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傅庚生先生
在考入西北大学以前，中文系老师的姓名已经为我所知者，惟傅庚生先生。这可能与傅先生经常有文章发表在省内文艺报刊上有关。傅先生几种主要的著作当时我都没有读过。及至后来，我才知道傅先生的名望远不至于此。前西大校长郭琦鼓励教师科研写作，有一句名言，就是"要打出潼关去"，要在全国知名。我后来走的地方多了，就发现国内所到之处，没有人不知道西大有个傅庚生。"天下谁人不识君"，可以说，傅先生是中文系真正"打出潼关"并誉满天下的一人。
入学以后，偶尔在中文系的走廊里见过傅先生。五十岁多一点年纪，清癯，衣冠整洁，步履轻盈地走过。同学们向傅先生鞠躬致意，傅先生也微微点头示意，很"飘然"的样子。谁今天在系上见到傅先生了，回到宿舍不免有一番"兴奋"的张扬。二年级时，傅先生给我们上"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作品"（那时古代文学分两门课讲授，一位老师先讲作品，另一位老师随后讲文学史）。四十年过去了，现在仍能感受到傅先生讲课时我全身心的那种"享受"。呵，那不是在听课，那是信徒在听维摩诘大师讲授心源大法，而碧空祥云之中有飞天仙女在撒着香花。无论别人，我的感觉就是如此。两节课很快就过去了，时间在傅先生话语的细流中似乎凝滞了，又似乎不着痕迹地流逝了。
傅先生讲课的声音并不响亮，纯正、又略带一点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傅先生其实是辽宁人，南方口音或者与他曾长期在成都华西大学任教有关），清晰而恰到好处地传到教室最后一排。傅先生是学者中有名的"辞章派"，但课讲得却如同美文，我不知应当归于何派。我曾经作过傅先生课的"课代表"，有一次去傅先生家里，他说：讲课如同织锦，经纬始能成章。我那时没有很在意这句话，因为我绝想不到教书会成为我半生从事的职业。现在想起来，这应是傅先生的教书"家法"的私授。"经纬成章"使我对傅先生的讲课有深入肌理的理解。无论魏晋诗，无论南北朝诗或唐诗，傅先生能将它掰碎了、调制成美味可口的食物让你去接受它、消化它。诗的文本就是"经"，而与诗有关的社会的、文化的、写作的和鉴赏的知识等等，就是"纬"。经、纬交织，也就是傅先生的课堂组织了。傅先生去世的时候，霍松林先生有一幅挽联，上联不记得了，下联是："说诗最能解人颐"。用的是汉匡衡"说诗解人颐"典，诚为知言。
傅先生诵读的功夫也是值得称道的。一首诗，一段文，经他一读，大半的意境就出来了。那是对古人诗文深入骨髓理解之后的诵读，绝非现时演艺明星那种故弄姿态的所谓朗诵可比。陕师大已故高海夫先生是傅先生五十年代初的学生，高先生尝说，他们读书的时候，傅先生就是这样诵读诗文一过，然后"啧啧"连声，说"好诗、好诗"，就又去读下一首了。大约因为我们这一代学生的资质鲁钝，傅先生须要稍微的掰碎了讲才行。不过，如高先生说的那种境界我也曾体验过。记得傅先生讲杜甫《登高》，念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一句时，我的确有一种仿佛置身于深秋，漫天落叶铺天盖地瑟瑟而下的感觉。啊，那境界真是太美妙了。
曾经听到年辈长于我、同是傅先生门生的人对傅先生讲课的议论，大意说傅先生上课不免于"花拳绣腿"，不过徒然令人感觉眼花缭乱而已。我听了不禁有些愤愤然。我以为，古诗文之美，如花。时隔千余年，如花的古诗文，其颜色，其芬芳，在一般读者眼里，其色香大都消褪殆尽。今人的解析古诗，倘是高手，可以将如花的古诗，隔一层玻璃让你去看它的颜色；而能将如花的诗从玻璃后面取出来，置于你的眼前，让你不但能看到花的颜色，还能嗅出花开时的馥郁芬芳的，是傅先生。
傅先生的课，我就听过这一段。傅先生还有一门"杜诗专题"，要到五年级才开（当年中文系的学制是五年）。可惜，"文革"一起，一切都灰飞烟灭，乱世如浊浪滔滔，哪里还提得到"杜诗"呢？
