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我还注意到您在《司马光新传》中引述了司马光调子低沉的诗篇（115、127页），也勾画了他在洛阳咏啸园林的风貌（128-131页），甚至并不讳言他在元佑更化时拒绝范纯仁、范百禄谏废役法的固执（199页），这些都增强了传记的可信度，也体现了您对传主必须全面研究与刻画的一贯主张。
主：历史上没有完人。对传记作者来说，不能容许的是因研究的偏颇而造成传主形象的不完整。那种评功摆好的悼词式的传记与深恶痛绝的檄文式的传记，多是研究的不全面造成的。研究一个人，要求全面，因为人是复杂的，只有全面的了解，写起来才会有血有肉。象司马光这样经历曲折复杂、行事丰富多彩的人物，在着力表现其思想、事业最本质、最主流的那部分同时，对其性格、情绪等其他侧面，我也努力作了发挥，从而凸现出一个完整无缺的司马光。传记作家也要以传主达到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境界。你提到的那些细节，虽不是传主本质的、主流的部分，却使本质与主流更可信而不失真。
客：历史学家的严谨深刻，文学家的激情技巧，是传记作者的理想化的标准。您的《司马光新传》与《范仲淹新传》一样，写得形象生动，文情并茂，笔端蕴含感情，文字清丽洗练，融史学论着的谨严与文学传记的优美于一炉，堪称史学与文学相当完美的结合。
主：为司马光作传，我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对每一个逝去的巨人，应该有关于他的特色各具、理解各异的传记行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对逝去的巨人的道德行事的“释读”必然会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我的《司马光新传》只是我对司马光的“释读”而已。
（本文原载1991年12月总第20期《宋史研究通讯》）
复原官场亚制度的全景图像
读罢完颜绍元先生的《官场那些道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对照去年他在同一家出版社所出的《中国式官场》与《轻松为官》（这篇短文也取材于后两书），脑海里立马跳出“官场亚制度”一词。
一般说来，历代正史《职官志》所载，只是关系一代的大制度，学界都比较重视，研究也相对深入。这一方面，即便不算各个断代史领域的丰硕成果，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就有煌煌10大卷。然而，以我之见，在冠冕堂皇大制度的运行中，起实际推动作用或润滑功能的，很大程度上却是那些具体而微的亚制度与不可言说的潜规则。这既是中国式官场最根本的特点，也是把握中国官场政治的关键所在。
“亚制度”这个词，是我的杜撰。从构词法说，是受“亚健康”一词的启发。正如“亚健康”还算是健康，却又不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状态。所谓亚制度，首先它也算是制度，但又不是绝无通融余地的大制度。它有两层涵义。第一，比起那些一代大典制来，它不免有点小儿科，有点具体而微。例如官衙的门卫制之类，自然不能与历代宰相制度相提并论。第二，它也许平时不是正儿八经的制度，但你要把它说成制度时，它就是制度。对这类规章制度，过来人是不难感同身受的。例如，当初每次福利分房时，每个单位都会定出一套因人说事并以此为准的制度来，下次分房则制度重新来过。
然而，亚制度并不等同于潜规则。当年那本风行一时的《潜规则》创造了这一新词，作者曾有过一个释义：“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也就是说，潜规则是不成文的，甚至是只能心领神会而不能公开言明的。但亚制度则是一种成文的规章制度，尽管这种规章制度的出台或执行，也许就是为了迎合某些潜规则的需要，但它毕竟是公开成文的。
完颜先生的这几种书，描述的官场亚制度包括官员通讯录、驻京办事处、离任审计、编外机构、信访应对、上班签到、轮宿值班、带薪休假、工作午餐、福利分房、行政收费、官府门卫、官印、公服、公车等等，涵盖面相当广泛。由于亚制度与潜规则往往是表面文章与幕后交易的关系，这些书在探讨亚制度时，也不可避免要涉及潜规则。例如，《官场那些道儿》第13章专讲官府门卫的亚制度，但其中“逢年过节收红包，日常收入有门包”，就牵涉到潜规则。
据我的私见，这几部书最大的特色与价值，还在于对亚制度的探索与钩沉。这一方面的研究正是史学界向来忽略的薄弱环节，而完颜先生则做出了有血有肉、有史有文的论述。试举《中国式官场》中“衙门内当家”一章为例，作者讲的是古代官署的“办公室主任”。他从汉代主簿说起：既有亚制度的描述，例如“丞相办公厅的由来”，“从长官说了算变为中央直接任命”；也有潜规则的索隐，例如“带着心腹上任才踏实”；其间还穿插着切题的趣闻轶事，例如“小主书有本事，踢副宰相出局”，令人读来趣味盎然。
