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深刻的历史着作，必然是具有多义性的，并为不同的读者从不同角度解读提供了充分空间。这是历史本身的具体性与丰富性相结合而形成的。可以预料，读完本书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读者以为，这本书在对延安整风客观地考察过程中，有意无意中发现了中国革命中的极“左”思潮的根源。事实上，读者可以惊异地发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斗争方式、思想风格与人们的行为态度，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早已经被康生等人驾轻就熟地运用了。这一发现对于我们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警惕我们政治文化中的不良遗传基因，是大有益处的。一个不会反思，不善于从挫折与苦难中获得经验的民族，一个把伤疤当作浪漫的艺术来美化的民族注定是不成熟的。
从高华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可以看出，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这痛定思痛之后进行的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路线，他肯定了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重大的正面价值。在他看来，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另一方面，他似乎又对革命的悲剧性格一面持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与警惕。也许正因为如此，本书隐隐透露出他的某种思想矛盾。正如人类历史上一切复杂而深刻的事件一样，延安整风运动也充满了矛盾的一面，毋宁说，作者的思想矛盾正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
通过高华的这部着作，我们可以感受到，二十世纪就是理想主义的世纪，是乌托邦主义焕发出无穷魅力与光环的世纪，也是革命以其自身的逻辑来试图改造人性的世纪，是“建构理性主义”给予人们以新生活的意义，同时又摧毁着人们的诗情梦幻与追求的世纪。而高华这部着作可以说是对那场逝去了的伟大革命的沉痛的反思，是对未来人们内心涌动的革命冲动的一种预先的警示，也是新一代的人们，面对这个美丽的反复无常的革命女神的无言的审视。
中国新实证主义史学奠基者之一
我曾在南京召开他的追思会上说，他是中国新实证主义史学学派的奠基者之一。二十多年来，高华与许多与他经历相仿的学者，在经历过七十年代的插队与八十年代大学启蒙洗礼，九十年代的改革大潮的冲击之后，他们是在二十多年的治史过程中，逐渐地、不约而同地、不自觉地形成的相同的研究风格。我把这种风格称之为“新实证主义”学派。其中的代表人物还有杨奎松、沈志华、韩钢等人。
为什么叫“新实证主义”呢？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实证主义一样，通过对史实的发掘，将真实的历史客观地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用常识理性去感动人、去说服人。高华特别强调要“反对过度解释”，拒绝用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对自己发现的东西予以人为的美化与丑化。它一定要从材料当中、从史料当中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新实证主义研究和一般意义的以考证为基础的古典的实证主义又有区别，新实证主义有一种当代人的价值关怀、问题意识与当代人的理念贯穿在其中，它关注的是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实，而这种历史真实正是我们民族反思与理性培养的基础。没有历史真实，何来历史反思？高华的延安整风研究可以说就是新实证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
悟性、边缘状态与精神自由
我认为，高华身上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点，这两个特点相结合，是高华在事业上成功的关键。我把这两点提出来，希望对青年一代的学者能有点启示，第一个特点是，高华具有史家中极为罕见的、可遇不可求的直觉、悟性或洞察力。第二个特点是他在自甘边缘状态而获得的学术自由境界。
要说明高华的悟性如何了得，我先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杨尚昆的儿子，读了高华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初读〈杨尚昆日记〉》一文以后，就专程到南京来找他。杨公子对他说，我到南京来，就是因为对你发生好奇心，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对我父亲是如此地了解？我曾经问过我们家族所有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认识你，但是你写我的父亲确实非常真实，你把我父亲的内心写活了。你到底是认识我们家什么人？高华说，你们家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就是看你父亲的日记。