附带说一个细节。傅先生讲课，从不拖堂，他说"今天就讲到这里"，话刚落音，下课铃声就响起，而我从未见过傅先生抬腕看表。套一句流行的话，就是"绝了"。
没有想到1978年我再能入傅先生门下读研究生。自是，我才开始认真地体味傅先生的学术以及他的学术语言。
记得研究生入学第一天，同年们登傅先生门受教。傅先生显得很兴奋，连连说"得天下之英才教育之，一乐也"。其时傅先生的身体已经不大好，十年未见，当年行走轻盈的傅先生变得步履蹒跚、龙钟老态了。然而先生的思维仍非常清晰活跃。大约每两周我们登门受教一次，因为时局宽松，先生的话题很随意，月旦政治，评价人物，常有惊人之论。关于作学问，总括先生的教诲，有这样两个意思：一是要把古典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要有形象思维；二是要集中力量弄通一两个作家，"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傅先生是北大出身，他的研究路子，明显地带着所谓"京派"的特点，从闻一多、朱自清到林庚，无不如此。傅先生颇不满意于乾嘉学派的考据成风，他的研究中国文学的道路从他四十年代写作《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就已经确立了；至于"断其一指"，当然是他专于研究杜诗的经验之谈。提到杜甫研究，国内何人不晓先生的《杜甫诗论》呢？
我倒是对傅先生"把古典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这句话极有体会。这句话的含意很多，其中一个意思，我理解就是要把研究文章写成美文，要表达得好，使文学的研究成为研究的文学，不能干巴巴的枯燥，让人读不下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研究同样也是语言的艺术，在四五十年代的研究者中，花大力气于研究语言的锻造，傅先生是最成功的一位。当今学术界，研究的语言普遍乏味，没有灵性，缺乏个性，已成痼疾。如闻一多、朱自清那般的文学研究，已像青烟般消散无踪了。我所以重提傅先生注重研究语言艺术，确有针砭时弊之意。
当年我作傅先生课代表时，先生曾赠我一册他新出的《文学鉴赏论丛》，我珍宝之，可惜"文革"中散失，不知落到哪位同窗的书箧中了。读研期间，先生再赠我新版的《杜诗散绎》、《杜甫诗论》和《杜诗析疑》，加上《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先生的几种主要著作就都读了。孔子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文字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玄秘莫测了，大约还是要从多读、多揣摩中去体会。我曾经像参禅一样仔细揣摩过傅先生的语言，渐有心得，濡染之间，笔下也就多少有了一点先生的笔意，但口不能道得明白。后来我也忝为研究生导师，常常劝我的学生多读傅先生的著作，对他们说，"可以不必先顾及其学术，但务须体会其文字"。
研究生毕业时，傅先生设"家宴"招待我们。同门数人在前往先生家的路上，我妄言说，傅先生似乎写过小说，或如同闻一多、朱自清那样搞过创作。大家都摇头，表示不同意。甫进家门，我贸然以此发问，先生莞尔而笑，师母连连说，写过，写过，人家都说他的小说像废名（冯文炳）呢。多年疑窦，终获一解，表明我对傅先生文字的感受大致不错。得到鼓舞，我又问先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为什么要用文言文写？先生说，当时文字之佳，莫过二朱（朱自清、朱光潜），自信白话文未必胜过他们，所以让二朱一头地，改用文言文。