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占鳌平静地对着吃拤饼的人走，他前进一步，吃拤饼者就缩一点。吃拤饼的人眼里跳出绿火花，一行行雪白的清明汗珠从他脸上惊惶地流出来。当余占鳌离他三步远时，他惭愧地叫了一声，转身就跑，余占鳌飞身上前，对准他的屁股，轻捷地踢了一脚，劫路人的身体贴着杂草梢头，蹭着矢车菊花朵，平行着飞出去，他的手脚在低空中像天真的婴孩一样抓挠着，最后落到高粱棵子里。
“爷们，饶命吧！小人家中有八十岁的老母，不得已才吃这碗饭。”劫路人在余占鳌手下熟练地叫着。余占鳌抓着他的后颈皮，把他提到轿子前，用力摔在路上，对准他吵嚷不休的嘴巴踢了一脚。劫路人一声惨叫，半截吐出口外，半截咽到肚里，血从他鼻子里流出来。
余占鳌弯腰，把劫路人腰里那家伙拔出来，抖掉红布，露出一个弯弯曲曲的小树疙瘩，众人嗟叹不止。
那人跪在地上，连连磕头求饶。余占鳌说：“劫路的都说家里有八十岁的老母。”他退到一边，看着轿夫和吹鼓手，像狗群里的领袖看着群狗。
轿夫吹鼓手们发声喊，一拥而上，围成一个圈圈，对准劫路人，花拳绣腿齐施展。起初还能听到劫路人尖利的哭叫声，一会儿就听不见了。奶奶站在路边，听着七零八落的打击(禁止)的沉闷声响，对着余占鳌顿眸一瞥，然后仰面看着天边的闪电，脸上凝固着的，仍然是那种粲然的、黄金一般高贵辉煌的笑容。
一个吹鼓手挥动起大喇叭，在劫路者的当头心儿里猛劈了一下，喇叭的圆刃劈进颅骨里去，费了好大劲儿才拔出。劫路人肚子里咕噜一声响，痉挛的身体舒展开来，软软地躺在地上。一线红白相间的液体，从那道深刻的裂缝里慢慢地挤出来。
“死了？”吹鼓手提着打瘪了的喇叭说。
“打死了，这东西，这么不经打！”
轿夫吹鼓手们俱神色惨淡，显得惶惶不安。
余占鳌看看死人，又看看活人，一语不发。他从高粱上撕下一把叶子，把轿子里奶奶呕吐出的脏物擦掉，又举起那块树疙瘩看看，把红布往树疙瘩上缠几下，用力甩出，飞行中树疙瘩抢先，红包布落后，像一只赤红的大蝶，落到绿高粱上。
余占鳌把奶奶扶上轿说：“上来雨了，快赶！”
奶奶撕下轿帘，塞到轿子角落里，她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看着余占鳌的宽肩细腰。他离着轿子那么近，奶奶只要一翘脚，就能踢到他青白色结实的头皮。
风利飕有力，高粱前推后拥，一波一波地动，路一侧的高粱把头伸到路当中，向着我奶奶弯腰致敬。轿夫们飞马流星，轿子出奇地平稳，像浪尖上飞快滑动的小船。蛙类们兴奋地鸣叫着，迎接着即将来临的盛夏的暴雨。低垂的天幕，阴沉地注视着银灰色的高粱脸庞，一道压一道的血红闪电在高粱头上裂开，雷声强大，震动耳膜，奶奶心中亢奋，无畏地注视着黑色的风掀起的绿色的浪潮，云声像推磨一样旋转着过来，风向变幻不定，高粱四面摇摆，田野凌乱不堪。最先一批凶狠的雨点打得高粱颤抖，打得野草觳觫，打得道上的细土凝聚成团后又立即迸裂，打得轿顶啪啪响。雨点打在奶奶的绣花鞋上，打在余占鳌的头上，斜射到奶奶的脸上。