通过阅读日记，把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点活，这就是“悟性”在起作用，史家的悟性是从有限的信息中，还原事物整体的那种能力。悟性是一种直觉，是一种理性以外的认识能力，用我的话来说，那是一种通过非归纳的方式，从瞬间感觉到、领悟到、“跳跃”到事物的未知部分的那种能力。一个悟性高的研究者，可以通过相对有限的史料信息，在对生活经验的把握的基础上，通过一种类似于“想象力”的合理的推导能力，大体上还原历史客观事实，他能从大量信息的蛛丝马足迹中，能从被淘洗的史料的“垃圾堆”里化腐朽为神奇。一个由平庸的学者读一百本书后得出的结论，一个有悟性的史家读十本书就同样得出了。高华身上的这种悟性、洞察力、直觉，在我们学术界是非常罕见的。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悟性的种子，只是我们长年累月的科班教育中把它给扼杀了。
高华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虽然在体制内，但始终甘于自我边缘状态化的状态。二十多年来，他从不申报官方的课题。虽然体制掌握着非常丰富的稀缺资源，然而，由于体制有它的实际功利考虑，如果完全按照它的规则与要求去搞研究的话，可能会丧失对于学者来说最宝贵的精神自由。而保持一种自我边缘化的冷静，不在体制内追逐中心地位，无疑将无法获得体制内的许多好处，（包括丰厚的科研经费，发表提升职称所需要的核心刊物文章的数量等等。）你就不得不去过一种清贫的、曹雪芹式的孤独生活。然而，正是这种边缘状态，却使你获得更多思考的自由，真实地达到了儒家所说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精神境界。
事实上，处于自我边缘化状态的学者，只要他有足够的毅力与勇气，他就可以过上一种充实的精神生活，如果他能克服一个一个的难关，他的成果无疑远远大于处于体制中心地位的、不断在制造成堆学术垃圾中消磨岁月的学者。此类官僚化学者，退休下来后，将会发现，原来的荣耀场面突然一变而为门前冷落车马稀，其实这时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
而那些自甘边缘状态的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官方资源对他的吸引，由于他没有按官方规定的角色去立事行事，故保留着更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与学术研究的多向性，因此能自由地发展出多种才识，这种自我边缘化，也有助于一个民族文化具有更多元性格，我希望高华在边缘状态中追求真知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格力量，会影响我们更年轻一代的学者的自主选择。他们在高华身上看到，选择一种独立的思想者的生活方式，是值得的，有意义的。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高华。
高华并不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对于凡人的物质生活，他也会有羡慕之情。他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热爱生活，也会欣赏、喜欢生活中的愉悦与享受，热爱那些美好的东西，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澳大利亚参加学术会议，他由衷地羡慕那些在悉尼海滩阳光下自由跳蹦极的人们，他感叹说，我真想永远住在这里，一个人能始终这样无忧无虑该多好。他身上表现的责任感与他作为一个世俗生活中的普通人的性情，总会有一种纠结，一方面，他有一种自我认定的史家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口号，而是通过他的不得不处于清贫状态的自由治学来体现，另一方面，这种自由的获得，又不得不失去许多东西，这也许是他人生中最深刻的矛盾之一。
病中的高华
高华在四年前得病后，我曾到上海中山医院三号楼探视高华。那时他刚动了手术。他早在1992年患过几个月的乙型肝炎。这可能是致癌的诱因之一，此外，这与他嗜烟可能也有一定关系。他病床上说，虽然晚了一点，但从此要把烟真正戒了。他告诉我，他得病的原因，很可能与他最近写作“文革”政治史中的七十年代初那一部分有关，他说他好几个月里天天搞到晚上一二点，烟一根一根不间断，好不容易才写了十万字。没有想到把自己的肝给严重得罪了。
后来我特地从书店里给他选购了一本有关肝癌知识的书，不过我永远没有把这本书送给他。因为拿回家一翻，那本书讲得太可怕，说肝癌被称为癌王，一旦进入临床期，那就只有两个月了（孙中山就是如此）。这样的书是决不能给病人看的。不幸中的小幸是，他的肝癌很可能是属于相对而言活跃程度较低的那种，所以他能在后来坚持四五年之久。
在他患病后，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你得好好保重，中国不能没有你，我是从民族利益来跟你谈这个问题。”他笑了，笑得与过去我们听到的一样的爽朗，也许是他得知患病噩耗这些天以来他的第一次笑。后来，小刘（高华的夫人刘韶洪）告诉我说，他为了我的这句话很感谢我。我对小刘说，高华有一种特殊的第三感觉，他能从历史中剥离出埋于历史深处的真实来。我说，这方面他绝对是天才，小刘说我过奖了，我说我三十年来见到过多少国内外教授，但我从来没有称别人是天才过。