废名的小说，我读的不多，近年看到一篇讨论废名的文章，言及废名文章风格，用"生辣"二字概括之；各位都有吃菜的经验吧？菜非大锅烩煮得稀烂，谓之"生"，入口但觉其刺激味蕾，谓之"辣"。傅先生的小说，我未尝读过，对他小说文字的"生辣"暂无体会；但读他的学术文字，的确有《庄子》所说的"庖丁解牛，宜僚弄丸"那样的感觉，"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砉然响然，莫不中音"。学术文字以说理为主，能到这种境界，真是难得的很了。放眼国内，寥寥数人而已，而后继者尤其乏人。可惜自己资质末流，竟不能学得先生半分。
二、刘持生先生
学术上，中文系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傅庚生先生，另一个是刘持生先生。如同文坛上的李杜和韩柳，中文系的同仁，从不在傅、刘二先生之间作轩轾。但是不作轩轾不等于没有比较，也如同李杜和韩柳的比较一样。
刘持生先生讲先秦两汉文学。稍显朴拙的"国语"、严重的鼻音使同学们对刘先生的讲课很长时间不能适应。刘先生上课又经常迟到，往往上课铃声响过数分钟，有的同学都准备提起书包要去自习室了，刘先生才"遗鞋掉帽子"地赶进课堂。因为迟到，便不免拖堂，下课铃声早已响过，而刘先生的课尚不能结束。那时候，"三年困难"刚过，铃声一响，饥饿的我们如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实验里的那只狗一样，饥肠漉漉，于是对刘先生的课就有些"腹诽"。后来我知道刘先生有深夜读书的习惯，天色熹微，才朦胧睡去。多年如此，非止我们年级。
刘先生是"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出身。三十年代的中央大学，名学者云集，如胡小石、汪辟疆等，都是刘先生的业师。六朝旧都，东晋名士习气一仍其旧。每于春日惠风或秋高气爽下，胡、汪等先生携学生十数人郊游，郊游毕，则席地芳茵，饮酒赋诗，或限韵，或唱和，授课也往往在这种场合进行。刘先生的述而不作，衣冠随意，甚至解放以后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缄口不言躲过劫灾，都与他的名士态度有关。
刘先生的课要半学期、甚至大半学期才能适应。据说陈寅恪给学生讲《长恨歌》"杨家有女初养成"数句要讲一个星期，据五十年代中文系的老学生说，刘先生讲《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数句，也要讲一个星期。六十年代初的大学讲堂，已没有从前那样宽容，风声渐紧，"文革"山雨欲来，老师讲课的学术个性也渐渐泯灭，但是我们还是能体味出刘先生考据派与傅先生欣赏派在课堂上的不同。正当我们如同嚼橄榄嚼出一些味道的时候，刘先生的课已经结束了。同学们检验听讲的口袋，所得甚微，然而拿出来一看，虽只有一枚钱币，却是一枚金币。
刘先生的课不发讲义。我那时被指派为课代表，有一次，教研室一位负责老师暗示我说，你去向刘先生讨要讲义，就说同学的反映。我去说了，刘先生说；正在修改，修改好了就发。我向那位负责老师汇报，他说：十几年不发讲义了，从来都是这样推诿。言语之间颇愤愤然。假托学生名义要讲义，刘先生推诿不发讲义，其中的意义我很久才明白：一方要寻觅批判的材料，一方总是不肯给，没有白纸黑字，拿什么批判？
刘先生去世后，他的弟子们整理先生遗著，成《先秦两汉文学史》一卷出版，另有《持盫诗》一卷，经刘先生夫人整理出版。生前著述刊布于世者，几乎没有。所以前文说傅、刘是中文系两个"高峰"，应当作这样理解：傅先生是拔地而起、高标在眼的独秀之峰，刘先生是深矗海底、仅露冰山一角的无名之山。刘先生籍贯甘肃，甘肃号为边鄙之地，能就读中央大学，非材质过人，焉能致此？抗战时，中大汪辟疆先生致函程千帆说："吾近年门下有甘肃籍者三，曰刘持生、霍松林、马騄程，皆未易才也。自宋以来，文学之士，东南多于西北。今群彦联翩而至，岂地气之钟毓，有所更替乎？"其称誉如此。然而以刘先生的高才，生前几乎没有论文公开发表，是魏晋名士疏懒的习气所致吗？还是文运艰难的原因呢？