作者早在读史伊始，就注意到古代官场的运转规则。如要创立一个“官场学”的话，他即便做不成首席专家，也一定是屈指可数的权威。他的最初目的，如其自道，是希望“通过史料碎片缀织拼接的作业方式，复原一些有关的风貌与细节”，作为他自己与读者理解历史之助。不过，正如西方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所指出：“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一个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下仍然活在现在之中的过去。”当下的时代，是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过渡时期。从南方那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传来一声“我是北京来的高官”的咆哮，恰恰表明：公民权力意识尽管正在强化，但官本位还死赖着不愿意退场。这更让人联想起作者的一句话：“历史和社会影响了官场，官场也反过来影响历史与社会。”作者在做那些作业时，你只消一瞥他所开列的那些标题，“官场自古吃老公”“古人居然也懂得打白条”“社保资产从严管理”“官纪不准包二奶”，莞尔之际，就能读出他对现实生活中官风政风的批判性指向。而作者另一些章节标题，例如，“不急之务，官衙排在学校后”“官吏收窑规，煤矿事故多”“左右为难话得失”“吸取教训，改进制度”，更是凸显出他的人文襟怀。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本《帕金森定律》的中译本，叫做《官场病》，也一度风行读书界。那本小品杂文讽刺的是英国官僚机构的“那些道儿”。可见官场的弊病，虽然背景、性质与程度或许有所不同，却是古今中外的流行病。中央党校是教育干部、培养干部的地方，或者说是培养“官儿”的学校，由这家党校出版社推出这几本官场文化的着述，其用意当然是希望从这里走出来的当官者能够“干干净净做官，老老实实办事”。
《中国式官场》的封面宣传语说得很深刻：“就个体生命而言，官场只有结果，没有过程；从历史年代来看，官场只有过程，没有结果。”于是，我在想，这几部书所适合的读者群大概有这么三种人：其一，是只对中国古代官场亚制度与潜规则感兴趣的人；其二，是还想通过古代官场的众生相来进一步解读当今官场的官场外人；其三，是当今官场内人，也就是各级党校着力培养的“官儿”。正如《官场那些道儿的》书封宣传语所说：“这个道儿，正是每个跻身官场者亟盼弄明白的。”也许这样，才能做到另一本书名标榜的那样，“轻松为官”。不过，在第三种读者中，若从正面阅读这几部书，也许能借以自警，兼以辨奸，从而做个好官、好干部；倘从背面阅读的话，也许反能读出厚黑的“为官之道”来。倘真如此，就好比有人从治病救人的药剂里提取冰毒，药剂制造者是不必代毒品制造者受过负罪的。
完颜先生在对官场亚制度的有关风貌与细节做了拼缀作业后，曾谦逊地指出：“至于重建一个完整清晰之全景图像的目标，当然要仰赖专家才能达到”。我们一方面感谢他对官场亚制度所进行的创造性研究，另一方面也希望他与有志于此的专家共同努力，完整而清晰地完成对官场亚制度的全景复原。这不仅有助于史学研究的开拓与深入，也是批判官本位与培育公民意识的要求。
（本文原载2008年12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
纠正对宫闱史的误读
中国后妃史是中国宫廷史、中国妇女生活史，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生活史不可或缺的构成内容。然而，由于研究缺乏，普及不够，一般民众所知既有限，误解更不少。但后妃生涯，宫闱秘史，历来给人刺激而神秘的印象，撩拨着人们一窥内幕的好奇心。于是，便有种种齐东野语式的笔记、小说、戏剧、影视相继问世，这些作品的摹写刻画往往夸张失实，却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搜奇猎艳的窥私心理。
对后妃史的这种误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对后宫生活不加批判缺乏原则地美化，大肆渲染锦衣玉食与珠光宝气的宫闱场景，满足羡富慕贵的低俗心理。由于不去揭露貌似庄严荣华、花团锦簇的背后，有多少红颜女子成为后妃制的殉葬品，于是，后宫历史上一再上演的凄凉惨酷、血泪交织的悲剧，竟然都变成了讴歌帝后爱情的正剧或者显摆宫廷豪奢的闹剧。
其二，对后妃的权斗不加谴责毫无是非地展现，甚至对以恶制恶，以黑斗黑也给出合理性辩护。由于不去着力暴露后妃制是寄生在君主专制母体上的怪胎，却把后妃之间围绕着金灿灿凤冠的生死权斗，都化解在理解的同情之中。这就在无形中误导广大受众，把文艺作品中宫斗权术当作制胜法宝，白领将其移植进职场，官员将其运用于仕途，都像一群乌骨鸡似的，恨不得我吃了你，你吃了我。
笔者原不想厕身为宫闱热的趋时者，但有鉴于这类误读误导大有与时俱进之势，深感有必要略尽史学从业者的绵薄之力。于是，也以后妃为主体，以可信的资料，据历史的真实，掀起古代后宫的帷幕，摹绘宫掖生活的实景，让读者形象而真切地了解中国后妃史的两个基本面相。
其一，不论哪个时代的后妃制，无一不是君主专制母体上畸形的孪生物，都给后妃这一特殊的妇女群体带来了无尽的不幸与深重的灾难。在后宫生活中，无论爱与恨，灵与肉，生与死，泪与血，她们的人生几乎都有过痛苦的挣扎与无助的浮沉。
