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时，我们千万不要不自觉地陷入知识分子的自恋情结之中，事实上，中国与俄国、法国的知识分子对理论主义与宏大叙事的执着态度与特殊的亲和性，却往往会不自觉地带来另一种危险，那就是变成我们所谓的“观念人”，这种人执着于某种观念，并以此种他所信奉的观念来理解世界与改造世界。事实上，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史与政治史时，我们会发现此类观念型知识分子相当活跃，他们不是从一个民族的集体经验出发，而是从他们的道德关怀与道德理性出发，从抽象的“主义”出发，以主义来重建美好世界。以主义学说与学说的名义进行全盘的人类社会的乌托邦改造，是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一个发明。这句惊世骇俗的话，应该能激起知识分子的深思与反省。
近年来我对知识分子与观念史的问题发生兴趣，还与当下中国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所谓的“新左派”思潮现象有关，我原先以为，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极“左”的主义中解放出来，我们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看到“左”的思潮鼓动者了，四人帮居然尸灰未冷，某些新左派知识分子又在鼓吹“再来一次经济‘文革’未必是灾难”，有的甚至提出中国应该从“‘文革’的群众专政理论与实践中寻找制度创新的资源”，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大众避免“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公平”，才能避免他们所称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更有甚者，海外某个新“左”派的网站上还公然载出陈伯达主持的“六评”的“反修文章”，用陈伯达的极“左”话语来“批判”中国人已经做出的历史选择。他们的思想言论一方面使我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却又使我意识到，“新左派”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本身就为理解“观念人”这一思想文化现象的产生，为理解它从兴起到发展的历史过程提供了活化石。二十世纪以来，我们民族的政治文化中积淀下来的某种文化基因，居然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再次被激活，这本身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活标本。这也进而促使我对百年中国思想史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加以反思。我通过对新左派的思想模式的分析，进一步顺藤摸瓜地探索了中国左翼思潮起源的问题。对“新左派”思潮的研究，又进而使我对二十世纪以来近百年的中国思想史发生兴趣，我发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左翼平等主义在百年中国历史上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界中同样存在的三大思潮具有重要意义。我相信，分析这三大思潮的互动，以及它们与所面对的社会问题的对应关系，考察它们彼此消长的原因，可以使思想史研究别开生面，同时也有助于理解现实中的思潮运动。
我的研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我的研究主要不是从概念的内在逻辑，而主要是从心态的角度来展开，我特别注意知识分子心态中一些非理性的与无意识层面的因素，例如，文化浪漫主义心态，完美主义，错置具体感的思维方式等等。我还比较强调必须从一个社会面临的困境与两难矛盾的角度，来分析与之对应的思潮的形成与蜕变。更具体地说，我力求从社会结构、心态与政治史这三个层次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观念人的崛起与对政治的影响。这种观念人包括自由派中的激进派，也包括中国当下的“新左派”。
当然，观念在人类历史上的积极意义也不容低估。没有观念何来进步？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特别要有两分法的观念。如果不理解中国的现实，简单地认同西方保守主义者对激进知识分子观念的批判与彻底否定，那就显得过于片面了。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有丰富思想空间的时代。我在这里所指的思想空间是，由于时代的转变，原来的传统文化与现存经验中，并没有提供足够丰富的思想资源，来帮助人们解决我们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困境。这就使当代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只有通过自主的、独立的思考，才能把握与理解事物。这就使人们的思想有了更多的表现机会与驰骋的空间。改革开放二十年以后的今天，比起过去来说，这种思想用武之地确实是扩展了许多。每天都有一些事情触发你的思考，而且是激发你非得在理论与观念的层面上来进行思考。这就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乐趣所在，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观念与思想，我们正是在这种社会的需求中实现着自己的生命价值。生活在这个特殊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有望获得一种精神自我实现的更丰富、更有色彩的生活。即使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俗化的时代，你可能会有些孤独，但并不冷清。
