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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我想融入城市
1991年春天，央视一套开始在黄金时段播出10集电视连续剧《外来妹》，很少有人能预料到这部关注“小人物”的电视剧会引发怎样的轰动。
2011年春天，央视一套在黄金时段播出了“农民工”题材的电视剧《月嫂》，“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的生活又引发了社会强烈的从1991年到2011年，两部电视剧，折射出了一个变化的时代。针对流动人口的政策基调从“严控”到“鼓励”，流动规模从几千万到近三亿，何其磅礴。20年来，农民工始终身在城市建设的最前线，以及城市生活的最边缘，旁人看待他们的眼光依然如故。
然而，他们自己，早已经改变。
※ 崛起的新生代农民工
20年间，第一批入城务工者已步入中年或老年，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了城市发展建设的生力军。与上世纪90年代候鸟般往来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钟摆式”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定居于城市的“全职农民工”。
在人们的印象中，农民工的头发蓬乱、满脸胡茬、叼着烟、驼着背，奔波于大街小巷揽体力活，身上的乡土气息与城市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每当“城里人”在路边的大排档碰见光着膀子、三五成群吃肉串儿、喝啤酒的“民工们”，总会有意识地躲着走。而这些农民工扛着大箱小件地出现在火车站、汽车站时，也会招致不少嫌弃的眼神。
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穿着、爱好、思想、追求都已变了样。这个群体更有社交意识，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生活也更有闲情逸致。他们也穿名牌服饰，剪入时的发型，拿新潮的手机。这些来自农村、工作在城市的年轻人们，对网络的熟悉程度、对电脑操作的熟练程度也并不比城市的孩子们差。
从成长轨迹看，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趋同于城市同龄人：89.4%基本不会农活，37.9%在就业前从来没有务工经验。甚至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是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已不太可能重返农村。新生代的加入使农民工平均受教育水平明显提升，他们之中的很大比例从事技术工作或供职于服务行业，已成为“新蓝领”的主力军。
※ 打工不再只是为了糊口
如果说改革初期农民进城务工多是为了谋生糊口，当代农民工的职业诉求明显更加多元化。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对高薪酬和更加理想的工作状态都十分关注，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开始自主创业。2011年零点“农民工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第一次择业时重点关注薪酬的比例为45.9%，而认为在今后择业时仍会重点关注薪酬的比例则下降至32.7%，另有31.7%、12.9%和12.1%的新生代农民工把发展潜力、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作为择业的新标准。
农民工群体的多元化职业诉求并不是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对于工作的期待越来越高，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相对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更有进取心且更具行动力：95.4%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为下一份未知的工作做些努力，传统农民工的这一比例为78.5%；在努力程度上，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积累阅历、主动学习、扩展人脉的比例也分别比传统农民工高出28.5%、24.1%和9%。
※ 被认可的贡献，尴尬的身份
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2001～2010年零点“全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发现，城市居民认可农民工给社会带来有利影响的比例始终保持高位：2001年这一比例为33.6%，2011年上升至44.2%，不认可的比例则从32%下降至13.9%。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对于这一群体贡献的认可，却与对于他们人格的尊重是逆向增长的。简言之，我可以感谢你，但我不会尊重你。2004年69.2%的农民工认为在城市受到了尊重，这一比例在2011年下降至59.2%。该如何解释这种某些城里人的分裂认知呢？或许，这得归结于我们一再给这一群体贴上的“农民工”这一标签。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尽管这一群体20年来早已经改变，我们的媒体、影视文学作品却一再重复他们20年前的形象。
2004年，5分制下，农民工对城市社区事务的关注度为3.5分，2011年下降至3分；愿意与城市人交往的农民工比例也从72.4%降至63.6%。许多城里人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但与同样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兄弟们成了陌路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无关乎制度，完全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偏见，而要改变这种偏见，我们没有理由去依赖任何外来的变革，如果如此，那就是推卸责任的表现。需要变革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一个农民进城了，他和这个城市唯一的关系就是脚上那双回力牌白球鞋。”多年前，媒体这样讲述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20年后，廉价的回力牌白球鞋，不仅成为潮人的时尚单品，还成为明星的足尖挚爱。只是，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尴尬依旧。“我只是想做一个城里人！”这是农民工兄弟最朴素的愿望。下一个20年，这个朴素的愿望会不会成真呢？