余占鳌他们像兔子一样疾跑，还是未能躲过这场午前的雷阵雨。雨打倒了无数的高粱，雨在田野里狂欢，蛤蟆躲在高粱根下，哈达哈达地抖着颌下雪白的皮肤，狐狸蹲在幽暗的洞里，看着从高粱上飞溅而下的细小水珠，道路很快就泥泞不堪，杂草伏地，矢车菊清醒地擎着湿漉漉的头。轿夫们肥大的黑裤子紧贴在肉上，人都变得苗条流畅。余占鳌的头皮被冲刷得光洁明媚，像奶奶眼中的一颗圆月。雨水把奶奶的衣服也打湿了，她本来可以挂上轿帘遮挡雨水，她没有挂，她不想挂，奶奶通过敞亮的轿门，看到了纷乱不安的宏大世界。
父亲分拨着高粱，向着西北方向，我们的村庄，飞快地钻。人脚獾沿着高粱垄沟笨拙地逃窜，父亲顾不上理它。父亲上了那条土路，没了高粱的羁绊，跑得像野兔一样快，沉重的勃郎宁手枪把他的红布腰带坠成一牙残月。手枪颠打着他的胯骨，在麻辣的痛楚中，父亲觉得自己成了举刀跃马的男子汉。村庄遥遥在望，村头那棵郁郁青青已逾百年的白果树，严肃地迎接着父亲。父亲把枪拔出，举在手里，边跑，边瞄着在天空中滑来滑去的优雅的鸟影。
街道上空无一人，不知谁家的一条瘸腿瞎眼的毛驴，拴在一堵灰泥剥落的土墙边上，毛驴垂头而立，一动不动。露天的石碾上，落着两只深蓝的乌鸦。村里的人，都集中到我家烧酒作坊前一个土场上。这场上曾经铺红叠丹，堆满了我家收购的红高粱。那时候奶奶常手持白尾拂尘，跚跚移动着小脚，看着我家醉醺醺的伙计，用木斗收购高粱，奶奶的脸上染着灿烂的朝霞。场上的人都面向东南方向，听着随时可能传来的枪响。一些和我父亲年龄相仿的顽童，虽然手脚发痒，但也不敢打闹。
父亲和去年用杀猪刀把罗汉大爷零割活剥了的孙五从两个方向跑到场内。孙五干了那事后，就精神错乱，手舞足蹈，眼睛笔直，腮上肉跳，胡言乱语，口吐白沫，扑地跪倒，喊着：“大哥大哥大哥，太君让我干，我不敢不干……你死后升了天，骑白马，佩雕鞍，穿蟒袍，坠金鞭……”村里人见他这样，也就把恨他的心淡了。孙五疯了几个月，又添了新症候：他在一阵喊叫之后，突然口眼喎斜，鼻涕口水淋淋漓漓，话也说不清了。村里人说这是上天报应。
父亲手提勃郎宁，气喘吁吁，一头皮高粱上的白粉红尘。孙五衣衫成缕，大肚子上布满皱纹，左腿棒硬右腿软弱，蹦跶进场子，没人理他。人们都看我英气勃勃的父亲。
奶奶走到父亲面前。奶奶刚过三十岁，扎着盘头髻，刘海五绺，像稀疏的珠帘遮着光洁的额头。奶奶的眼睛里永远秋水汪汪，有人说是被高粱酒熏的。十五年风雨狂心魂激荡，我奶奶由黄花姑娘变成了风流少妇。
奶奶问：“怎么啦？”
父亲呼呼喘着气，把勃郎宁手枪插进腰带。
“鬼子没来？”奶奶问。
父亲说：“冷支队，狗娘养的，我们饶不了他！”
“怎么回事？”奶奶问。
父亲说：“扜拤饼。”
“没听到打呀！”奶奶说。
父亲说：“斡拤饼，多卷(又鸟)蛋大葱。”
奶奶问：“鬼子没有来？”
“余司令让扜拤饼，要你亲自送去！”
父亲转身要跑，被奶奶伸手拉住，奶奶说：“豆官，告诉娘，冷支队是怎么回事？”
父亲挣开奶奶的手，气汹汹地说：“冷支队没见影，余司令饶不了他们。”
父亲跑了。奶奶追着父亲瘦小的背景，叹了一口气。空阔的场上，孙五歪立着，僵着眼望着奶奶，他的手比划着，口水吐噜吐噜地在嘴上流。
奶奶不理孙五，向倚在墙边上的一个长脸姑娘走去。长脸姑娘对着奶奶吃吃地笑。奶奶走到她眼前时，她忽然蹲下(禁止)，双手紧紧地捂住裤腰，尖声哭起来。她的两只深潭般的眼睛里，跳出疯傻的火星。奶奶摸着她的脸说：“玲子，好孩子，别怕。”
