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既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也是我们社会的真正优秀人士，他们习惯于在人生苦难中执着地追求真善美，有着在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的达观与执着。
1980年，作者与导师韩儒林先生
追忆吾师韩儒林先生
我的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历史系韩儒林教授，是把我引入学术殿堂的恩师，我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韩先生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从一九七八年入学到一九八一年毕业这三年中，我有幸亲沐韩师教导，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后来，当我得知韩师仙逝的消息，立即赶回南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我清楚记得，在告别仪式结束以后，我还独自一个人站在韩师的灵前，饱含泪水。望着他的肖像，不忍离去。心中默默对韩师说：这一辈子我无法报答我对您的感激之情。
我在一九七八年考入研究生以前，从来没有读过大学。自高中毕业以后，我在上海市郊的一家机械厂当了工人。我酷爱历史，十二年的工厂生活中，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一九七八年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招考研究生，当年我报考了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的明清史专业研究生。同时，把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作为第二志愿。
虽然我在南开考试的专业与外语成绩还不错，初试已经被录取，并且赴天津参加了复试。然而，由于南开大学当年批改政治试卷的老师的粗心大意（这种粗心大意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很致命的），在对我试卷中的各题成绩分数相加时，竟然把我的政治试卷成绩少加了四五十分。（考卷背页的成绩全部没有加上去。）我的此项成绩就成了三十五分。不久以后，我收到了南开大学寄给我的通知书：我在南开大学的复试最终还是没有被录取。
我原来认定第二志愿被录取几乎是没有任何指望的，韩儒林先生是国内史学界大师，多少人想成为他门下的弟子而不能得，他怎么会收一个把元史作为第二志愿的考生？再说，我当年考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专业考卷考的是明清史，而不是元史。我的元史专业知识确实也无法从我的南开考卷上反映出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七八年八月份的一个傍晚，那时，我正准备上夜班，经过工厂门房时，看到黑板报上通知有我的挂号信，从信封看，这封信是南京大学教务处寄来的。我好奇地打开信封，居然是我被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录取为研究生的通知！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此我可以投在名师门下从事我梦寐以求的历史研究了！我的兴奋难以用言语表达，一个人的一生中很少会有这样强烈的幸福感。我至今难忘当时那种感受。
入学以后很久后我才得知，我的考试卷子被送到第二志愿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正是南大元史室的邱树森老师与其他各位老师，发现了南开大学批卷者由于粗心而犯的错误，韩先生与各位业师对我深表同情，而此时韩先生又收到郑天挺先生亲自写给他的对我的推荐信之后，与陈得芝、邱树森、丁国范老师商议，终于把我收了下来。正是在人生的关键的时候，韩师改变了我的命运，把我引入了神圣的学术殿堂。如果没有他的这一决定，也不会有我以后学术道路上发生的一切。
韩先生对学生的严格是众所周知的。我在韩先生面前常常感到“如履薄冰”。然而，正是这种严谨使我有幸受到了相当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这种训练是真正入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
此外，我体会特别深的是韩先生对待学生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他的宽厚与博大。韩先生学问是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基础的。他学贯中西，留学过四个国家，精通数国文字，能通过对不同语言的元蒙史史料进行语言语音比较，运用审音勘同的办法，找出学术突破口。而对于韩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路数，我的同窗姚大力君学起来津津有味，摇头晃脑，如饮甘泉，时有所得，而我却时时感到不得其门而入，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此我常常感到压力很大，内心颇为烦恼：如此下去怎么办？一方面我感到无法发挥自己在理论方面的特长，另一方面又深恐辜负了韩师破格录取我的一片用心。
