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转型的轨迹，首先是“林彪事件”。集体主义、利他精神还有其对立面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在相当程度上也属于集体行为。大家互相盯着比着：你利他，那我也利他；他都不利他了，咱还不赶紧利己！这情形有点像股市，大家忽而争先恐后地买，忽而你追我赶着抛。“林彪事件”后，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云云，所造成的普遍读后感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核心集体已经抛出理想主义了，这可是人家”二把手“的亲儿子透露的，咱小老百姓就别攥着那玩意儿不撒手了！那种幻灭，其力度和速度不亚于滑坡或雪崩。
接下来是恢复高考，它明明白白告诉大家：社会竞争从今往后是”才“是”智“了，以往危难时期所格外倚重的”德“从此退居二线了。其影响是弥漫的，绝不限于莘莘学子。记得后来有个亲戚说起年轻时投笔从戎，没去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报到而是去了延安，颇有悔色。还有一位朴实忠厚的知识女性，因为毛泽东时代时兴谦让她谦让了，到后来评定职称没人说她舍己为人，都说她级别这么低可见能力特别差，她抚今思昔怪凄然的。我们最近排了出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讲述近30年世道人心的变迁，其中有位右派平反后这样感叹：
如今没人说我当右派不好，儿女们都嫌我右派当得太小--折腾一辈子才折腾了个公费医疗。
接下来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兴起，”才能“的重心开始由能读书善考试向会赚钱敢折腾转移，当时有”T型人才“”复合型人才“的说法。工具理性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往好里说，”才“的标准更多元、社会更平等了；往坏里说，不择手段唯利是图成为人生指南，社会将会更一元、更不平等。《大路上》有这样的台词：
管它正义路西斜街--只抄那道近的；
管它红砂掌黑砂掌--只练那致命的；
管它奶妈奶粉--只喝那营养价值高的；
管它名医名妓--只当那红得不得了的；
说你”老实“可不是夸你；
说你”邪性“可不是骂你；
说你”本本分分“可不是抬举你；
说你”咋咋呼呼“可不是数落你；
说你”人挺可靠“是说发家致富靠不上你；
说你”混蛋一个“是说将来混得好的可能还就是你；
这次社会价值的变迁让经济精英们如坐春风：钱跟灯丝似的，咱跟灯泡似的，少女少妇跟扑楞蛾子弃暗投明似的！
追原祸始，”八九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阶层的普遍不满。而”八九事件“的一个重要结果，则是官僚阶层的普遍恐慌。记得有个当处长的朋友在苏联解体之际对我说：“想想怪别扭的，你说职务到那儿了被人民群众拉出去枪毙也认了，咱这九品芝麻官顶多也就是被单位同事吐口唾沫扇俩耳光，还不够臊的呢！”这恐慌，有的朋友理解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仰，怕不大准确。其实，早在举国呼吸吐纳闹气功热的时候，那信仰就烟消云散了。与其说官僚阶层对主义失去信仰，不如说他们对政权失去信心--不知工资还能领到哪年哪月，就别提退休费了。凄惶的眼神旋即化作忙乱的脚步，那等不及的，套了救生圈--外国护照，就从左舷往水里跳；沉着点的，弃船之前拆走了不少值钱的器材。这种沉船心态、弃船运动持续了很久，直到近几年外国人都要偷渡来中国，船的左舷才稍稍清静了一点。不过，右舷却一直消停不下来：局长、主任们喊着改制的号子，把货物从右舷放入黑压压的民营化登陆艇。那些个头不显但吞吐能力超强的载体，穿过半明半暗的天色，兴冲冲驶往各家各户的码头。
这样草草看下来就会明白，常言所谓“旧的不在，新的没有”，并非以往30年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实况。个人的、利己的、竞争的社会价值早已接过喇叭指挥我们走了很长的路。这套价值观的问题是，造成了普遍的“没有”：没有信义，没有尺度，没有德性，没心没肺。而原来的那套价值观虽不能说没有这些“没有”，但至少是少得多。
历史轮盘转回强调互利利他、怜贫济困？
如何看待上述这套个人的、利己的、竞争的价值观及所造成的普遍的“没有”，并解决这个问题呢？还要回顾迄今已经160多年的近代历史，这段大历史有一脉相承之处，那就是中国走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跑道，至今也没跑到尽头。跑道意味着优胜劣汰，优胜劣汰意味着泰森牌价值观还得要。泰森牌价值观在传统儒家以及自由主义那里都有一些，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中的含量最高。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依然是霍布斯、达尔文他们说了算。面对这样的事实，如果对美国只是动情还没到痴情，就不难明白。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应不应该弘扬社会达尔文的原则--其实，根本不用三部四委下文件总动员，只要一甩手放任自流，社会三步并作两步就变成野生动物园。按照一类观点，对外竞争是对内竞争的自然延伸：对内不能断其喉，对外如何能食其肉？这个理，我想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都深信不疑。结果明明白白，群体性突发事件一年多似一年，一个中国差不多变成两个。受到严重伤害的内部关系，不可能不影响到对外竞争力。