十七岁的玲子姑娘，当时是我们村第一号美女。余司令初挑大旗招兵买马，聚起了一支五十多人的队伍，队伍里有一个穿一身黑制服，穿一双白皮鞋，面色苍白，留着乌黑长发的瘦削青年。据说玲子爱上了这个青年。他操着一口漂亮的京腔，从来不笑，眉毛日日紧蹙，双眉之间有三条竖纹，人们都叫他任副官。玲子觉得任副官冷俏的外壳里，有一股逼人的灼热，烧燎得她坐立不安。那时候余司令的队伍每天上午都在我家收购高粱的空场上练习步伐。吹大喇叭的吹鼓手刘四山是余司令队伍里的号兵，大喇叭权充军号。每次训练前，刘四山就吹喇叭集合队伍。玲子一听到喇叭响，就从家里风快地跑出来，跑到土场边，趴到土墙上，等着看任副官。任副官是训练教官，他腰扎牛皮宽腰带，皮带上挂着一支勃郎宁手枪。
任副官挺脸凹腹，走到队伍前，喊一声立正，那两行人的脚跟就使劲碰在一起。
任副官说：“立正时，要双腿绷直，肚子回收，胸脯挺出，眼睛睁圆，像豹子吃人一样。”
“看你这个Ｖ样！”任副官踢了王文义一脚，说：“看你劈腿拉胯，好象骒马撒尿，揍你都揍不上个劲。”
玲子喜欢看任副官打人，喜欢听任副官骂人。任副官潇洒的神态令她如痴似醉。任副官没事时，常在我家的空场上背着手散步，玲子躲在墙后偷偷看他。
任副官问：“你叫什么名字？”
“玲子。”
“你躲在墙后看什么？”
“看你哩。”
“你识字吗？”
“不识。”
“你想当兵吗？”
“不想。”
“噢，不想。”
玲子后来感到后悔，她对我父亲说，要是任副官再问她，她就说想当兵。但任副官没有再问。
玲子和我父亲他们趴在墙头上，看着任副官在空场上教唱革命歌曲，父亲身矮，脚下垫了三块土坯才能看到墙里的情景，玲子把秀挺的下巴支在墙上，紧盯着沐着朝霞的任副官。任副官教着队伍唱：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
队伍里的人拙嘴笨舌，总学不出正调。趴在墙外的孩子们，把这首歌儿学得滚瓜溜熟。我父亲生前，还牢牢记着这首歌的曲词。
玲子姑娘有一天大着胆子去找任副官，误入了军需股长的房子。军需股长是余司令的亲叔余大牙，四十岁多，嗜酒如命，贪财好色，那天他喝了个八成醉，玲子闯进去，正如飞蛾投火，正如羊入虎穴。
任副官命令几个队员，把糟蹋玲子姑娘的余大牙捆了起来。
那时，余司令落宿在我家，任副官去向他报告时，余司令正在我奶奶炕上睡觉。奶奶已梳洗停当，正准备烧几条柳叶鱼下酒，任副官怒冲冲闯进来，吓了奶奶一大跳。
任副官问奶奶：“司令呢？”
“在炕上睡觉哩！”奶奶说。
“叫他起来。”
奶奶叫起余司令。
余司令睡眼惺忪地走出来，伸一个懒腰，打一下哈欠，说：“有什么事？”
“司令，要是日本人奸淫我姐妹，当不当杀？”任副官问。
“杀！”余司令回答。
“司令，要是中国人奸淫自己姐妹，该不该杀？”
“杀！”
“好，司令，就等着你这句话。”任副官说，“余大牙奸污了民女曹玲子，我已经让弟兄们把他捆起来了。”
“有这种事？”余司令说。
“司令，什么时候执行枪决？”
余司令打了一个嗝，说：“睡个女人，也算不了大事。”
“司令，王子犯法，一律同罪！”
“你说该治他个什么罪？”余司令阴沉沉地问。
“枪毙！”任副官豪不犹豫地说。
余司令哼一声，焦躁地踱着脚，满脸怒气。后来，他脸上又漾出笑容，说：“任副官，当众打他五十马鞭，给玲子家二十块大洋，怎么样？”
任副官刻薄地说：“就因为他是你亲叔叔？”
“打他八十马鞭，罚他娶了玲子，老子也认个小婶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