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等人被隔离审查后，10月8日下午3时，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徐景贤在会上通报了北京的消息，估计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可能在北京遭到拘禁。当日晚，因为与"四人帮"失去联系而恐慌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迅速安排公安、民兵等武装力量，要求各级指挥班子进入指挥点。随后，他们收到派去北京的人用暗语报回的消息，知道是"‘右派’政变"，王、张、江、姚已发生了"最严重情况"。于是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一方面封锁中央消息，制造反革命舆论；一方面动员33500名"民兵"待命，并要在"部队方面做一点工作"。他们声称"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5天、3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徐景贤当即下达手令，调集部署民兵，孤注一掷，准备发动武装暴乱。为了防止被"一网打尽"，他们决定组织两套指挥班子，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1号点设在丁香花园，由徐景贤负责；2号点设在市民兵指挥部，由王秀珍负责，并责成上海各报社、电台在舆论宣传上配合其反动活动。
9日上午，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车配套，枪弹配套。会后，他们紧急调集民兵，动用各种武器27000余件，汽车225辆，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架设了15部电台，并沟通了联系；上海市公安局某些人也按照部署调集了1300余人的机动力量，配合民兵行动。他们还决定将上海的重要机关、港口、车站、机场及交通要道实行严格控制，并规定了口令和暗语。随后，"四人帮"的另一党羽紧急制定了名为"捍一"和"方二"的两个作战方案。
12日晚，徐景贤等人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确切消息，于是重提8日晚上的暴动计划。当夜，这些"四人帮"骨干亲信通宵密谋，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策划煽动群众停产罢工，游行示威，切断电网，控制要害部门。破坏公路桥梁。还准备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用沉船堵塞吴淞口。并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等反革命口号，声言要同党和全国人民"决一死战"。
中共中央对"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要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情况已经掌握。为了控制事态的发展，中央政治局对解决上海问题作了周密的部署，采取了几项果断措施。一方面，命令沪宁一带的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给铤而走险的暴乱分子以歼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先将马天水召到北京，而后又通过马天水将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召到北京开会，使上海的暴乱分子群魔无首，不敢贸然举事；接着，中共中央又派出一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人到上海担任领导职务，打乱"四人帮"党羽的暴乱部署，控制上海地区的局势。
14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人民纷纷起来声讨"四人帮"，上海1000万人民声讨"四人帮"的怒涛亦迅速席卷全市，受蒙蔽的民兵随之醒悟，掉转枪口，反戈一击。"四人帮"苦心经营和策划的这场反革命武装暴乱尚未来得及登台上演，就顷刻问土崩瓦解，彻底宣告失败。10月27日，上海市召开党员大会，苏振华宣读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任命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革委会第二副主任。这就彻底粉碎了武装叛乱，稳定了上海的局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下令逮捕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各地的骨干分子，保证了全国政治局势的稳定。以此为标志，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危害的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彻底地粉碎。
全国人民揭批"四人帮"
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为害多年的江青反革命集团。10月8日至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宣布这一消息。10月14日，中央正式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人民得知这一喜讯，无不欢呼雀跃，振奋异常。从10月21日至30日，全国各地军民纷纷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盛大集会和游行。其中规模最大的庆祝活动是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军民庆祝大会。工人、农民、解放军、机关干部、学生及街道居民，都纷纷来参加这一隆重的庆祝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也登上天安门城楼，与人民群众一起庆祝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当时，"四人帮"虽然垮台，但一部分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仍掌握在"四人帮"帮派分子手中，有些地方帮派势力盘根错节，还有一定的势力，一部分地区的动乱尚未停止。因此，真正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成为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的要求，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开展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的运动。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王、张、江、姚的罪行。并决定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着重揭批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和反革命罪行；第二阶段，着重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第三阶段，着重揭批他们的反革命理论。随后，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开始展开。
