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自己脑子坏了，从小就傻，长大更傻。我怀疑我得到的教育就是将人变傻的教育。如果说我自娘胎里下来后就傻，至少那时我还不能谋财害命，最多敲诈一点我妈妈的奶汁。从小学读到研究生，我得到的教育应该将我教化得稍微进化一点，才对得起我父母砸锅卖铁拿出的巨额学费。不幸的是，自从上高中开始，无论我承认或否，我越来越沉痛地发现自己越来越傻。
我承认自己已彻底变成傻蛋。真不如小时候就被拐卖到火车站，被恶狠狠的目光逼视着跟过路人要钱，晚上睡老鼠洞，白天躲铅桶，在高架下奔跑，跟红灯前停下的过往车辆要钱，捡过路人丢下的饮料瓶。那样我也许温柔体贴，机警清醒。
一字不识，强如现在满腹经纶。现在我落到这个样子，一半正常一半神经，咬人和被人咬，幸灾乐祸，奴颜卑膝，分不清什么是好话什么是毒药。
D大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按照每学年平均成绩，把学生分为A、B、C三等，A类生得到的高额奖金，是从C类生那里来的；B类生一边想着跻身A类生，一边得提防着被C类生取而代之；C类生拼命学习，为了洗刷掉那个耻辱的身份标志。人与人之间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一大半学生来自江苏，一个应试教育非常成功的省份，而来自青海、新疆、甘肃、广东、福建等省份的学生则倒了霉，他们责无旁贷地当了C类生。一模一样的高考试卷，他们比我们少考一百多分，却和我们进了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系。我的高考分在他们那里，可以进北大清华。他们是D大最不爽的人。心理阴暗，从他们起。跳楼的、撞车的、得精神病的，从他们开始。是啊，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不都是挺好的孩子吗，怎么到了这里就变成最差的了，我替他们想不通。
他们在D大的遭遇，如同我在全国十三所示范高中之一的Y高中奥林匹克强化班的遭遇。Y高中有个奥林匹克强化班，除了正常应付高考之外，强化班的学生另有一个光荣的任务，每年参加从全省到全国的各种数理化竞赛。我为Y市四十一个天分最高的孩子们垫了三年的底。M这个锅炉工人的女儿对锅炉和汽轮机有着极高的悟性，简直是为热工这门专业而生。除了锅炉、汽轮机、每天在几件破破烂烂的衣服里挑出最出彩的一件外，M屁都不懂。你问她海明威是谁？M眨巴着眼睛，说这是不是一个瑞典物理学家？再问瑞典是一个国家还是美国的一个省？她说，啊？瑞典是一个国家？
N被公认为系里最漂亮、最聪明、成绩最好的女生，她的漂亮像电厂一样理性，像1+1=2那样正确。她的漂亮永远正确，就像她的抽屉，正确得令人绝望。学生证、身份证、针头线脑、零用钱、饭卡、皮夹，所有的东西都有固定的位置，四年永远如此，从来不会出错。我的抽屉在她隔壁，里面永远是一团糟，以至于光凭她的抽屉，N就永远对我形成一种压迫。
N的脸上永远洋溢着正气，这股正气来自何处，鄙夷了什么，赞同了什么，整整四年我都捉摸不透。机器的精明和理性在N那双漂亮的眼睛里透露无疑。在我看来，那双漂亮的眼睛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热。
她的漂亮犹如雪天晚上的月光，照得我簌簌发抖。她的漂亮在一百个光年之外，我一见到她就觉得冷，觉得《汽轮机》要考不及格。
L和J都是福建人，有时她们在寝室里用闽南话互相交谈。我心里很悲伤，觉得在D大这个冰原上，自己被挡在了世界少有的温暖之外。她们说话声音小小的，小心翼翼的，好像捧着两个容易破碎的美丽小瓶子。
不仅说话小心翼翼的，做事情也好像捧着容易破碎的美丽小瓶子，轻轻拿起，轻轻放下。说话，从不出口伤人，或者暗含讽刺，像为了打压我而狼狈为奸的M和N。
谈笑，从不得意忘形，肆无忌惮。做事，从不口是心非，如果心里不想做，她们就不会答应你。如果答应了你，她们就开始慢慢地做起来，拿起容易破碎的美丽小瓶子，慢吞吞地走着，从出发地到目的地。轻轻拿起，轻轻放下。
一般而言，L和J都很低调，有人误以为她们很冷漠，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L和J在高中都是优等生，到了D大后，置身于江苏学生的汪洋大海中，立刻灭顶，大考中她们在各自的班级屡屡垫底，每个新学期一报到就得补考好几门，补考的焦虑刺痛着她们，连我都跟着难受。
过了一个假，所有的人兴高采烈地交流假期干了些什么，吃，睡，看了什么有趣的电视，所有的人都似乎捞足了一个美妙的寒假，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一切都那么无聊，真正要命的东西谁都不会说。
比如：你想男人了吗？
？？
我阴沉着脸整理自己的床铺，M滔滔不绝的声音不断刺激着我的耳朵。M的幸福是浅得一眼即可望到底的洞，随便往里面塞些什么东西就有高潮，麦当劳的肉饼啊，一件超过100块的衣服啊，或者一部我一眼都不要看的电视连续剧，这个傻蛋就是这么没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