然崇拜便转变为人格神崇拜。人们用以象征它的不再是“封土为社”的那一方土，而是一个具有人格特征的拟人神。甚至随着封建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制度的完善，更将它视为与封建政权最下层官吏相当的一级小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