然而，韩先生是一个明眼人，他通过多次与我的谈话，很快就知道了我的学术气质与学术兴趣与他的学术风格与专长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一天，我到韩师家中问学，韩先生主动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这一套方法你不一定有兴趣，也不一定学得好，学了也可能会忘记。你还是走自己的路吧，有什么问题不懂可以来问我，我可以尽力帮助你。没有问题就自己看书。这样你总可以找到自己的路子的。”
听了这一席话，我心中如释重负，并对韩师不拘一格的宽厚深为感激。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就整日泡在图书馆里，根据自己的特长，广泛涉猎刚从国外引进的介绍社会学、文化学、结构功能方法、系统论方面的文章书籍，当时正值七十年代末，国门刚刚打开，我也许是最早通过英俄文期刊与港台学术刊物，接触各种边缘社会科学方法的中国研究生之一。在元史研究室相当宽松的环境气氛中，我从容地进行自己的自由探索。一方面，我从韩先生与元史室各位业师那里不断获得中国古代史与元史专业的传统治学方法，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汲取国外的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这两种方法的结合，使我在韩先生指导下，逐渐从元史史料中，找到自己感兴趣并能发挥自己特点的研究课题。而这种运用边缘学科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做法，正是后来我形成自己研究特色的起点。
我对元代中期政治史有特别的兴趣。入学一年以后，我在《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以下简称《集刊》）第四期上发表了一万多字的处女作《元英宗与南坡之变》。这篇论文里，我分析了元英宗之所以被蒙古权贵铁失集团暗杀，与元代中期的汉制改革派和蒙古游牧军事贵族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冲突有关。此外，我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力求探索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风格，一种多少带有激情与抒情性的风格。当时，我从南京大学图书馆里借来了一本由前苏联历史学者曼弗里特着的俄文版的新书《拿破仑传》，这本书与元史似乎无关，但正是那种生动而充满抒情性的叙述风格，深深地吸引并影响了我，我从中得到启示，力图把这种风格运用于元史论文中。后来，我毕业后四年写成的《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以下简称《困境》）一书，可以说正是这种风格的延续。《困境》这本书运用文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中西文化的近代冲突，发行量高达十万册。可以说我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在国内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之一。而这种方法探索，这与我受益于南大元史室的自由宽松环境有关。
研究生学习生活的第二年，我又在《集刊》第五期上发表长达两万字的《论蒙古帝国的汗位继承危机》，这篇论文也可以说是当年我所写的在元史论文中，自己最为满意的一篇。其中对俄文《史集》与巴托尔特全集中蒙古史论着的大量的史料引证，多少体现了韩师对我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和熏陶，而蒙古传统继承原则中的四个固有紧张因素之间所形成的危机结构的解释，则是我在吸收系统论与结构主义方法之后，力求运用这些方法来分析复杂的蒙古政治史问题的一种新的探索。在这样做时，我力求做到不露痕迹。现在看来，这种对系统论方法的“隐性”运用，确实比自我标榜的“显性”运用，更容易获得学术界的认同。
我的硕士论文《论元代的皇位继承问题》则是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文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元代政治危机形成机制的尝试。我注意到元代中期环绕皇权而进行的权力斗争与政治危机，与中国其他各朝相比，具有更高的频度与强度，我认为元代中期的这种特殊现象，与草原文化中形成的游牧政治传统，渗透到元代皇位继承制度中去有关，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传统政治制度，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与生态环境中形成的。这两种基于不同文化习俗而形成的传统制度，在元代皇位继承过程中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重叠在一起，正如两种不同的血型混合在一起一样，这就不断干扰了元代政治程序的合理运作。我试图以这种理论观点来解释，元代中期短短二十几年中何以会发生多次由于皇位更迭而形成的政治危机。当时，我还没有能用后来经常使用的“失范”这一术语，来作为解释的中心概念，然而，我对异质制度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脱序的研究兴趣，可以说从那时已经开始形成。这种以文化为视角的研究方法，对于我后来研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两种互为异质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社会脱序问题，均有很大的影响。
