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就是一场在开明皇帝的引导下进行制度创新，进行传统内部的自我蜕变和演化的改革，不能用革命的尺度来谈这个问题。如果把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因为不够“革命”而否定掉，那么改革本身就失去了它的自身的合法性。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又如何予以解释？用“革命”的彻底性来要求改革，那就必然导致使改革激进化，并导致失败，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得出错误结论，说改革失败是不够“革命化”，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又有什么好处？岂不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如果是这样，那么明治维新为什么能够成功，俾斯麦的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到现在为止还有人抱着这种观点，我觉得我们的意识形态史学实在是根深蒂固。改革成功的逻辑就是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用革命范式来解释改革，会破坏改革的逻辑。
根据我多年来的研究，实际上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绝不是它过于保守，而是恰恰相反，是由于以康梁为代表的变革精英们过于激进，它是长期以来的文化僵化造成的一种反向历史运动，更具体地说，是在专制失败之后，危机感加深的情况下，毫无经验的改革者，在焦虑心态的支配下进行的改革，是所谓的“狗急跳墙”式的激进改革。那种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他们实行的所谓大刀阔斧的改革实际上根本没有顾及到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这些以往几乎从来没有当过一天官的书生们，突然得到同样处于焦虑感压迫下的皇帝的信赖，于是在3个月里鼓动皇帝发布了300多道改革上谕，而那些圣旨互相之间都不配套，又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来支撑。这些暴风骤雨似的举措把许多温和的改革者也推到了保守派一边，结果改革派陷入了孤立状态。
一场改革，总是由改革派、温和派、有限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极端保守派四部分构成。一个成熟的改革者，应该团结温和的改革派，中立既得利益者，形成在任何一个措施的推行过程中，都能得到多数人支持的格局态势，然后，改革才能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大刀阔斧的、激进的、不切实际的改革，只会大范围地触犯广大官员的利益，使后三种人出于不同的目的而聚结到反对阵营里来了。在戊戌变法当中，有很多这方面的教训。实际上，这场改革未能成功，原因就在于整个战略、策略的失败。
这里可以联系到邓小平的改革来谈。为什么戊戌变法失败，邓小平改革成功？说到底，恰恰是因为中国出现了一批元老改革派。“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走到了极端，引起了全民族，也包括老一辈革命家的反思。一般说来，元老派在任何的一个体制中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一般是最不愿进行改革的。然而，一旦元老派中出现了改革家。他们往往具有一般体制外的少壮派改革家所不具有的三大优势。第一，他有体制内的丰富经验，这就使他知道应该从哪里改革，哪些地方不能动，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第二，他们具有极其丰富的人脉资源与组织资源。所以他能够不断地在体系内部找出它的追随者，形成一个领导核心，并且利用这个领导核心推进它的改革；第三，他们有极高的威望，哪怕改革中出现了失误，也不会影响到他的权威。
邓小平就是具备这些条件的人。而康梁改革派又怎么样呢？他们都是体制外的改革分子。除了谭嗣同是一个候补知府外，其他人都是只有在学堂讲学、山林隐居的经历，却又自以为什么都懂的书生，康有为满脑子的佛教救世主义的浪漫想法，却要在复杂的官场进行一场世俗的变革，怎么会不失败？一个从未进过官场的人，怎么能够领导官场体制内的如此重大的改革呢？他没有经验，没有组织资源，也没有威望，如果不失败那倒是天下怪事。其实，包括戈尔巴乔夫都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原来也只是克里米亚的一个党委书记，到了中央之后，也是管农业。后来老一代领导人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等一个一个先后逝世，这种老人政治的“减法原则”，才使他侥幸当政。实际上他在党内威望、资源、经验三者中什么都缺，最后只能走激进的道路，事实证明他也是一个不及格的改革家，他只是俄国的“康有为”而已。
问：既然维新派并不保守，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慈禧太后对改革的态度，能否把她看作一个极端保守，对改革百般阻挠的角色？另外，把保守势力的阻碍看成是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否恰当？
