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通过对李白去世前几年经历和创作的讨论，考订一下李白的卒年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俱执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的"（李白）年六十有二不偶"的说法，断李白卒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享年六十二岁。此说殆成定论。但未始无人怀疑。近年即有李从军提出李白卒于代宗广德二年（764），享年六十四岁的新说（《李白卒年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3期）。我认为，李白卒年应在广德元年（763），其享年为六十三岁。刍荛之论，不敢自是，特提出向专家们请教。
一
李白去世前两三年，是在江南度过的。其间有两个中心。一是当涂，这是他晚年寓家及病、死、葬之处。另一个是金陵，这是他晚年在江南游历的中心。王琦《年谱》云："上元二年，太白游金陵，又往来于宣城、历阳二郡间。"大致不错。自安史之乱起后不久，到夜郎赦归，约有五年多时间，李白的足迹未曾到过金陵、历阳、宣城及当涂一带。所以，判定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并不太费事。除了参以当时史实可以予以判定的诗外，凡是写于以上地区又带有战乱、流放、赦归字眼的诗，都可以归于这一时期。
这中间，李白有一首《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诗（以下简称《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这是一首对划定李白晚年经历及判定他卒年至关重要的诗。从前，这首诗被系于上元二年秋末。这个系年和对此诗本事的解释都是错误的。所以，我想化大气力从分析此诗入手以辨其误。
诗题中的李太尉即李光弼。他是安史之乱中后期唐朝廷赖以与安史叛军作战的主要将领之一。一般认为，李白此次投李光弼军是去参加与安史叛军残部史朝义的作战，半途因病不果，退还金陵，与金陵官吏（崔侍御）告别，时在上元二年（761）秋末。以李白暮年的衰病，且是刑余之人，仍不忘报效国家，精神很是感人。郭沫若曾称此举是李白"一生中最后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李白与杜甫》第80页）。所以，此诗在李白研究中一直受到专家们的重视。
王琦系此诗于上元二年秋。其《年谱》云："《通鉴》："上元二年五月，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节度使，出镇临淮。"是其事也。诗中有"旧国见秋月，长江流寒声"之句，乃是是年秋中之作。"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及国内各种李诗选本皆从之。然而，参以当时史实，此诗系年理由难以成立。
第一，诗题曰："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检两《唐书》及《通鉴》等史书，并没有李光弼乃至唐官军"出征东南"或在"东南"某地与史朝义作战的记载。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大败李光弼于洛阳近郊邙山。三月，史朝义杀史思明，在洛阳即皇帝位，改元显圣。李光弼以败，固求自贬。至五月，肃宗复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八道节度使（见《通鉴》卷222，唐纪38）。从上元二年五月李光弼受命太尉起，到广德元年（763）初史朝义势穷自缢死于广阳（今河北蓟县）以北的温泉栅，三年之中，李光弼乃至唐官军与史朝义作战的战场，无例外地都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一带（唐河南道及河北道），难以与诗题中的"出征东南"相符。或曰："出征东南"是相对于"秦"地，即唐朝廷所在地长安而言，因为洛阳或洛阳东南，皆可说是在长安东南。这说法站不住脚。从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乱起到广德元年史朝义死，唐朝廷的平叛战争打了八年。除了收复长安的战场在关内以外，其余的战场都在中原或中原以北。当时的和后来的史学家、文学家，没有把其中任何一次战役称作"东南征"。李白当时正在江南，他绝不至于以长安为中心，而把中原称作"东南"。