因为流动，所以留守
与漂泊在都市的人们遥相呼应的，是众多守家待业的“留守者”们。因为有流动，所以有留守——流动者为城市建设贡献着力量，而留守者也在为城市的发展默默做出牺牲。
当我们为城市的“花朵”们茁壮成长而欣慰时，还有大量的农民工子女留守在家无人照料；当我们沉浸在花前月下的幸福中时，还有很多妻子忍受分居两地的孤独；当我们陪伴父母阖家欢乐时，还有很多空巢老人终年与电视、宠物，甚至空气做伴。
20年间，中国的“离居时代”已悄然来临。留守儿童、留守女士和留守老人，三个群体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加入了同一个注脚：我们正在为物质的繁荣牺牲精神上的一些抚慰，用一些人的孤独换取了另一些人的幸福。
因为流动，所以留守，这是现代化进程中无可规避的一对矛盾。然而，留守现象本身，是中性的，它无所谓对与错，我们应该关注的，并不在于该不该留守，而是这是怎样一种留守？留守也可以是安乐的、安全的、安心的。问题在于我们能为留守者做些什么。
可喜的是，很多人都开始了自己的行动，比如广州市番禹区便推出了“想妈妈”关爱留守儿童工程，建立了“想妈妈”关爱留守儿童服务网站，父母可以录制视频放在网站上让孩子看，孩子也可以录制视频给父母看，增加父母与孩子交流的机会。除了政府部门，一些高等院校也在大学生中招募志愿者，来到乡间帮扶留守者，为他们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也有不少心理专家也加入了进来，针对留守者最易出现的心理问题，给予援助。
我们不能阻止社会的流动，但可以通过共同的努力，温暖因流动而来的留守。
迁徙老人：不能归根的落叶
对于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省际人口迁移，中国人口学家王桂新曾有过研究，发现老年人离退休后离城返乡、落叶归根的现象比较突出，老年人的迁移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年轻时为了工作背井离乡，年老退休后不再受工作单位的制约，许多人选择回到家乡安享晚年，是20年前最普遍的迁居养老方式。
20年后，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大城市打拼，回到或守在家乡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于是，许多老人们不得不到子女所在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重新生活。“迁徙”这个候鸟的专有名词，或许，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生活现状。
※ 来：儿子想父母，父母想孙子
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六普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失能老人3300万。据预测，2015年和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分别占到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和三分之一。而且，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是“未富先老”，面对“银发冲击”，中国显然没有做好准备，社会保障制度及公共设施都跟不上老年人衰老的速度。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各类养老机构拥有床位266.2万张，床位总数仅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5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5%～7%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3%的水平。
面对这样的养老困境，有着“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的中国人自然而然选择了家庭子女养老。而在外地打拼的年轻人又不能守在故乡为父母尽孝，因此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随子女迁徙到外地养老。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让老年人迁徙到子女所居的城市中去。2011年零点“老年人调查”显示，近两成老年夫妻“老来分居”，帮子女看孩子做家务是主因（71.2%），女性老年人此项比例略高（女：71.5%，男：67.6%）
从此，老人们每天的生活就像从山西来到北京的张大妈一样。早晨6点：去菜市场买菜；7点：准备一家人的早饭；7点半：叫儿子儿媳起床吃早饭，伺候孙子明明起床穿衣吃饭；8点半：送明明去幼儿园；10点：回家做家务；下午4点：接明明回家；下午6点：准备晚饭；下午7点：收拾厨房，伺候明明睡觉；晚上10点：睡觉。
据张大妈说，像她这样的老年人有很多，每天下午在幼儿园等着接明明的时候认识了很多盟友，都是因为子女太忙没有时间做家务、带孩子，年老的父母不得不从外地赶来，为家庭做最忠实的保姆，顺便来养老。
※ 走：回到熟悉的土地
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迁移之后的新环境，种种的不熟悉都让老年人有点不知所措，如何适应他乡生活是横在老年人面前的一道大山。难以消除的生活习惯差异。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地域差异巨大：饮食习惯上南米北面，东甜西辣；气候上南方潮湿多雨，北方干燥多风；南北语言差异巨大，较难懂的方言给老年人的日常沟通交流造成了极大的不便。除了地域差异以外，城乡差异也让很多老年人颇感不适。农村老年人学会适应城市环境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生活方式和习惯上的巨大差异给老年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