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此时，衡阳的地下党给祖父与伯伯做工作，让他们去说服远在成都的父亲起义，伯伯带着祖父给父亲的密信，正准备动身从衡阳出发，成都那边就传来了父亲已经成功起义的消息。
原来，父亲在成都已经有了新的历史机遇。他见到了前来秘密见他的老熟人郭勋祺。郭是前国民党属于川军系统的第五十军军长，郭与刘伯承有袍泽之谊，又是我父亲1939年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他在1948年7月在安徽被人民解放军俘获，后来，他欣然接受了刘伯承让他回川联系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他返回成都后与我父亲联系上了。
接下来，父亲人生的关键时刻到了，1949年12月23日下午，胡宗南临走前委托的总指挥官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在会议快结束时，父亲提出，现在军队面临着困局，向东、向南、向北突围均无可能，唯一可走的只能到西昌了，即使去了那里，连军需供给都会成问题，前景很是渺茫。他说：“到底是战呢，还是和呢？如果要和，我这里倒有一条路。”不过他没有说下去是什么路，因为当时气氛凝重，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此时，前面提到的那位不久前曾受到蒋介石单独接见的18兵团司令李振也在参加会议，他顺水推舟地说：“为国家保存点元气，为双方减少点伤亡，按照北平的办法，还是和好。”此时，五兵团司令李文神色严肃起来，他与36军朱军长，90军周军长三人到另一个房间谈话去了。
我父亲立刻感觉到，他刚才这句话可能说得太突兀了，这样的话，只能在密室里对最亲近的人说的，他却鲁莽地在最高军事会议上，面对最高指挥官公开说了出来，所谓的和，其实就是向共军投诚，在当时绝对是属于反叛言论，他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头，父亲后来告诉伯伯，如果这时，这三个最高指挥官从小房间里出来，李文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把他逮捕交宪兵法办，拖出去处决，那也是完全可能的。此时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不一会，第五兵团司令，临时总指挥官李文与二位军长从小房间里出来了。他们明确表示反对和谈，说“战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打”。不过，他们并没有对父亲采取行动。
此刻，刚才还在会上支持父亲看法的十八兵团司令李振中将，一看形势不对，自己参加会议时带来的随行人员也并不多，用他后来的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就顺水推舟地改口说：“既然你们讨论的结果如此，本人也放弃刚才的看法，与大家一起行动。”接着悄悄不辞而别，立刻驱车回自己部队去了。
父亲在散会后，回到自己房间里，一晚没有睡着。他后来对伯伯回忆说，那一晚上随时担心宪兵得到指令后，会来敲门，然后把他押出去枪毙。后来，我常想这件事，据家人说，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出言极为谨慎的人，为什么他会一反常态，在这个会议上去讲这样危险的话？我想，在这关键时刻，他的湖南人性格一定使他无法控制自己不说出这样的话来。
第二天，即12月24日的中午，确实有人来找父亲了，不过站在门口的，并不是父亲担心的军统宪兵，而是昨天上午开会时支持他和平起义建议的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将军，李司令问，“你昨天在会上说有一条路，是什么路？”父亲如实回答，他与原50军军长郭勋祺是陆军大学特五期的同学，郭勋祺现在就在成都，与二野有联系。父亲与郭将军一直保持着联系。就这样，一心想起义而又联系不上共军的李振，经我父亲介绍，与郭勋祺在成都望江楼上秘密见了面。三十军军长鲁崇义本来就对胡宗南极为不满，如今有了起义机会，当然也积极策划起义。
至于昨天进小房间密商后决定反对起义的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与其他两个嫡系军长，他们虽然反对起义，但他们都已经没有了坚持效忠党国立场的底气，毕竟大势已去。昨天下午会议结束后，他们就带着自己的军队向西康方向开拔了。
既然他们反对起义，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对父亲采取“杀一儆百”的行动？因为形势比人强，大势已变，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是，即使自己要为胡宗南打下去，也不要得罪太多的人，因为当时有像我父亲这样的想法的人，实在太多了。在他们看来，把这个三十军参谋长拖出去杀掉，不但于事无补，而且还有了血债，也让自己以后没有了退路。而他们骨子里也并没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思想准备。正因为如此，这也让我父亲有幸度过了因自己的鲁莽而造成的危机时刻。他的幸运，与其说是出于偶然，不如说是时势所赐。当然，也正是因为他的发言，后来却意外地促成了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找上门来，与三十军联合起义。在此前这两支军队分属不同派系，很少来往。