（本文是《知识分子与观念人》自序，该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做边缘状态的思想者——萧功秦访谈录
从中学到“文革”
问：记得早在80年代中期，《走向未来丛书》中就出了一本你的《儒家文化的困境》，发行量达十万册，在当年青年人中有很大的影响，您还提出了要反思革命史学的呼吁。请问，您是如何突破旧有范式羁绊的？
答：中国已经进入改革时代，改革时代需要改革的历史学，正如革命时代需要革命的历史学一样。不过，我宁愿先谈一下我自己早年自学过程中形成的知识结构，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早在中学时期，我觉得有两方面我是很值得庆幸的。一是，我听从一位独立思考的大学生的建议，从高中一年级就开始自学西方哲学史。还看了一些德国哲学家的着作，如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美学》等等。不过那些书对于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来说是过于艰深了，记得高二时，由于用脑过度，一段时期还患上了神经衰弱。当时这些哲学书中的内容我似懂非懂。也没有老师点拨或指导，引导我的只是一种对抽象思辨知识的好奇心。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过的那样，读西方哲学史，确实是锻炼一个人的思辨能力的好学校，尤其是在一个人的青年时代，有这样一种思维上的自我训练的经历，可以使自己在思维方法上有潜移默化的长进。读西方哲学史，尤其使我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通过创建自己认为合适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与发现。在我看来，新概念往往就是研究者原创性思想的载体。建构概念，确实是最值得在年轻时就培育的一种思想能力。我甚至现在还想借贵刊说一句，如果要我对有志的青年学子提什么建议，我首先要建议的就是，抽时间去读西方哲学史，越早越好。尤其是要趁你的思维能力还没有定型，还没有凝固化的时候。
问：这为您从新的视角重新解读历史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答：对，应该说，西方哲学初步培养了我反思历史的最重要的一种思考能力。反思历史就是要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去发现特别的意义，这种意义往往需要用新的概念才能表述出来，套用旧概念，你会无形地受这一概念的特定的暗示路径的引导，得出一些实际上很教条陈腐的结论，例如，等下我要谈的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如此。重新建构新的概念，来分析历史，并通过新的概念与范畴来发现透视问题的新视角，往往会别有洞天。
在中学时期还有一点也很值得庆幸，那就是我还读了很多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屠格涅夫、赫尔岑、托尔斯泰这些俄国文学大师的作品有两个特点，一点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责任感；另一点是对社会困境、社会问题的追问意识。俄罗斯文学作品所蕴含的这两种价值信念，在英美文学中并不多见，但在俄罗斯文学中却有极为丰富的资源。俄罗斯文学同西方哲学一样，对高中时期的我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只有在后来才越来越显示出它们的价值。总之，在高中的时候，一个人的思维还没有完全定型，正好是像海绵一样，处于吸收知识营养的黄金时期，我从这两方面吸收了一些终生受用的东西。我以后对史学范式的新探索，也与此有关。
问：高中毕业以后，你进了工厂，与大学无缘，你是不是觉得是人生的挫折？
答：一九六五年，我从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庭历史与社会关系复杂，没有考上大学，就分配进了工厂，不久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现在看来，工厂那段生活，对于我理解中国现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的大学停课闹革命，学生是不能自由读书的，而在工厂里，工人是领导阶级，我们这些工人的业余生活反而相对自由，不受到任何学习方面的限制。我可以说是如鱼得水。而且没有那种旧教育体制的束缚，也不受到任何考试的压力，在读书方面完全可以说是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只要能找到的书，就可以自由阅读与思考。
我们工厂在上海嘉定县，每天一下班，我就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坐在宿舍里看书。从《通鉴纪事本末》《唐五代词》《南斯拉夫工厂自治批判资料集》，到《甘地自传》，甚至还有三十年代出版的发黄了的《戴名世集》，以及一些旧版的社会学着作。厂里大家都知道三车间有这么一个青年工人，喜欢天天看书。厂里面的电工，为了节约用电，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宿舍来剪多余的电灯头。也许我的学习劲头感动了电工们，我桌子上的电灯每次都能得以保留下来。现在想来，十二年工厂生活中这样似乎并无目的地读杂书，文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学，等等，反而不知不觉中，使我在知识面更为宽广，这有助于我能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与理论来理解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对于历史学者来说，这无意中形成了一种也许是更为合理的知识结构。
我所在的那家工厂就是嘉定的上海科技大学附近。我常常一个人到那儿的阶梯教室中去看书，因为那儿蚊子少。当我一个人望着前方的黑板时，常常会产生这样一种遐想：如果有一天，我成为这样的教室中的一名大学教师，望着许多双充满求知欲望的眼睛，于是，我开始讲课了……我当时知道，这完全是一种幻想，谁也没有想到过中国会粉碎四人帮，更不可能知道像我这样从来没有读过大学的人，居然会考上研究生，后来还真正走上了大学的讲台。支持我从事学术事业的，绝不是功利上的考虑，正是在这种心境状态下，我每天都在下班后读上几个小时。