答：客观分析慈禧太后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地位，她不属于那种顽固守旧派，不能把她脸谱化。其实，在传统政治中，慈禧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强人。她在同治中兴期间就表现出了一种常识理性，最早支持了洋务运动。她1878年在接见赴英公使曾纪泽时就说过：我们中国总要一天天强起来。她已经有了这种朴素的改革意识。她在变法以前，看到了康有为的奏折中的“求长安布衣不可得也”，就对康梁的不怕死的改革精神表现出相当的感动。应该注意到，没有慈禧的默许，变法改革根本不可能进行。但是她有她的底线，就是改革不能触动祖宗的家法，不能对现存的体制做过大的变动，以至于影响内部的稳定。严格说来，她支持变法，但有自己的底线，总体而言。她是一个支持有限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当然，她毕竟是宫廷生活中缺乏世界眼光的女流，但这并不是变法必然失败的根本因素。
改革的要义，就在于在边际条件内进行制度创新，应在不直接触犯既得利益者的前提下，小步地，稳定地，潜移默化地进行，然后再靠改革的成果，逐渐改变人们的观点。现在的问题是，维新派过于激进的改革，不但触动了顽固派，而且连既得利益者与温和的改革派都触动了，结果后三者结合成反激进派的神圣同盟，改革怎么可能不失败。我们不应该把那些主张渐进的改革派一律说成是顽固保守派，更不应该把改革的失败完全归罪于保守派的阻挠。保守派的存在本身就是绕不过去的事实，这是任何改革者都必须要首先考虑到的，你无视他们的存在，结果自己失败了，那是你水平不够，怪不得别人。当一个人在河里游泳淹死了，我们的结论应该是这个人不会游泳，而不能说水会淹死人。水会淹死人是个常识，你没这个常识，淹死了怪谁呢？慈禧和那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现实，你没有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那是你自己的问题。而不能说，他们的存在是你失败的原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我的《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书中比较详细地讨论到这些问题。
慈禧太后支持改革，但以不触动她的底线为条件，这种条件对改革者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并不是做不到的。比如邓小平的改革，新旧领导层交替时就是逐批进行的，不是一步到位嘛。而康梁呢，改革以什么为先呢？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开门见山地提出要把六部撤掉，还要什么杀一两个一二品大臣，“则改革成矣”，这样就把中立派也逼到自己的对立面上去了。
改革应该是润物细无声，而中国清末改革的不幸在于，在早期的改革者身上发生了角色错位，他本来应该是一个改革者，而他的焦虑心态却自觉不自觉地走向“革命思维”，康有为说，传统体制已经是朽木粪墙，“别立堂构，乃可托庇”，这不是革命思维是什么？实际上中国当时并没有到他说的“拆房子”的程度。而邓小平改革呢，则是有底线的，意识形态、政党制度是不能碰的，毛主席是不能碰的，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毛主席代表我们党的一段历史，否定了毛主席就否定了党的历史。如果不坚持四项原则，共产党就会被“妖魔化”。那他就无法利用现有的党的组织资源来推进中国的改革。这里充满了真正的政治智慧。我们把康有为与邓小平相比，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在80年代后期，我是一个新权威主义者，一直与激进的自由派辩论。当时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一个几千万人的共产党，她对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是进行变革动员最直接的力量，运用党的组织推行改革，是低成本、高效率的。要想重建一个同样的组织力量是要花掉巨大的代价的。想想戈尔巴乔夫把共产党解散掉了多可惜。其实大多数苏共党员都支持改革的。
问：还有一个普遍的想法，如果袁世凯按照康有为的计划发动政变废除慈禧的话，这场改革或许就能成功。这个假设能否成立？
答：毕永年是帮会的杀手，被康有为召到北京参加拟议中的政变，毕氏后来跑到日本使馆，写了一份戊戌变法的回忆录。这份史料八十年代被我国学者从日本外务省档案里找到了。康有为安排他打入袁世凯军队，要他在袁军里暗中召集100个敢死队员，计划是，当袁世凯包围颐和园的时候，瞒着袁世凯去把慈禧杀掉。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康有为的愿望实现的话，最后结果是什么？其实你一想就会知道，毕永年杀慈禧以后，袁世凯为了保护自己，首先会把毕永年一伙人以“弑君罪”的名义杀掉，以表明他与弑君者划清界限。然后，袁世凯会进一步再把康梁以同样的罪名杀掉。只有这样，袁世凯才能表明自己的“清白”，并以此保存自己的政治上的合法性正当性，剩下的光绪才真正成了袁世凯的傀儡，到那时，袁世凯真的可以提前当皇帝了。
