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却发现，需要休整的不是飞行员，而是负责维修飞机的陆军航空兵士兵。航空站的维修棚里闷热潮湿，空气污浊，蚊子成群。大部分士兵都染上了疟疾，全靠大剂量阿的平支撑着，结果头昏眼花，再加上发烧引起身体极度虚弱，以致在维修飞机时都不知自己在干些什么。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夜间进行的，隐蔽物和灯光使工棚里臭热难当，成群结队的蚊子向他们大汗淋漓的身体发动进攻。
马歇尔回到陆军部，立即下令向航空站紧急运送掩蔽网和修理间降温用的新风扇，并规定了维修士兵执行轮流休整制度。飞行员们没有得到休整的机会，但正如马歇尔后来说的：“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姑娘，而这正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不管怎样，一旦他们知道了维修工作恢复了正常，飞机靠得住，他们也就感觉好多了。”
20年代曾在马歇尔手下工作的一位参谋说，马歇尔将军“对所有在他手下服务的人都有天生的人情味。不论他们职位高低，他总是不厌其烦地随时随地去向他们表示他的真诚、尊敬、体贴、关心和友爱。他这样做，并不认为是浪费时间。我有很多他关心我的美好记忆。我只是一个中尉军官，他关心我是不可能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回报的，那纯粹是他本性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马歇尔一直致力于维护和发展这种品格。马歇尔当下级军官时，他知道手下每个士兵的名字。他花很多时间与每个人交谈，熟知他们的经历、个性和个人问题。当有人指责他的士兵时，他能在他的士兵和指责人之间迅速作出裁决。同时他也会公开批评那些应受到批评的人，让其他人引以为戒。他的士兵因为他的诚恳而自然地热爱他、信任他和尊重他。他从不认为自己是高官显贵，而不去关心那些士兵，他被许多人称为“普通士兵的卫道士”。
1933年，马歇尔在芝加哥国民警卫队任职。一天，五星上将潘兴将军出人意外地来到了马歇尔的办公室。潘兴将军不愿别人窥视他。但是，马歇尔上校明白，潘兴将军的造访对他的参谋人员来说是件兴奋好奇的事情。所以，他借故把每一个参谋都叫进办公室来，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赫赫有名的将领，同时，又没使潘兴将军感到他似乎被当做展览品。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参谋长，他经常外出视察。马歇尔夫人凯瑟琳说：“尽管他视察时步速很快，随从军官觉得很难跟上他，但能逃过他眼睛的事却很少，确实很少。”一次，凯瑟琳在诺克斯堡看他视察部队，她注意到他很快穿过两排士兵，然后在后排停下来，同一个士兵谈了几分钟。
“我问他为什么特意挑选那个士兵，”马歇尔夫人写道，“他回答说，我一遇到这个人的目光，就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我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
“你弄清楚了吗？”她问。
“弄清楚了，”他回答道，“一切都弄错了。那个人本不应该被征召入伍，他已经超龄了，有一大家子人口，身体条件也不适合服现役。他同样是一名好兵，想尽他的一份力量。我询问了好些时间才得知他的苦衷。征兵局疏忽了他的情况。”当天，马歇尔就安排这个士兵退役回家了。
马歇尔勤于思考，而他的许多同事却不是这样，他对此感到很恼火。他经常说：“给我一名能够并愿意自己思考的军官，把我从懒于思考的人中解脱出来。”他对思考和推理能力有限的官兵倒是有耐心，但对有能力而不能很好利用的人却很严厉。他理解并容忍缺乏才智的人，并耐心地促使他们产生增长知识的欲望，以便能做得好一些。由于马歇尔具有分析部下能力的本领，所以，他能迅速识别出谁是“懒骨头”，并果断地处理这样的人。久而久之，他手下的人都很清楚，只有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他才会满意。马歇尔喜爱官兵的首创精神，鼓励他们“大胆地去干，即使做错了，也没有关系。”
这种卓越的领导能力，同样是在他早年生涯中，在与部属相互信任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马歇尔第二次在菲律宾服役时，有十名即将结束三年海外服役期的年轻军官，对这支“殖民军”的现状极为不满。部队兵员不足，缺乏经费，编制实际上是个空架子。为了打发时间，部队中成立了一个志愿军官学习班，每天上午由马歇尔中尉授课。其中的军官之一后来写道，这是由于“他在我们中的印象很好，这个计划得到了全体军官的一致响应。我们的兴趣和注意力从未衰退，参加学习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忘记这件事。”