到了“文革”后期，我开始有意识地转向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明清史的研究。多年以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看一本书都要把其中自认为最精彩、最有启示的段落用四眼活页纸抄录下来，然后写上一段简要的读后心得。这些活页纸分类装订成册，就有几十本。十年里大概就做了将近100万字的读书笔记。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下来，并把它介绍给学生。
问：艰苦的劳动之余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去苦读，您学习的动力是什么呢？
答：对知识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可以说是超功利的，我把它称之为“知识审美主义”。人们在知识的追求中，在运用学得的知识来解释未知事物时，往往会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快感，孔子所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韦伯所说的“学术上的陶醉感”，爱因斯坦所说的“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可见人类各个文明中，在超越功利的知识审美这一点是上相通的。正是这种读书的愉悦感，伴随着你度过那枯燥的单调而漫长的岁月，而你的思想也在思考与阅读中不断地长进。在“文革”时期，我根本没有通过读书自学进入大学深造的任何可能，我也根本不可能想象后来居然能考上研究生。读书的内在动力完全是这种超功利的审美追求。
可以说，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天生的超功利的求知欲。可惜的是，许多人的这个好奇心，或者说知识审美心，被那种唯功利的考试制度，被那个僵化的教学体制给扼杀了。我在中学时代也深受这种教育体制之苦。现在翻开中学时拍的旧相片，都能感觉那神情中透露出来的青年人不应该有的压抑感，离开中学后，由于没了考试的压力，那时我反而获得了一种放松的自由心态，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读书求知。如果要我找出一个衡量教育制度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我就会说，就看能不能在中学阶段培养学生形成一种超功利的知识好奇心并且让它一直保持下来。
如果问我，中学教育阶段，对于一个有志于文科事业的青年学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我看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条，思辨能力，知识审美，社会责任意识。有了这些东西，一个人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中都会去求得自得之乐，你就会变成一架真正的求知的“永动机”，可以真正体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心境。读书、求知、思考给予我如此大的乐趣，我敢说，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空虚的感觉，正如一个从来没有患过胃病的人，不知道胃痛的感觉一样。也许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这一辈子我都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因为我已经不可能与读书生活分离开来了。
问：在你年轻时代，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惑或精神危机，或思想感到迷惘的时候，你是如何克服这种精神困境的？
答：我在工厂当工人的大部分时期，精神上还是十分充实的。也许由于我确实有一种在求知中的自得之乐。然而，现在回忆起来，一九七四年，我似乎陷入了一场精神危机，那时我还在工厂当工人，我开始怀疑起来：这种读书与思考有什么实际意义？我甚至这样想，当我到六十岁在工厂退休时，那时我还会保持如此的读书热情吗？如何这种热情随着年龄增长而消退，那么以后支持我的将是什么？
然而，当时接触过的几本书给我了很大的精神鼓励。我记得其中有苏俄作家巴乌斯多夫斯基的《金蔷薇》，这本书以极富诗意的笔调表达了生活美的意境，其中有一篇文章回忆起《红帆》的作者格林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仍然保持对生活的诗意的理解，我至今还记得这样一句话“格林每天是在垃圾堆上看着美丽的太阳升起的”。
我还读过一篇梁启超谈自己“为而不有”的读书心得的文章，他特别强调读书贵在自得之乐；有一本美国七十年代的畅销小说《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也深深地打动了我，其中表达的主题是“什么是天堂？天堂就是飞得尽善尽美”。
还有一本爱因斯坦的谈科学家的人生观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的大意是，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一种对知识的好奇心，这是一种超功利的对求知事物了解的渴望。如果这种朴质的好奇心在俗世生活中没有泯灭，而是在经历苦难中仍然保留下来，在科学家身上就发展为对宇宙秩序渴望认识的愿望。正是在那时，我还从《论语》中的那句名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中，体会到追求知识的自得之乐，乃是高于世俗生活中的其他乐趣的至高欢乐。我相信这样精神境界是古今中外的贤哲都经历过的，因而也是我们可以获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