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在食品、家电等基本消费品的“硬需求”逐步得到满足之后，目前广大城乡居民日益注重“衣食住行”之外的娱乐休闲、文艺体育等精神层面的“软需求”，享受对服装服饰、餐饮等档次不断提高的“软效用”，这无疑为消费性软财富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环境。比如，近年来国内旅游业发展迅猛，年产值已经接近2万多亿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占世界奢侈品市场份额约28%；众多国际高档品牌已经纷纷进军中国，并为消费者耳熟能详……然而相比庞大的人口基数，软财富在中国消费市场的渗透才刚刚起步，未来发展空间极其广阔。
以电影产业为例，2012年全国电影总票房170亿元，尽管增长势头迅猛，但是在绝对规模上仅相当于全国房地产销售额的0.3%，与好莱坞400亿美元以上的市场相比相形见绌。从近期不断刷新国内票房纪录各种影片中，我们能够看到蕴含丰富软价值的产品对消费者的巨大吸引力。再看看音乐、艺术等软财富市场，中国的发展空间更加巨大：在中国的北京，专业的音乐厅只有五六个，而日本东京有大约300个；在北京，每天晚上上演的音乐会不超过十场，而在德国的慕尼黑，有时候一个晚上有300场音乐会在同时上演。文化娱乐软财富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信息软财富也是消费性软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已经瞄准了中国近6亿互联网用户的社交、消费、商务等方方面面的需求。微博、微信等蕴含着丰富“软价值”的信息产品正在成为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我们拿着手机尽览天下事，或者与好友交流互动的时候，似乎已经忘记了不久前没有它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当“淘宝网”全年交易额突破万亿元，人们才意识到“软财富”其实一点也不“软”。
软财富创造过程中主导权
尽管不同时代的财富创造和分配的规律千差万别，但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人用十年积累起超过别人一百年的财富，其主要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掌握了财富的创造过程中主导权，对财富创造发挥了重大的积极影响；另一种是掌握了财富流动过程中的主导权，即稀缺要素和不流动要素，从而把财富源源不断地吸引到身边。
在硬财富时代，越是硬财富生产一线的人类活动，其对财富创造的影响越低；而越往后端，其对财富创造形式和创造能力的影响就越大。比如，生产管理者对财富创造活动的影响远远大于一线的工人；流通领域服务者对社会分工以及资源配置的影响，远远大于生产者；金融服务业对这种具体财富创造活动的资源配置作用就更大；那些发现并开采新的硬资源的探索者，不但自己变得富有，也为人类财富源泉的拓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对人类财富创造贡献最大的还是发现、发明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方法或与自然资源无关但能直接增加人类效用的财富创造活动——软财富创造活动。
在没有冶金工业之前，煤炭的财富意义也跟柴禾别无二致；在有炼油技术和石油化工业之前，中东地区的石油算不上是财富；如果没有电能、光能、核能、电磁波、网络的技术，人类最近两百年也不可能创造出相当于过去几千年的财富增长速度……毫无疑问，发现和发明创造财富的新方法，对增进人类效用和福利的贡献最大！
假定能够按着不同人对财富创造活动的贡献来分配财富，人类最富的人应该是发明种植业的神农氏、奠定硬财富时代科学基础的牛顿、发现微观和高速世界运动规律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巨人比尔·盖茨等。如果说，生态和硬财富时代早期，神农氏、牛顿、爱因斯坦等人并没有成为最富有的人，可是在硬财富时代的后期，比尔·盖茨已经连续很多年是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人。可以想象，未来软财富时代的富人，将越来越多都是比尔·盖茨这样的软财富创造者。
如何掌握财富流动中的主导权。
不管在什么时代，对财富的分配和流动影响最大的都是稀缺要素和不流动要素，坐拥这些要素的群体也就牢牢掌握了财富分配的主导权。当然，不同财富时代，稀缺和不流动要素决定的财富流向截然不同：
生态财富时代，稀缺要素的控制者是地主和封建主，他们拥有剩余财富的索取权。那时候的不流动财富要素是土地，哪个国家有耕地哪个国家最富，所以“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地处大河冲积平原的的农业生产大国。
在商业革命时代，商业技术是稀缺要素，商人拥有财富索取权。假设商业和航运技术不流动、不转移，那么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历史商业强国也许永远不会衰落。
随着航海和商业技术的普及，资本和制造能力成为稀缺要素，英国、法国等早期工业革命国家是世界强国。假设资本和制造能力不流动（不转移），那么英国就会真的成为“日不落帝国”。