其二，在君主专制下，作为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后妃们面对生活与命运，怎样艰难地保存着人性中的真善美，而专制帝制又是如何驱使她们转向人性恶的。其间人性的真与伪，美与丑，善与恶，或者泾渭分明，或者泥沙俱下，或者只是沉渣泛起，从而合成了一部后妃人性的变奏曲。
当然，本书并不是一部完备严谨的中国后宫史，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读者，尽可去参阅学界已有的专着。在这册随笔里，我给自己划定的视野是，集中关注后妃人性与君主专制之间那种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这种纠葛的诸多细节，都是通过宫廷生活场景展开的。随笔虽以后妃生活作为叙事对象，却主要撷取与人性相关的情节，而割舍了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内容。
以往的宫廷史读物，大多按朝代顺序以传记形式逐次写来，给人以一种流水账与雷同感。这册随笔围绕着若干专题，拟定了若干篇目，专题篇目之间虽有内在关联，却明显有别于章节体的学术论着。我尝试勾勒与评述宫廷生活的各个横断面，还兼顾点面的结合，编织进趣闻轶事，使得涵盖面更广阔，可读性更加强。
因为是历史，即便是大众读物，驰骋笔墨，发挥想象，也是不可取的。本书拒绝戏说，力求言必有证，论当有据。但历史随笔也不宜板起学术的面孔，吓退对后宫史感兴趣的众多读者，故而叙事行文上力求浅近生动，尽量少用旧史原文，必须引用时，一般也不注明引文出处，庶几确保行文雅俗共赏，让读者开卷爱读。
至于书名，记得少时读《唐诗三百首》，对元稹《行宫》印象颇深，其诗云：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其义当时不甚了然，但凄美的诗境却嵌印脑海，挥之不去。及长，读《唐宋诗举要》，高步瀛提示：“白乐天《新乐府》有《上阳白发人》，此诗白头宫女，当即上阳宫女也。上阳宫在洛阳为离宫，故曰行宫。”再找来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主题是“愍怨旷也”，说这些宫女“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不料“未容君王得见面”，“一生遂向空房宿”。那么，这些白头宫女，连皇帝面都未一睹，就“濳配”发落，终老行宫，只能在红艳如火的宫花丛中闲话天宝遗事。遥想入宫当年，她们也像宫花那样靓丽明媚，如今却已皤然老妪。这才明白，短短四句二十字，蕴含着后宫女性多少觖望与悲怆，不啻是鞭挞后妃制的千古绝唱，也有助于纠正后人对宫闱史的几多误读。于是，就取其一句作为书名。
（本文原载2014年1月22日《中华读书报》）
从探索之旅到再验之旅
一、伊莎贝拉及其中国行
古今中外，带探险意味的旅行活动，大都让女人走开。19世纪后期，一个英国女子，却成功挑战了这一惯例，她就是伊莎贝拉·伯德（1831-1904）。不要以为她体魄健硕，恰恰相反，1米46的个头，自幼孱弱多病，18岁上还动了手术。听从了野外活动有益身体的医嘱，22岁起漫游世界。49岁那年，有过一次迟来的婚姻，五年后丈夫去世，她便继续风餐露宿的匆匆旅程。令人费解的是，一回国内，她就病怏怏的，而旅行海外时，却“变成参孙一般的大力士”，连她自己都“有一种‘天生旅行家’的喜悦”（《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伊莎贝拉·伯德着，卓士廉、黄刚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288页，下同）。医学家认为，她在生理与心理构造上也许隐藏着神秘的矛盾，大概类似“旅行亢奋症”吧。
她一生行旅可分六期：1854-1866年为第一期，目的地为美国与加拿大，旅行的成功与旅行记《一个英国女性眼中的亚美利加》受到热捧，让她大为鼓舞；1872-1873年为第二期，旅行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群岛与落基山脉；1878-1879年为第三期，从美国经由上海，游历了日本、香港与马来半岛，从开罗归国；1889-1990年为第四期，经苏伊士运河，足迹依次踏遍印度、克什米尔、西藏西部（拉达克）、伊朗、两河流域、奥斯曼土耳其；1894-1897年为第五期，一再穿行在中国、朝鲜、日本之间，作深度的考察，还曾涉足海参崴地区。1900年，她已69岁，仍有摩洛哥之行，为第六期旅程画上了句号。
伊莎贝拉一生着有旅行记及其写真集多达15种，1997年，英国曾推出12卷本《伊莎贝拉旅行记集成》。这些行纪文字优美，而且附有许多实地拍摄的珍贵照片。她的探索性旅行与旅行记，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称之为“女性地理学家第一人”，她也成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首位女性特别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