第五兵团主力开拔了以后，十八兵团李振司令真正松了口气，他本来就想起义，就是担心受到人多势众的第五兵团精锐部队的夹击，因而不敢有所动作，现在他就不再担心了，他立即把军队向三十军驻地靠拢。12月25日，隶属于第七兵团的三十军与李振的第十八兵团联合起来，合计二万四千多人，在成都东郊向全国发出起义通电，发动了成都起义，父亲是通电的签字人。
两天后，李文带着胡宗南精锐的嫡系残余部队，在新津邛崃与解放军打了一仗。虽然武器精良，但毫无士气，输得几乎毫无悬念，李文兵败后走投无路，也只能在战场上带5万人挂起白旗向解放军投诚。
李文与这些享尽胡宗南恩宠的嫡系将领的心里，说到底，并不是真的认为坚持为蒋介石打仗会取得胜利，只不过心里觉得，打了一仗，算对得起蒋介石与胡宗南了。如此而已。例如，几天后，胡宗南的主力之一的18军的军长李振西中将在茂县兵败投降时，对解放军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打过了，也算对得起蒋介石了。”他的直率连解放军指挥员也不禁笑起来了。这句话最能代表此类铁杆嫡系的看法。
成都起义后的父亲
父母合影
胡宗南是12月23日从成都飞往海南岛的，第二天，也就是24日，就有胡宗南系统的15兵团与20兵团等合计4万人起义。25日那一天，就在30军起义的同一天里，成都附近合计总共大约有七万人在不同地点，与解放军各部联系后进行了起义。这一天也成为国军起义人数最多的一天。26、27日每天起义人数也各有数万人。12月的最后五天，是国军起义的高潮期，起义者人数之多，足以称得上是如过江之鲫了。
为了说明当时的各军内部的人心思变的气氛，还可以举一个例子，25日胡宗南的20兵团司令陈克非，在郫县把全兵团所有的少校级以上军官召集来开会，在会上他宣布要举行起义了，这位陈中将当众说，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起义主张，你们大都带有手枪，请对准我的胸膛开枪打死我。听了他的话，整个会场肃静无声，看看大家都没有反应，陈克非接着就说，大家既然对起义没有意见，那就是表示赞同了，于是宣布起义。
陈克非之所以敢于在人数众多的会场上这样说话，是因为他很清楚地感觉到，即使在这样的公开场合，起义也不再会有人反对。根据我所接触到的文史资料与当事人回忆录，读下来后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当时国军的大多数军官，内心最害怕的，是没有或失去起义的机会。说到底，一场战争打到这个地步，也就没有什么戏剧性可言了。
当然，也有极个别的相反的例子，例如，陈克非的老部下，15军军长刘平中将，当众军官都爽快地在起义通电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轮到要他签名时，他却躺在椅子上抱头痛哭，激动得不能自制，于是只能由他的参谋长代签，而他的参谋长由于激动与紧张，却忘记把自己的名字一起签了上去了。
朝鲜战争中的两封家书
父亲参加了解放军，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他被分配到二野三兵团十二军，一面进行思想学习，一面从事参谋指挥与团级指挥员短训工作。1950年12月，即起义一年后，父亲随部队从四川垫江出发北上，不久开赴朝鲜战场。
父亲赴朝鲜战场之前
正是这个十二军，接替秦基伟的十五军，担任上甘岭战役后半段的坚守任务，直到上甘岭战役胜利结束。到朝鲜时，原十二军军长王近山已经是第三兵团司令员。军长是曾思玉，“文革”时很出名的李德生将军当时还是第十二军的师长。上甘岭战役中父亲的情况，我知道得不多。只知道他担任十二军的教导大队长并从事军部参谋工作。父亲曾向上海姑姑提到过上甘岭战役，她回忆说，父亲告诉她，前线坑道战极端艰苦，最困难时，阵亡战士的遗体都根本无法运出坑道，发出阵阵异味，烈士身上长出了蛆，看来，这是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死者不得不陪着活人战斗。据说，当年，王近山看电影《上甘岭》看到一半就不忍心看下去，流着泪离开，他只说了一句话：当年的战争残酷，比电影中的还要严重一百倍。正是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父亲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家里一直珍藏着两封1952年的家书。一封是重庆巴蜀中学读初中的大哥萧功平从四川重庆给正在朝鲜的父亲写的信。另一封是父亲从朝鲜战场发来的回信。在大哥给父亲的信中，谈到自己的进步，还提到当时五岁的我：
父亲：