三年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我始终不能忘怀元史研究室中一排排书架上陈列的那些珍贵古籍与外文藏书，其中透出一种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南京大学元史室所形成的那种学术氛围与严谨的学风，师生三代之间那种真诚相待与凝聚力，所有这一切已经无形中成为我此后治学为人的精神资源。南大这三年是我学术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美好岁月。
一九八一年年底我毕业分配回上海，离开南京临走那天，我去韩先生家里告别，最后临走时我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性格内向的韩先生此时流露出一种惜别之情（甚至我还依稀觉察出他眼中一丝淡淡的感伤）。离开他家之后，在路上，我也产生一种淡淡的感伤，一种莫名的疚意。我知道，我不是韩先生最满意的学生，也没有学到韩先生学问的真传，但我却敢说，在韩师所有的学生中，我是最受惠于他的学生，他在关键时候所给予我的人生机会，他在治学方面的博大与宽厚，他对我根据自己特长去从事研究探索的鼓励，却在此后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分配到上海不久，韩师偶尔从他的孙子韩昕订阅的《青年报》上得知我参加为自学考试生开设的学习辅导班的通知广告，据南京大学陈得芝老师后来告诉我，韩先生为此高兴了很久。
离开南大已经近二十年了。我也带自己的研究生。我对研究生所说的话，也是从韩先生当年对我说过的话中引申过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要去发现自己的特长，去读自己喜欢读的书，我相信你会走出自己的路来的。”
2002年4月写于上海
他坐在那高高的山顶上——悼念挚友陈文乔
不知是哪一年，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我爬到了山顶，陈文乔已经坐在那高高的山顶上，全神贯注地望着远方的丛林，他见到了我，指给我看那美丽的白云、飞鸟，还有那远方起伏的山峦。那是一个绝美的境界，一个生活中从来不曾见到过的仙境。这个梦境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也许这个梦与我与陈文乔曾经经历过的一个情景有关。我记得那是1971年秋天，我与陈文乔在上海齿轮厂当工人时，我们两个人曾结伴去黄山。我记得他在黄山某一处野山顶上，突然发现一朵像雪莲一样的不知名的花，在那里孤傲地怒放着。他高兴地大声呼唤我快过去看，见到那朵凌空盛开的花，我们都兴奋起来。我们用从朋友那里借来的那架八块钱的破照相机，激动地把这朵花拍下来，留作永久的纪念。虽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这一情景我还历历在目。
陈文乔是最能从生活中发现美的人，他始终那样乐观，他那爽朗的笑声，是我们每个认识他的人都难以忘怀的。他幽默而充满智慧的话语，总在感染着我们每个人。我和他长达四十年的交往中，哪怕在“文革”最阴暗的日子里，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陈文乔悲观过。我记得俄国作家巴乌斯朵夫斯基在回忆俄国诗人格林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是每天在垃圾山上，看着美丽的太阳冉冉升起的”。陈文乔就是这样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陈文乔，那是在我们六五届七十个高中生分配到齿轮厂当学徒时，他讲的是一口特别好听的标准的北京话，性格爽朗，有一种很高雅的气质。后来，我知道他出身于爱新觉罗氏家族，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是1965年底或1966年初，那时还没有开始“文化大革命”。有一天，他突然剃光了头，穿着一双用草绳当作鞋带的旧跑鞋来到厂里，一副特立独行的样子。我后来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他看不惯那些拿了第一个月的学徒工资就上街理了个奶油小分头的人。所以要来个“对着干”。
陈文乔曾经就是这样一个浪漫主义倾向的左派。他曾经非常向往革命，他要走向新时代，要与过去、与自己的家族做最彻底的决裂。他的激进的左的革命观念，虽然出于一种对生活的幼稚的不成熟的理解，然而却可以说出于至诚，你可以从中感觉到一种颇有浪漫诗意的东西。后来他由于肝炎进了医院，他给我来了一封十几页的长信，在这封洋洋洒洒、字迹潇洒的信中，他向往着中国尽快地进入共产主义，他把那种共产主义境界描述得非常诗意。他把八级工资制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他想象着未来中国人在那个即将来到的人间天堂里，过着人人平等、人人没有私心的日子。由于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于是我就到医院里去看他，我们就辩论起来。后来我们也就在辩论中成为终生的挚友。也许我对与现实有关的理论的真正兴趣，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后来，“文化大革命”的灾难现实教育他，也教育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从那种对政治的诗情梦幻中觉醒了过来。他后来也开始认真地思考社会与历史，并与自己的浪漫的激进主义告别。在告别了他的人生的激进主义阶段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强烈追求。对知识的热爱始终支持着他，给他的生活以新的意义。他经常到我的镀铬间来，在那间小房间里，他总是兴奋地向我介绍借来的英文刊物上读到的世界科技的新发展，介绍他所看到的最新的“突变论”与“混沌论”。他还为我特别制作了一个自动温度控制仪，让我可以在上班时放心地看自己心爱的书，而不必担心温度失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