其实，他有时与我谈的看法中，有许多比“红太阳”里写得更精彩，我总是提醒他让学生把他的话录下来，他都没有足够重视，真担心这些精彩的东西很可能有许多不再能变成铅字了，一想这些，心里就很难过，不过我不会在他面前谈这些。
在那次病床前的谈话过程中，他起身要去方便，手里提着瓶子，样子很精神，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他这个姿态语言也许无意中透露出他进入人生最后战斗的决心。谈了四十分钟左右，我发现他想睡了，就起身告辞。
这四年多以来，他在电话里总是说，生上了这个病，这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去应对就是了，但他又表现得绝对不悲观。我经常用这样的话来鼓励他：我们的理性、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以现在的理性判断你生的是癌症，但很可能并不是癌，或者只是所有的肿瘤中恶性程度最低的一种，甚至是介乎良性与恶性肿瘤中的一种，否则肝上生的肿瘤怎么会有四年之久呢？这话他也愿意听，希望保持乐观的判断去努力，说不定能够发生奇迹。他最欣赏的一句话是秦晖到他家来看望他时说的，他后来一直给我引述。秦晖说：“当没病活，当有病治。”在他看来，有时候对疾病要有一种漠视，这样就更能用乐观的精神去做一些积极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又可能会帮助我们度过一些难关和困境。
网上流传说，高华是在贫病交加中过世。这一点也可以顺便澄清一下。事实上，他以自己的作品感动了很多人，四年来，有很多他并不熟悉的朋友与崇拜者，都愿意在经济上支持他帮助他。当然，话说回来，四年可不是很短的时间，医疗费用非常高，而且即使别人愿意帮助他，他也从不会主动开口，具体有什么需要，别人也不一定知道，这种情况造成一些经济上的窘迫，我想还是可能的。
我对他说，二十年只是一秒钟
后来，在回南京静养一段时期以后，他的病情又有所恶化，他到上海住进了长海医院，在开刀的前一天晚上，我与他在医院里散步，因为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所以我就干脆把一层纸捅破了。我对他说，你可能有两种前景，也许生命中的奇迹会在你身上发生，我们所说的不治之症，很可能并不发生在你身上，另一种可能是，奇迹并没有发生，你可能比我们这些朋友先走一步，早走十年二十年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从生命的历史长河来说，按照地球十亿年这个生命历程来说，按比例，人生中的十年不过就是一秒钟。我们只是比你晚走一秒钟而已。但是你的这本书，却是有超越一个人的生命时间长度的价值，它会被后人记住，并获得启迪。你留下的着作一定会超越你的个体生命。
其实他对自己的生命前景早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他听了我的这番话以后，一点也没有觉得突兀。他说他谢谢我。后来小刘不止一次告诉我，他很感谢我说过的这句话。
高华的思想与学问已经进入人生最成熟的阶段，他计划中的延安整风一书的修订版至少要增加十五万字。然而，令人痛惜的是，连修改这本书的时间他都没有从上天那里争取到。高华经常会脱口而出一些精彩的观点，有时一句话就比一些着作等身的某些学者写的一辈子厚书还要有价值。
前不久在南京的追思会上，最触动我的，是老友严博非在追思会上说的那段朴素的话。他说：“其实，我们都老了，离死也不算远了，该写的快点写，该说的快点说。”他说的是大实话，虽然我们在精神上可以鼓励自己说，我们永远年轻，但造物主给予每一个生命的时间就是那么多，我们每个人当然希望自己活到一百岁，但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能做的事先做起来，不要留下高华那样的遗憾。
我想象着，高华就坐在天堂里的那个长椅上，天堂的清晨一定和我们这儿一样，也有点清冷，刚下过雨，还有点湿，他刚去不习惯，还有点寂寞，我们总有一天也会到那里去，还会在那长椅上继续与高华长谈。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
一个离科学圣殿由近渐远的人——回忆我的堂哥萧功伟
得知堂哥萧功伟于2011年2月26日在南昌逝世。心中感慨万千，总觉得一言难尽，要写一点东西纪念他。
1973年那年，我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曾请假去大西北探望在敦煌的七哥萧默（功汉），然后再沿南方铁路线一路旅行到江西，我专门到江西分宜县下车，去看望堂哥萧功伟，他正下放在那里的农村接受监督劳动。我记得，在一个寂静的小山丘的田边小路边，见到一个背着草帽，穿着十分破烂的人正在放牛。那人的头发已经花白，他侧过身来看到我，说“是小秦吧”，我说，“大哥，我来看你了”。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激动地拥抱我，满脸流泪。
在那几天里，他向我倾诉了自己的科学抱负与不幸命运。当他谈到自己对门捷列夫周期律的新见解时，正走在我的前方的田间小道上，他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看，当年美国物理学家费米（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就是只想到了这一步，再下一步刚要迈出时，却突然转弯到那条路上去了，而我却向前走到这一步，于是我发现了费米没有发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