在整个二三十年代中，当马歇尔身居高位并负有指挥责任时，他花了大量时间致力于培养下级军官们的专业素养。他召集起刚开始军事生涯的尉官，督促他们学习军事专业——步兵、骑兵、炮兵或其他方面，他经常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在家中举行军事问题讨论会。
马歇尔与那些他评价很高的年轻军官保持着长期的联系。在选派职务时，总是记着那些献身事业、勤奋工作，有军事才能的军官。这些军官遍布世界各地，他密切注视着初露头角的人的责任和前途。
作为一个高层军事领导人，马歇尔既特殊又普通，他的确是一位十分称职的军事首脑。他成功的秘诀之一，不仅是因为他个人有进取的决心，而且因为他希望把自己的见识与同事和部下交流，而不管他们职位的高低。
10苦海无边
1944年6月5日，马歇尔盼望已久的、尽快打垮纳粹德国的“霸王行动”终于开始了。由于计划周密和准备充分，诺曼底登陆战役取得了成功，盟军蜂拥登上诺曼底海岸，在瑟堡半岛至古老的教堂城市卡昂一线建立了坚固的桥头堡。盟军在欧洲战场上对德作战进展很顺利，但对马歇尔来说，战争正进入了最复杂的阶段。随着战争胜利的临近，军政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微妙。
战争期间，国会拨给陆军部1亿美元，由参谋长支配而不必向众议院报细账。实际上，这是用于制造原子弹的一笔款项——当时属于高度机密，但没有人要求马歇尔不得把这些钱挪作他用。汤姆·汉迪说：“事实上，他一开始就把其中的100万美元用在跟原子弹毫不相干的事情上了。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美军误炸了一个法国村子，死了人，损失很重。‘你去向他们道歉，’马歇尔对我说，‘给他们100万美元。’后来，国务院把这100万美元补上了。但当时我们动用这笔款子时，没有任何人提出疑问。人们对马歇尔极其信任，这一点使总统很不高兴。”
汤姆·汉迪认为，由于马歇尔受到人们的崇敬胜过总统，所以罗斯福有时对参谋长有些妒忌。“把马歇尔说成一个生性随和的人是不对的，因为他不是那样的人”，汉迪说，“他会极其严厉。他的态度使年轻人望而生畏。他身边的一些女工作人员对他怕得要死。但他对英国人和国会的影响力特别大。我想罗斯福妒忌他的正是这一点。我认为，其理由在于他们知道，马歇尔的所作所为没有不可告人或自私的动机。英国人知道他不为美国与英国争高低，而是力图用最佳的方法尽快打赢战争。美国国会知道，他心直口快，不耍政治手腕。”
艾森豪威尔认为，像他自己一样，马歇尔在国会和人民中间赢得信任，是因为他坚决不参与任何政治决策。在欧洲战争的某个阶段，英国首相丘吉尔要求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不要实施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计划，认为无此必要；艾森豪威尔希望攻占马赛，用作补给港口，丘吉尔却主张以兵力物力加强在意大利的盟军，向北穿过卢布尔雅那山口向维也纳进军，抢在苏联军队之前到达那里。艾森豪威尔告诉首相：“温斯顿，瞧，我完全知道您是在为政治目的而打仗。如果您能通过马歇尔参谋长下达命令，那我就可以照办。但我只能从军事角度谈论和考虑问题。我接到的指示是以最有效的方法去打败德军。我绝不放弃这一目的……”
在政治方面，马歇尔一向慎重从事，尽量避免卷入政治。他认为，政治是白宫头头的事，让他们去管好了。他在履行参谋长职责期间受到惟一的政治冲击，是政治对军事作战后果的影响。如今，在欧洲打败纳粹的攻势正在顺利发展，这不仅是由于美、英两国军事上的努力，而且也是苏联红军的辉煌成就。然而，一旦欧洲战争取得胜利，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苏联人届时即可宣布，战争已经结束，敌人已被征服，胜利已经到手。但是，对美国和英国来说，战争还远没有结束。日本法西斯还没有被打败。他们必须乘势挥师向东，为在日本本岛打败日军之前把他们从马来亚、印尼、菲律宾和中国清除尽净，还要进行浴血苦战和付出流血牺牲。从法律意义上说，苏联人没有任何义务参与对日作战，因为他们同日本并不处于交战状态。
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欧洲战争结束前，说服苏联开赴远东，继续同美英联军一起（罗斯福称之为“肩并肩地”）对日作战，至少当时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
马歇尔对盟友倒从未有天真的想法。事实上，到了战争后期，他虽然也像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认为丘吉尔对苏联人的看法未免过于偏执，但他对苏联人的思路已经比较清楚。在美、苏参战后不久，他曾派手下一位最能干的年轻军官约翰·迪恩少将前往莫斯科，领导美国驻苏联军事联络委员会，观察苏军的需求情况，并刺探苏联方面的计划和战略。他干得很出色。