事实上，政变这件事情在当时也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袁世凯为什么拒绝参加包围颐和园的政变？首先，因为他在军事上根本做不到，他只有7000人，能打仗的不过6000人，而当时在北京城内和郊外有比他多20倍的禁卫军呢。第二，他的军队平时没有子弹，要子弹必须通过荣禄，如果这时向荣禄要子弹，马上就会暴露。第三，从天津小站到北京有100多公里，当时已经有电报了，军队一调动，北京那边马上就知道了。所以要袁世凯包围颐和园，在军事技术上完全是不可能的，这一决策是根本不懂军事的康有为的纸上谈兵。第四，袁世凯本人从来就不同意这些改革者的激进做法。袁世凯是一个老成稳健，并且富于政治经验的人，他认为维新派的激进做法都是儿戏，严复虽然对变法六君子被处死充满同情，但严复对康梁变法说了八个字：书生误国，庸医杀人。可谓高度概括。
清末新政运动的再反思
问：庚子事变之后，中国危机严重。然而虽然清政府没有立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毕竟派大臣出洋考察，实行了预备立宪。为什么这场改革也以失败告终？
答：清末新政一开始，条件比戊戌变法更有利，因为它是按最高统治者的国策进行的改革。而且改革的核心是庚子事变以后军机处的一些温和派或稳健派，而不是保守派或激进派。按理说是有利于改革稳健进行。但是1904年日本在日俄战争胜利之后，中国人产生了一个普遍的错误观念，认为日本战胜俄国是因为日本实行立宪制，而俄国实行专制制度。中国要富强必须立宪，这是他们的共识。
然而这个共识却是错误的。日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立宪，那是打着立宪幌子的开明专制。日本学者自称为“伪立宪绝对主义”。实际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过程，把地方权力集中到中央，而不是通过立宪把权力分散到地方。相对于以前的幕藩体制，权力反而集中到开明的明治天皇手中了。而中国呢，为了学立宪却学到了英国的分权制立宪，即把权力分散到各省，清末筹备立宪是一个不断弱化中央集权的地方分权过程，结果导致地方政权中形成一个个尾大不掉的地方实力派，他们在省咨议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与权力，与中央分庭抗礼。分权的结果还造成了政治参与的急剧膨胀与爆炸。“政治参与爆炸”是政治学中一个重要的术语，是指在短时间内大量的人涌入政治场所，每个人都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政府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满足这些要求，于是引发了群体性的挫折感与不满情绪，最后形成革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是改革初期要特别防止政治参与爆炸。因为政府在改革刚刚开始的条件下不可能一下子满足这么多的要求。它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挫折感，危及社会稳定。
也就是说，日俄战争影响了清末立宪进程，造成的结果不但是地方权力过大，还造成了地方政治参与爆炸，出现了政治上的危机，威胁到了政府的改革。但是唯一能控制局面的两个人，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1908年又几乎同时死掉了，权力到了政治无能的，也没有魄力的“老好人”摄政王载沣手中，于是政府借以推行改革，实施社会控制的权威也就不复存在了。社会陷入失范，改革自然就没了下文。
问：这种政治参与爆炸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吗？
答：保路运动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清末铁路修筑权收归国有是符合后发展国家改革的逻辑的。原来的铁路民营化是一个错误。老百姓没有那么多的钱，地方各自为营，缺乏全国范围的统一标准和规划，结果造成了大量的各自为政，半途而废，更重要的是，集资款被民办铁路股份公司挥霍贪渎一空，造成重复建设、铁轨无法统一型号等大量的不合理现象。无论是德国、俄国，还是日本。所有这些国家，铁路的修筑都是由国家来控制的。清末提出的这个路权收归国有由国家建造铁路的国策是正确的。
国家利用优惠的外国贷款，按票面额付款把地方私人股票收归国有。像湖南、湖北、广东，就是如此。然而四川呢，国家不愿意对四川民间铁路公司的股票采取对其他省份的办法。因为当时四川的股票已经大大缩水了。由于四川民营铁路公司或者由于贪污，或者由于投机，例如拿股票到上海交易所去买墨西哥橡胶股票，股票大为缩值。盛宣怀的想法是什么呢？他说，我不能拿全国老百姓的钱来赔你们自己失误所负的债。从这个道理讲，很对。但是遭到了地方既得利益者的极力反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就与革命党串在一起，提出了“路亡国亡”的口号。清政府没有自己的宣传部，没有办法把自己的道理讲给老百姓。而当时的人们只能看报纸，而报纸又掌握在这些地方士绅手里面，所以产生了舆论误导。结果老百姓误认为把铁路收归国有就是卖国，并且到处集会示威，并通过各地方的咨政局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掀起了保路运动。这种政治参与膨胀，导致政局失控，并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契机。
其实铁路收归国有，与卖国根本不是一回事。你看一下，盛宣怀与外国银行签订的铁路借款条约，第一，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第二不用路权作为抵押，很安全的；第三，利息很低，可以说是低利优惠贷款。但是我们却把它说成是卖国条约，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