王琦的系此诗于上元二年，着眼点很可能在李光弼复任太尉后的"出镇临淮"，以为李白所说"出征东南"即指李光弼"出镇临淮"。临淮即泗州，在今安徽泗洪县东南。李光弼由长安出发驻节临淮，大致的方向是正东偏南，故可以说"出征东南"。王琦系年其所以为一些专家们所从，大约也是因为这一点。这说法仍然难以圆通。一、临淮唐时属河南道，从整个中国来说，临淮仍属中原一带；二、为便于与史朝义作战，李光弼的军队多集结在洛阳附近，他的河南行营即设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此次驻节临淮，只是因为他身兼淮南、山南东、江南西、浙江东等八道节度使，要把驻节之处设在稍稍东南的临淮。李光弼的"出镇临淮"，仅是赴任，地理位置上不在东南，亦不是"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三、据《通鉴》，李光弼是上元二年五月赴临淮的，他应在本月或六月初到达临淮。假定李白所说的"出征东南"，就是李光弼的"出镇临淮"，那么李白"闻"李光弼出征并动身投军的时间也应在五月或六月。李白写《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的时间是在秋末（九月），诗云："旧国见秋月，长江流寒声。"江南已有了寒意。李白是从军不果中途退回金陵后写此诗的。除去他赴军及退回的时间，李白"闻"李光弼"出征东南"的时间，当在八月以后。时间上大相径庭；四、《通鉴》卷222，唐纪38载：李光弼赴临淮后，"（上元二年）八月己巳，李光弼军河南行营。"即李白"闻"李光弼"出镇临淮"时，李光弼已离开临淮，返回河南行营陈留去了；五、假定相对于长安来说中原战场可称"出征东南"，"出镇临淮"也可以称作"出征东南"，又如何理解诗中"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两句呢？这两句是李白说自己从军的路线。李白正在江南游历，他无论赴中原或赴临淮，其路线都只能是东北或正北，而不可能是"东南"。
为了弥合史实与诗之间的矛盾漏洞，人民文学出版社《李白诗选》在本诗题解中说："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史朝义杀死了他父亲史思明，率兵向南骚扰。唐太尉李光弼领大军出镇临淮，追击史朝义。"上海古籍出版社《李白诗选注》也在题解中说："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安史叛军史朝义向东南窜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征。"前面说过，上元二年五月至八月，史书上并无史朝义率军向东南窜扰的记载，李光弼"出镇临淮"，亦不是为了追击史朝义。其时，史朝义称帝不久，尚盘踞在洛阳。所谓史朝义"向南骚扰"、"向东南窜扰"，或是指史朝义"寇申、光等十三州"（两《唐书·李光弼传》）。申州即今河南信阳，光州即今河南潢水，两地仅在洛阳东南，李白不得称其为"东南"；且其事已在宝应元年正、二月间（《通鉴》卷222，唐纪38），距李光弼出镇临淮已半年之久。
第二，诗中有云："秦兵出天庭，蹴踏燕赵倾。黄河饮马竭，赤羽连天明。太尉仗旄钺，云骑绕彭城。三军受号令，千里肃雷霆。"以上八句，固多概括性叙述，但考之史实，却也信而有征。前四句写李光弼受命太尉，都统八道节度使威镇中原的气势，后四句写李光弼进军徐州（即彭城）、号令森严的情况。李光弼何时进军徐州？在宝应元年四月。《通鉴》卷222，唐纪38载："（宝应元年）建巳月（按即四月），史朝义自围宋州（今河南商丘），数月，城中食尽，刺史李岑不知何为。……李光弼至临淮，诸将以史朝义兵尚强，请南保扬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为安危，我复退缩，朝廷何望！"……遂径趣徐州。使兖郓节度使田神功进击朝义，大破之。"《通鉴》同卷："（光弼）遂径趣徐州。……田神功既克刘展（按上元元年刘展据润州乱），留连扬州未还；太子宾客尚衡与左羽林大将军殷仲卿相攻于兖郓。闻光弼至（徐州），惮其威名，神功遽还河南，衡、仲卿相继入朝。光弼在徐州，惟军旅之事自决之，……由是军中肃然。"李白此诗若写于上元二年，断不会在诗中预知次年（宝应元年）才发生的事李从军《李白卒年辩》中亦提及李光弼进军徐州的时间应在宝应元年。本文受李文启发颇多，特作声明，并致谢忱。。