刘先生文，我所读过的，仅论文《陶渊明其人其诗》一、二篇而已。师大高海夫先生是刘先生当年得意学生。高先生曾参与《人文杂志》编辑，向刘先生约稿，回答说无，仅有讲稿。于是高先生拿剪刀裁下讲稿，就是这篇《陶渊明》。刘先生文风，迥异其人，如十六七岁少女，略无脂粉修饰，全倚本色气质，自然清丽可人。那是一种"万花落尽方归淡"的自然淡泊，不是在文字上有深刻妙悟者，是达不到这个地步的。
按系上的安排，到了高年级将有刘先生开的选修课楚辞专题。傅先生讲唐诗，你可以将傅先生的为人为文与唐诗之间划等号；木讷的刘先生与幽妙的楚辞之间的联系，我想还是刘先生学问的训诂考据之长。刘先生辞世后，夫人汪湛白先生将刘先生诗词结集为《持盦诗》出版，卷端录有汪辟疆品评云："此卷植体杜韩，旁及苏陆，气骨高骞，故无侧媚之习。"又可见刘先生学问与诗歌创作并不等同。《持盦诗》中，颇多呐喊抗战、哀闵民生的诗。傅庚生先生尝对我言：其治唐诗，初始喜太白之浪漫，后来转而研究杜诗，因抗日时势故也。刘先生亦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奔波于日寇炮火之中，杜韩的沉郁，苏陆的博大，极易与他们的思想相融合，转而成为诗歌写作的好尚。刘先生长篇七古《兰州观十九路军御日本影剧感赋》末三句云："男儿生世当许国，识一丁字果何益？劝君且挽弓五石。"青年时期刘先生书生气概与晚年木讷迟钝的刘先生判若两人。然而却正是一人也。
建国后，刘先生躲过了57年的反右。听系上老一辈的学生讲，整风期间，刘先生一言不发。后来有司将他请到"社会主义学院"（专为上层民主人事办的学校，类似党员干部的党校）去"学习"，辅导的工作人员再三地、再三地启发他发言，刘先生仍旧一言不发。当然，也不是《老子》说的"大辩无言"，敷衍的话还是有的，终于没有被抓住辫子。"文革"期间，刘先生因为几乎没有著作，不是学术权威，中文系低年级学士还不怎么认识他，高年级学生毕竟多几分涵养，所以刘先生没吃多大亏（皮肉之苦）。自然，拔草啊，扫地啊，是免不了的。其所以如此，我理解是，一，刘先生出身无问题；二，历史上无问题；三，无著作，甚少论文，连讲义也无。前不久网络上有一篇自称刘先生外甥的回忆舅父的文章，称其舅父刘持生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任职不久即洁身自好、急流勇退云。刘先生竟有如此重大的"历史问题"，令我吃惊不小。去问系上老一辈的学生，他们说，抗战时期，蒋介石戎马倥偬，有许多民间来函不及处理回复，于是请中央大学推荐一名青年教师。中央大学推举刘先生到了总统侍从室，专门负责代总统回复知识界来信来函，时间不长，因习性不惯，又回到学校。这段历史刘先生未隐瞒，档案里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段历史"文革"中未曾被揭示出来，否则，刘先生后果不堪设想。如此一来，我对建国后刘先生的惴惴不安心态有了更深的理解，著作无，论文不写，讲义编而不发，运动来了不发言，唯一的学术活动，就是随手写在纸烟盒上的诗或词。对于腹笥极深的刘先生来说，到了落了个"述而不作"的名士风度，对学生，或者说对学术，其损失却是无可估量的。
春秋时有宁武子者，孔子称赞他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智），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其刘先生之谓乎？
三、张宣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