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罪证（材料之一）》。材料以大量事实揭露了王、张、江、姚结成"四人帮"，企图篡党夺权、危害人民的罪行。材料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四人帮"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前后分裂党、篡党夺权的罪行，以及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严肃批评，使其阴谋宣告破产；第二部分，"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篡改党的九大、十大路线，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罪证；第三部分，"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妄图取而代之，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罪证；第四部分。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罪证。随后，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名为《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的文章；1977年1月21日、30日，《人民日报》又分别发表《要把被"四人帮"糟踏破坏的我们党的优良学风和文风恢复起来》、《从清华北大看"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等文章，揭批"四人帮"的反党罪行。全国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以北京为中心，逐步深入，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逐步分清了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一些路线是非，工作积极性日渐高涨，各方面工作都开始出现新的气象。
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揭露了江青等人的罪恶历史以及他们销毁历史材料、迫害知情人的罪行。材料指出，江青、张春桥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采取阴险狡诈的手法，向党组织长期隐瞒他们的政治历史问题，并利用"文革"机会钻进中央领导核心，进行篡夺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危害。3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决把中国科学院整顿好，尽快把科学研究搞上去》及《发生在科技界的一场触目惊心的斗争》；《红旗》杂志社大批判组也发表了《捣乱、失败、灭亡的纪录》一文，揭批姚文元利用《红旗》杂志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新华社记者述评《"四人帮"上演反"经验主义"丑剧的前前后后》一文，对"四人帮"的反党阴谋做进一步的揭露与批判。
9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主要揭露"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及其罪恶活动。这个材料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揭露"四人帮"炮制"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篡改毛主席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第二部分，选择了党的十大前后若干重要政治事件，揭露"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谣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等罪行。中共中央还随之发出通知，提出要结合中共十一大文件，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揭露其实质。以材料之三为标志的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是着重在思想理论领域内，对"四人帮"造成的混乱进行拨乱反正。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在组织上采取果断措施，对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了清查。10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清查工作要搞到底》一文，文章‘指出，清查同"四人帮"篡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楚。《解放军报》也发表了题为《从"假"字开刀整顿文风》的编者述评，清除"四人帮"在新闻战线上的流毒。11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解放军报》的评论员文章《禁绝一切空话》；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纠正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坚决推倒、彻底批判了"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贯彻"双百"方针。
由于揭批"四人帮"，肃清其余毒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与要求，所以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他们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实际行动，深入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理论、反革命路线及其严重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并把这一群众运动同进一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联系起来，同机关、厂矿、企业、社队、商店、学校的整顿工作联系起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保证了社会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
随着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逐步深入，我国各条战线的工作都开始发生改变，逐步走上了正轨。
在政治路线和组织问题上，开始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的工作，平反冤假错案，纠正历史上的"左"的错误。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强调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在干部审查中所作的不实之词和错误结论，为平反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从12月份起，一批被迫害的干部即陆续落实了政策、安排了工作。至1978年11月，全国10余万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也全部摘掉了帽子。
科学教育方面。邓小平自1977年7月恢复工作后，分管教育和科学工作，他一再指出国家发展教育、科学的重要性，并对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工作和成绩作了正确的评价。1977年9月，高考制度被恢复，全国高等学校于当年底及1978年初招收了第一批经考试录取的新生。1978年3月、4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与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等方面都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与安排，全国教育、科研工作迅速走上正轨。
文化艺术方面。随着对林彪、江青强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否定，一大批长期遭到禁锢的优秀电影、戏剧和其他中外文艺作品得到了解放，各种文艺创作也逐步活跃起来，出现了一批群众欢迎的好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文联、作协、音协、剧协、影协、舞协等也相继得到恢复。在其他方面如外交、公安、政法、军事、统一战线等工作上，也都有新的进展。
由于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揭批工作已取得重要成果，"四人帮"的帮派组织及其思想影响已基本肃清，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基本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但由于"左"倾思想依然存在，党在思想领域内的拨乱反正工作尚需进一步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