接到你从朝鲜寄回到祖国的第一封信，这不但使我高兴而且使我们本班的同学也和我一样高兴。他们知道这是祖国最可爱的人来的信，我在班上读到你的来信的第一段时，他们觉得很骄傲，我们读到这句话：“我们的部队越打越进步，越打越强。”这两句话大大鼓舞了我们。自从你1950年12月13日走了之后，你在汉口、宜昌、辛集均来了信。去年11月，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听志愿军战斗英雄的报告，其中一位是你军战斗英雄邹良诚同志，我当时写了封信请他带给你，不知收到了没有。
当我刚进西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不久，我是班上最落后的一个，不爱发言，不爱看报，不参加各种活动，后来开展了反对不过问政治的倾向的运动，听了志愿军归国代表的报告，学习了文件，经过学习，我自问自己，我这样能对得起志愿军吗，能对得起在前线作战的父亲吗？我简直没话能回答，我一直想了几天，决心改掉这一系列坏毛病，决心要求进步，这学期我被评上了模范，全校共十八个模范，我是乙等，在那天贺模大会上我还在大会上发了言。
去年八月，我到过青木关看过弟弟（功秦），他比以前更胖，更好耍。他的衣服穿得很干净，保姆很喜欢他，给他做了鞋子，对他特别的好，对别的孩子不怎么样，这样这位保姆还受到批评。去年功秦是五岁，应该是乙组，但他的记忆力较强，先生把他编到甲组，先生带我去看他的图画，他画的是一个志愿军用枪对着美国兵，先生说他画的意义很好，并且是他自己想着画的，画好了还能把意思讲出来，他们小孩间还有检讨会，他们都知道他们的父亲都在打美国兵，他们也知道为什么打美国兵，我觉得从小向他们灌输爱国主义教育是很好的。我去的时候，他好像是有点羞羞答答，但后来和我亲近了，最后他问我母亲的病好了没有，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他，他好像是很高兴，在八一那天，他们还跳了舞，演了儿童剧。……
上午刚把上面写的信完，下午我们几个同学到第二招待所去看望志愿军归国代表，有一个叫崔明礼的同志，他给我签了名之后，我请他写了他的通讯地址，他写了他是22部的，我说，我父亲也是22部的，他问我是谁，我说出了你的名字，他听了大笑，热情地紧握了我的手，他说，你和他在一起一年多一起吃饭，你的身体比过去好些了，还能自己背毯子。我当时把我的奖章取下来交给他，请他带给你，又，昨天我们到汪山旅行，我顺便去看了一下鲁崇义副司令员（时任川东军区副司令员）他要我写信向你问好，假如你有空也可写信给他，不久后他要写信给你。
预祝朝鲜停战谈判胜利。
功平于巴蜀1952年2月21日
下面是我父亲在朝鲜读了上面这封信后给伯伯与全家的信。
大哥：
据功平来信，似乎进步很快，无论在他写的信，作的诗，都非常有思想，有战斗性，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据现在看来，我们认为功平落后的，现在已经赶过功汉了。上次功伟（指堂哥，伯伯长子）来信说，老二（伯伯次子）进步很快，几乎要成为他的学习榜样了，我也同意他的说法，在这人民世纪进步一定也是很大的，好像长江的波浪，在滚滚激流中不前进是不可能的，青年人们真是可畏啊。过去我们家庭分散各地，我提议每个人的信都要相互转阅，这样一来则对各人的生活情况工作情况学习情况，大家都可了解了，大家都可帮助了，谁人进步得快就向谁看齐，这样就可以无形中收到相互鼓励相互教育之效。
现在政府在搞三反，社会在搞五反，这次运动是广大的，意义是深刻的，不少的人是有痛苦的，我们要打通思想，打通思想首先能争取主动，要明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后做小生意的要根绝暴利思想，要根绝发展成私人资本家的思想，小本经营可能比较长期存在，能维持两三个人的衣食住就适可而止，好在现在不需要为儿女筹教育费了，只要能解决两三个人的衣食住，不会有大困难的。
如能按革命的人生观，革命的意义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不是改良旧事物，并保存旧事物。而新社会的形成，要以革命手段实现之，想通了这些问题，则一切问题都可想通了。生活刻苦是有好处的，态度老实一点是有好处的。
听说亲戚店中有些问题，最好设法帮助，讲清道理，改变作风，但他那里的情况我一点也不清楚，但首先也要打通思想，眼光向前看，向将来看，不要向后看，向过去看。敬礼并请父亲福安。
萧健1952年3月6日
在父亲的这封信中，他要全家自觉进步，“谁人进步得快就向谁看齐”。他要大家“根绝私人资本家的暴利思想，能维持一家几口的衣食住就可以了”，信中充满着自觉改造的热忱。前面提到过，起义初期，他还是把胡宗南称为“胡先生”，我不知道为什么父亲思想在起义两年多的时间里变化会如此之大。也许我们家庭中的左翼基因，在新生活中重新被激活了，也许，朝鲜战争中军队的集体生活，志愿军的勇敢献身，让他发现了集体的生命力与凝聚力。组织力量与意识形态教化的结合，往往是改造人心的巨大力量。
这两封家信中可以看出，到1952年，家中洋溢着对革命新秩序的高度拥护的气氛，家人怀着新生活即将开始的欣快心情，盼望着一个新世界，一个与百年屈辱即将告别的新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