在制造业硬财富时代早期，与资本、技术、管理能力相比，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流动性更强，所以德国、日本、美国等资本、技术和管理能力较强的国家才有可能利用别国的能源、原材料把自己建设成硬财富强国。
而制造业硬财富发展到后期，一旦原材料、能源等硬资源的稀缺性超过了资本和技术的稀缺性，资源和原材料的所有者就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索取权，中东、俄罗斯、南美和部分非洲产油国就一天天富裕起来。
随着资本、技术、管理能力流动越来越容易，劳动力成为跨区域、跨国流动性最差的生产要素，于是拉美、东亚、中国先后成为加工业集中的地区。同样因为人口不能随意跨国流动，拥有巨大人口和市场需求的地区逐渐成为吸引财富的磁场。
而在软财富时代，知识、文化、标准、管理、技术、品牌、网络等软资源成为稀缺要素和不容易转移的要素。掌握了上述软资源的知识精英们积累财富的速度远远超过了那些传统硬财富领域的百年资本巨头。
在软财富时代，由于软财富创造过程的特殊性，使资本所有者失去对软财富创造者的监控能力。比如：资本家可以用计件工资、计时工资、“泰勒制”来监管工人的生产线，却不可能用同样的办法来监督管理知识型人才的艺术创作、软件写作、创意、金融资产的定价与买卖等软财富生产活动。相反，那些拥有创意、创作能力、技术和管理专长的经营者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从金融市场获得资本。结果，在软财富领域，资本只能逐渐沦为技术拥有者和企业管理经营的附属品。
最终，在软财富时代，拥有资本的人只能按照资本的供求关系获得平均的资本报酬；拥有土地的人获得地租；一般劳动者获得平均工资——生产的剩余索取权属于那些拥有软财富创造能力的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因此，在软财富时代的企业要素报酬分配中，知识型的管理层和工作人员一定会不断挤压资本家的利润；在产业利润分配过程中，那些拥有品牌和定价权的技术型、品牌型、渠道网络型企业一定会不断挤压硬财富制造业厂商的利润；在国家财富分配中，那些软财富强国必然会轻易掠取硬财富生产国的利润。
只有在这样的时代，微软、甲骨文、亚马逊、苹果、GOOGLE、Facebook等企业的管理者和知识型劳动者的财富，才能够迅速超过福特、通用、克莱斯勒等企业的股东。只有在这样的时代，中国人才看到一批30多岁的科技和管理型富豪迅速崛起，其财富总额甚至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制造业和地产业大亨。虽然传统硬财富虽然仍然是软财富的载体，但已不是价值的主要构成部分，硬财富制造者，乃至硬资源占有者的财富索取能力越来越差，考虑到其持续消耗硬资源、破坏硬环境，硬财富制造业在很多国家即将沦为“负资产”。
软财富时代的大国命运
正如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言，如果用“吨”来衡量，美国经济比百年前不知道缩小了多少倍。然而，美国的财富实力并未因其“吨”数减少而下降，反而日渐增强。
如今，美国金融产业、信息产业、知识产业、文化产业、其他服务业等“软产业”都在全球独领风骚。美国GDP中来自软财富产业的贡献已经超过70%，而硬财富制造业占其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20%以下；与此同时，在国际分工地位和科技水平方面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从发达经济体手中接过了庞大但日趋过时的硬财富生产能力，成为了新的“世界工厂”。尽管实现了经济“吨位”上的飞跃，但却在全球财富分配中处于被支配地位。
在正在到来的软财富时代，不仅全球国际分工结构也在发生剧变，硬资源和软资源占有者的财富分配地位正在逆转：在技术、管理、金融等“软资源”方面领先的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能够长期利用这些软资源为本国积累巨额财富。比如美国虽然若干年来维持“零储蓄”乃至“负储蓄”，但是由于拥有领先的技术、管理，因此能够通过金融市场吸引全球资金来支撑其经济和财富的繁荣；日本和德国虽然缺少能源、原材料等硬资源，却可以其生产技术、管理能力等软资源为支点，吸引能源、原材料进口，维持其财富繁荣。
21世纪是软财富时代，未来100年的人类财富史，就是硬财富不断让位给软财富的历史。任何国家如果不能尽快发动这场软财富思想的革命，破除落后的硬财富思想，它就将在未来的全球分工中继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几百年前，面对西方轰轰烈烈的硬财富革命，中国人曾经死守着“土里刨食”的生态财富观，造成国力衰退、人民贫困；如今在这个软财富时代，还有多少中国人死守着物质（硬）财富观，要继续把中国建成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百年以上的持续繁荣，任何国家都难以实现国强民富、民族复兴的梦想。如今，中国刚刚在硬财富制造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这个世界又进入软财富时代。如果不尽快破除落后的财富思想，掀起一场财富思想的革命，中国必然会在未来的全球分工中继续处于底层地位，不但难以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且中国的财富创造效率会不断落后,甚至连居民和国家的财产也会莫名其妙地缩水。
软财富思想的革命，关系未来大国命运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