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旬国家计委开始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邓小平对此极为重视。8月18日，他在国务院讨论这一文件时提出7点关键性意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整顿企业管理秩序；抓好产品质量；恢复健全规章制度及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由于江青一伙的干扰，这一文件虽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并未形成正式文件。科学、教育、文艺工作的整顿。"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的科技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主要的科研机构如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的某些单位都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为改变这种与国民经济发展、实现四化要求极不相应的状态，邓小平提出要对科技工作进行整顿，要求尽快把科研搞上去。1975年下半年，邓小平提出主管国防科研工作的七机部必须限期解决派性的问题；7月，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和加强领导的报告，随即派胡耀邦等3人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并要求他们就科学院的整顿问题提出可行性意见。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胡耀邦于8月17日主持起草了《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提纲共讲到6个问题：关于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关于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关于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提纲特别强调了红与专的关系，指出：对科技部门"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文件强调指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技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9月26日，邓小平等在听取胡耀邦汇报时充分肯定了这一文件，强调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要看到科研也是生产力"，"科技工作要进行整顿，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对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对有水平的人要爱护和赞扬，从保证时间、配备班子、专业对口、生活照顾、政治关心等多方面为科研人员的工作创造条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一文件由于毛泽东不满意而未能下发，但却使科技界的整顿初见成效。
教育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秩序十分混乱，教师地位低下，学生不读书的现象相当普遍。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强调要办好教育，学校应"以学为主"，并尖锐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10月，教育部长周荣鑫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整顿的精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着手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并狠抓了教育界的领导班子调整。
文艺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严重破坏。全国所有的文艺团体基本上停止了演出活动，舞台上只有8部"样板戏"一花独放，严重影响了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1975年7月，毛泽东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7月初，在同邓小平谈话时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要搞百花齐放，不要搞一花独放"。7月14日，毛泽东又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二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根据这些指示，邓小平积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使得一批报刊杂志如《人民文学》、《诗刊》等相继复刊；文艺舞台上一批被诬为毒草的电影如《创业》等被解放，还出版了鲁迅著作和其他少数文学作品。这些举措使文艺界的状况开始有所好转。
农业的整顿。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山西昔阳和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着手对农业进行整顿。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的看法，并提出要落实农村干部政策等正确意见。在这次讲话中，他还首次明确向全党提出了全面整顿的任务，认为从军队到地方，从农业、工业、商业直到文化教育、科技、文艺等各条战线，都存在整顿的问题，各方面都要通过整顿解决问题。会后，全国各地很快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帮助农村社队进行整顿，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高潮。
经过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至1975年底，全国各条战线成绩显著。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4.6％；钢产量2390万吨，比上年增长13.1％；原煤产量4.82亿吨，比上年增长16.7％；原油7706万吨，比上年增长18.8％；铁路货运量8.9亿吨，比上年增长12.7％。虽然本年度依然存在政府财政赤字等问题，但国民经济总的发展状况是好的。
全面整顿不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使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组织基础、思想基础及群众基础。但由于整顿工作一方面触动了"四人帮"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随着"评《水浒》运动"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先后开展，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很难再继续下去。1976年1月21日、28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整顿工作被迫中断。
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和宽大释放美蒋特务
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人员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根据毛泽东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和"给出路"的指示，在10到20年的时间里，成功地改造了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伪满伪蒙战犯以及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1975年3月与9月，我国各级司法机关先后特赦了全部在押战争罪犯以及宽大释放了在押美蒋特务；12月中旬，又一律宽大释放了原国民党县团以上的党政军人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及镇反运动、肃反运动的过程中，曾经俘虏及逮捕了一批对国家、民族、人民犯有严重罪行的战争罪犯。经过我国专政机关长期的教育、改造，这些战犯逐渐对自己的罪行有了正确认识，并有不同程度的改恶从善的表现，有些人还能够立功受奖。鉴于此，从1959年9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起，我国司法机关先后实行了7次特赦，原蒋介石集团高级军事将领杜聿明、王耀武、原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均在特赦之列。
3月17日～18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而提出的关于特赦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并予以通过。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在会上就此问题作了说明：对这次被特赦释放的战争罪犯"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以后，每人发给新制服和100元零用钱，把他们安排到北京开欢送会"。会议最后通过了《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