1944年冬，对德作战看来已稳操胜券，雅尔塔会议正在筹备之中，此时，迪恩就莫斯科的政治动向给马歇尔写了一份形势报告。报告就目前形势、苏联的想法和态度，以及同苏联人打交道的难点谈了自己的看法。迪恩以为，有必要改变美国对苏联的态度，他提出六点建议：
一、只有在苏联提出援助要求，而我们确信该项援助有助于赢得战争的情况下，才继续援助苏联。
二、凡我方认为并非必需的援助要求，坚持让对方充分说明需要此项援助之理由。如对方不予说明，我们应予拒绝。
三、凡无益于打赢战争的各项援助，我方应坚持等价交换。
四、我方应先提出有益于双方合作的建议，然后待对方作出反应。
五、当我方提出合理建议后相当时间得不到对方答复时，即应依照我方认为最适宜的方式行事，并将行动通报对方。
六、我方应停止单方面谋求亲近苏联之行动，而应设法使对方主动近我。如对方采取友好态度，我方自应以诚相待。
迪恩还说，这里有些东西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一番，问题在于采取何种策略。如果将上述建议付诸实施，我国的利益也许会在一段时间内受到损失。但我确信，假如我们想得到他们的尊敬，并在今后同他们共事合作，我们必须采取较前更为强硬的立场。
马歇尔对这份报告极感兴趣，深为赞许，把它转给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史汀生完全赞同迪恩的看法，催促参谋长立即抄送总统一份。当时正值罗斯福第四次当选总统后不久，人们发现总统情绪异常，想法古怪，身体衰弱。马歇尔上次会见总统后，为总统对盟友态度上的变化感到忧虑。过去，罗斯福几乎每晚都要同丘吉尔在电话里谈一阵，如今，他不再打电话了，也不再把英国首相看作预言家了。他以略带讥讽的语调议论英国人，说他们只关心如何维护他们的帝国，意思是现在只有美国和苏联在为自由而战。
总统对迪恩的报告将作何反应？经过一番思考，马歇尔提交史汀生一份备忘录：
在接到您建议把迪恩的信件送交总统过目的条子之前，我已经考虑过这样做，并打算等您读过信后一同商议此事。收到您的来条之后，我征求了汉迪和赫尔（中将）的意见，他们都建议不要把此信送呈总统，理由是，这样做可能使总统对迪恩产生成见，也可能激怒哈里曼先生（美驻苏大使），因为迪恩居然不经过他就把自己的看法直接上报总统。
我同意他们的意见，不过也为总统不能读到此信感到遗憾，因为迪恩的意见句句在理，我对之完全同意。
乔治·马歇尔
马歇尔将这份备忘录送交史汀生部长后，同全家人一道去弗吉尼亚州的多多纳庄园过圣诞节。但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世界各地所面临的军事问题，迪恩的报告尤其使他坐卧不安。回到陆军部，他立即派专人持信前往莫斯科，询问迪恩是否把他的报告给大使看过，如将报告呈送总统，是否会使哈里曼大使感到不快。
迪恩接到信后第二天便复电参谋长：
大使看过12月2日写给你的信，他完全同意其中提出的想法和建议，并认为这些想法和建议同样适用于政治事务。我们都赞成把那封信送呈总统和国务院一阅。
马歇尔立即把那封信送交白宫，但从此便石沉大海，再无下文。
“在民主国家指挥战争真不是什么惬意事，”1945年春马歇尔向艾森豪威尔这样叫苦说。他也许还可以告诉艾森豪威尔，对于像他这样一个运筹全球战争的参谋长来说，越是临近胜利，事情越难处理。军种之间、将军之间、民众和政府之间，政府和军队之间，四处都在争吵，盟国之间吵得尤其不可开交。马歇尔后来谈到，过去的一年是他一生中最紧张、最棘手和最艰难的时期。有些时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马歇尔夫人都担心那些难题会把参谋长压垮。1943年，艾森豪威尔曾拒绝接受参谋长一职，理由之一是受不了“那副烂摊子。”
太平洋、中国、地中海、西北欧，每天都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而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通常都要花费整整一天的工作时间。正在组织对菲律宾群岛日军进行反攻的麦克阿瑟，不断专横地向参谋长要兵员，要物资。海军部一向讨厌麦克阿瑟，一心想阻拦麦克阿瑟的行动。马歇尔经常处于这种矛盾状况之中，但又必须为解决矛盾而费力地协调。此时，已有800万美国官兵在世界各地服役，而国会确信战争已近结束，现有兵员足够了。为了赢得爱子心切的父母们的选票，议员们竭力反对征召17岁的青年入伍。
在中国战区，马歇尔被迫撤掉了由他任命的美军司令官史迪威的职。不是因为他缺乏指挥才能，而是他高傲自大，看不起人，总是说三道四。他把他的上司中国总统蒋介石称作“中国胆小鬼”、“东方伪君子。”史迪威同驻守东南亚的英国人也争吵不休。马歇尔必须为此而从中周旋，最终不得不把史迪威调回国，由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尽管魏德迈对蒋介石和英国人都无好感，他还是在过去几年中学会了一套外交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