第三，从上元二年以后李白的行踪来考察，此诗亦不可能作于上元二年秋末。李白是上元元年秋冬之际由江夏回到豫章的，其妻宗氏时寓居豫章。上元二年春，李白由豫章至寻阳，嗣后由寻阳沿江下，经长风沙（今安徽安庆东）至金陵。在寻阳时，曾上庐山，安置宗氏在此，《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即作于此时《送内寻庐山女道土李腾空二首》，郭沫若系于上元二年春，是。按宗氏安史乱前居宋城，乱起，李白北上，携宗氏南奔。至德初，李白避乱东南，宗氏可能在宣城。白自东南归，与宗氏俱隐庐山屏风叠。永王水师东巡，聘白，白下山，宗氏乃寓居豫章。以乱后宗氏行止，只能于此时上庐山寻李腾空。。其一有云："风扫石楠花。"王琦注引《本草衍义》，云石楠花"于正二月间开花。"新本《辞海》"石楠"条则谓"夏季开花"。未知孰是。姑以《本草衍义》为准，当石楠花落（"风扫石楠花"）之时，应该已是春末夏初。假如李白由寻阳至金陵一段水程毫无滞留，到达金陵时，时令也应在夏初之后。依王琦旧说，李白于同年秋末从李光弼军不果，告别金陵他去。《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有云："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金陵遇太守，倒屣欣逢迎。群公咸祖饯，四座罗朝英。初发临沧观，醉栖征虏享。旧国见秋月，长江流寒声。……因之出寥廊，挥手谢公卿。"可知李白因从军不果，心情沮丧，此次告别金陵，不是暂时性离开，而是永久性告别。因此，金陵官吏及僚属才隆重地在金陵城外设宴饯别。即是说，李白以夏初后到金陵，秋末别金陵，在金陵至多只待了夏秋两个节今。可是，李白此期明明有春天作于金陵的诗，如《金陵新亭》："金陵风景好，豪士集新亭。举目山河异，偏伤周颙情。四座楚囚悲，不忧社稷倾。王公何慷慨，千载仰雄名。""山河异"、"社稷倾"都表示在乱后。本文开头曾说，安史乱后至上元二年，李白并无江南之行，此诗只能作于李白暮年此次金陵之行。诗用《世说》"新亭对泣"典。《世说·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诗中"金陵风景好"即《世说》中的"藉卉""美日"，是春天。又如《对酒》："劝君莫拒杯，春风笑人来。桃李旧相识，倾花向我开。流莺啼碧树，明月窥金罍。昨日朱颜子，今日白发催。棘生石虎殿，鹿走姑苏台。自古帝王宅，城阙闭黄埃。君若不饮酒，昔人安在哉！""昨日朱颜子"以下四句，亦表示此诗系乱后、李白暮年所作。"自古帝王宅"即指曾为六朝之都的金陵。以诗中"春风"、"桃李"等语看，节令显然在仲春。如果李白上元二年秋离开金陵，则以上两诗就难以安排。还有一些诗，如《醉后赠从甥高镇》，也是暮春作于金陵一带（诗云："江东风光不借人，枉杀落花空自春。"），都无法安排。李白不可能离开金陵后，第二年春天再返回金陵写这些诗。
所以，对于划定李白暮年游踪及判定其卒年关系至为重要的《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南东》一诗的本事和系年，都必须另觅新的解释。我以为，唐太尉李光弼"出征东南"之事，并不是与中原一带的史朝义作战，而是与浙东一带的袁晁农民起义军作战。李白投军病还，告别金陵，写《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的时间，在唐代宗宝应元年秋末，比王琦旧说整整晚一个年头。《通鉴》卷222，唐纪38载：
（宝应元年）秋八月。台州（今浙江临海）贼袁晁攻陷浙东诸郡，改元宝圣。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李光弼遣兵击晁于衢州（今浙江衢县），破之。九月，袁晁陷信州（今江西上饶）……
袁晁农民起义早在上元二年末、宝应元年初就已经发生了，虽然那时不过是无组织的农民骚动（见《通鉴》同卷）。当李光弼中原战场对史朝义的战争连连取得胜利的时候，袁晁农民起义已发展得很强大，到宝应元年八月，李光弼终于分兵镇压。李白所"闻"的李光弼"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就是指这一次军事行动。李光弼并未亲自出征，江南一带传闻如此。"秦兵百万"亦显系传闻的夸大说法。当时李白正在金陵或历阳、宣城一带，听到这个消息，便东南行，准备途中参谒李光弼投军效用。
当上元二年李光弼出镇临淮时，李白断无北上投军之可能。李白与李光弼前此并无交往，又无人引见，加上衰病的身体，贸然北上，他要下怎样的决心！至于这一次，刺激他决心投军的因素，只是因为李光弼的军队从金陵一带路过。不料，令李白沮丧的是，半途因病又不得不返回金陵。
上元到宝应，发生在秋天，地理位置又在东南，既符合李光弼"出征东南"，又符合李白"无因东南征"的军事行动，只有这一次。这就是李白"一生中最后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的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