19日，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特赦释放战犯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并发给他们特赦释放通知书。这次被特赦释放的战犯共计293名，其中包括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战犯290名，含军官219名，特务50名，党政人员21名；伪满洲国的战犯2名；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23日，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华国锋、吴德接见了被特赦释放的全体人员，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学习，不断改造世界观，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些好事。黄维、文强、蔡省三等在被接见时发言，表示感谢党、人民政府和毛泽东给予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今后要为祖国统一多做贡献。
13日，特赦人员中有10人经申请被政府批准后，离开北京，途经香港回台湾。政府有关部门发给了他们去台湾路费，并发给往返通行证，并表示，如果他们愿意，随时可以回来。
10月至1965年9月间，美蒋连续派遣武装特务，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破坏。我国沿海军民积极反击，捕获了一批武装特务及特务船船员。经过教育改造，我司法机关从1963年7月起，先后4次释放了立功和有悔罪表现的人员。1975年9月22日，我司法机关鉴于被关押的美蒋武装特务及特务船员，确已有了认罪悔过的认识与行动，决定全部予以宽大释放，并给予他们公民权，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安排就业；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去，并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发给新制服装、被褥及零用钱，还由有关部门组织他们参观学习等等。
这次被宽大释放的武装特务共95名，武装特务船船员共49名。10月5日，要求回台湾的被宽大释放人员共65名，分乘飞机、火车到达福州、广州，8日起程，分别取道福建厦门港口及香港回台。在他们离开福州、广州之前，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厅分别举行招待会，为他们饯行，并祝他们旅程顺利，早日与台湾的家人亲友团聚。他们对我人民政府宽大释放他们，并为其回台提供各种方便表示感谢。
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巩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在特赦全部战犯和宽大释放全部美蒋特务的基础上，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我国司法机关又于1975年12月一律宽大释放了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
12月15日～18日，我国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宽大释放大会，对被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发给高级人民法院的宽大释放裁定书和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的释放证，宣布给予他们公民权，并由有关部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予以适当安置；与此同时，各地公安机关还对服刑期满后在劳改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发放转业证明书；对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宣布给予公民权，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进行适当安置。各地司法机关负责人还鼓励所有被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改造世界观，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情。同时向他们宣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去，并且提供方便条件。
23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接见了72名来北京参观学习的被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勉励他们为社会主义祖国做有益的事情。他们表示，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教育和挽救，决心努力学习，继续改造思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祖国、为人民多做有益的贡献。接见后，统战部还设宴招待了他们。
特赦全部战犯与宽大释放美蒋特务及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一方面表明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安定团结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体现了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伟大胸怀；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
张志新被夸事件
张志新，女，1930年12月5日出生于天津市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1950年考入河北师范学院教育系，抗美援朝期间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1年被选送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学习，后转人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学习。195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分配到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工作。1958年任中共沈阳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理论教员。1960年起担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她公开揭露和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暴行与阴谋，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于1969年9月被捕；1974年8月24日被判处无期徒刑；1975年4月3日被判处死刑，次日即被杀害。终年45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张志新作为一名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工作人员，由于对省委机关一些领导人的官僚作风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感到"心里高兴"，因此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场政治运动中去，参加群众组织，参与各种集会等。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她看到了大批领导干部被无辜打倒、批斗甚至被打死，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武斗、流血不断升级，国民经济陷于倒退、停滞时，开始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内容及其方向产生了怀疑，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
2月，张志新到天津、北京探望亲人，沿途看到的都是武斗乃至枪战的混乱景象。为弄清心中的疑惑，她在北京亲自跑到街头进行观察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她亲眼目睹了江青一伙在首都造成的劫难。江青只要说一句话，"北京城的墙壁上、柏油路上就到处出现’打倒××ב，’油炸××ב的大字报，连德高望重的朱老总、贺龙、陈毅、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在劫难逃。从中央政治局，到街道党支部，所有的党组织都被摧垮了"；"党组织瘫痪了，政府瘫痪了，工厂瘫痪了，交通瘫痪了"。现实的种种情况使得张志新触动很大，她更加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了。回到沈阳之后，她向亲人、朋友反复谈到了这一点："天津、北京到处都在批斗、武斗，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江青一手遮天，她究竟是什么东西？我怀疑！""你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可是现在毛主席身边还有几个人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打倒这么多人，省委领导全靠边了，难道这些人都是敌人？我想不通啊！老干部总是为党作过一些好事，有些人犯了一些错误，是否都该打倒？这里面有名堂！中央文革里有名堂！我对江青、叶群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对林彪就是不信任！"与此同时，她还在一些公开批斗领导干部的大会上，为老同志们的遭遇不平、流泪，以示自己的不满与愤慨。
春，辽宁省委搞所谓重新"划线站队"，有人劝张志新考虑一下自己的立场问题，她回答说，她考虑的并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共产党和国家的大是大非和前途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