因此，历史的轮盘似乎已转到补偏救弊的阶段。这个阶段应该更多地强调互利利他的精神，提倡怜贫济困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
转向是修偏，但也要特别留心不再重蹈我们历史中周而复始的场景--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要在动态中把握竞争与合作、利己与利他间的平衡。历史也让我们明白：一个内部长期缺乏竞争、缺乏张力的社会，无法适应外部丛林的严酷环境。不少昼夜唱歌跳舞的原著文化就是这样把生存的机会跳没了。
社会价值之变是慢工细活
社会价值观事关灵魂心性，风气的转变属于文化上的慢工细活儿，手术刀对它都嫌粗鲁，更别说大砍刀了。依靠国家权力强行禁什么纠什么树什么的办法，早在秦始皇时代都不算好办法。建构适应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将是一个既能动又自然的过程。无论学者还是政府，都要留心有为与无为之间那漂移不定的边界。
价值观的重建需要破除幻觉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
价值观的创新，需要历史的铺垫。近1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寻找核心价值。但是，不打破现代的幻觉和帝国主义强加的幻觉，不批判地、反思地重新解释历史，从而把我们的历史经验开放出来，而只是按照既定的历史概念论证，是很难创造性地重建中国的价值观的。
核心价值观的讨论引起大家的兴趣，是因为我们处于社会转型过程和价值观危机之中。
近代以来寻找核心价值没有停止过
看潘维这一篇文章的时候，马上想到了清末几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梁启超先生的《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一文，就是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寻找核心价值观，并在当时引起了很多反响，而且许多思考在今天也未过时。梁的文章讲了10个方面，都是对立又相成的说法。其中，有一部分和潘维的文章是重叠的，还有一部分是不重叠的。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讲价值观的时候既不是单讲个人，也不是单讲国家，而是强调二者的融合。在近代中国开端，即晚清时期，与价值观讨论相呼应的，是对于宗教问题的讨论。那个时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学习西方逐渐成为潮流，在这当中，以什么价值振奋人的精神、保持自身的文化认同，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梁启超的说法外，梁的老师康有为在这方面也写过许多文章，康在后来还提出了设立孔教的想法，这让他在“五四”时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是，康有为的孔教设想并不是孤立的。同时代的论敌章太炎曾发表《建立宗教论》，但更倾向于佛教。在创立什么宗教上，康、章虽有分歧，但意图相似--创造一种新的宗教以激励民族的精神。
因此，如果看看经验实践的过程，就会发现寻找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在中国有着很长的历史，可以说，近代10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现在回过头来看，一部分努力实现了，一部分基本上死掉了，也有一部分死掉了之后又重新出现了。像康有为的孔教，辛亥革命以后基本上就完了，但现在又开始有“祭孔”的事件。虽然这些取向跟潘维文章所谈并不一样，但回应的是同一个问题。
历史经验需要重新解释
价值观可以是创新的，但需要历史的铺垫。比如说，潘维文章中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国际关系，认为国际关系是弱肉强食、丛林规则，等等。吴稼祥的文章则提到了中非论坛和朝贡体系，等等。我的看法是，对于历史经验需要重新解释，不能按照既定的模式进行解释。因为，诸如朝贡概念和现代中国的国际主义实践，都已经被一套过去30年或更长时期里形成的固定说法僵化了。当年，费正清说传统中国的朝贡体系是自我中心的、等级的，而西方国家体系是平等的、交互的。费正清的这套说法影响很大，但它是近代殖民主义知识的产物。比如，1874年日本人在进攻中国台湾的时候，就是利用现代的国际法--所谓的万国公法观念，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提供合法性。日本攻打台湾的原因是，琉球的渔民跟台湾的居民发生了冲突，高山人把琉球人打死了，日本人要清朝管，但是，清朝的法律体制非常复杂。李鸿章告诉日本人，我们不能用大清律来治高山人，因为，根据清朝法律，高山人不在大清律治内--这是清代社会的法律多元主义的问题。于是，日本人以此作为借口，就说既然高山人不在你的大清律治内，那我们打高山人就跟你没有关系--这是用现代主权体系的内外观对清代多样性的法律制度进行曲解。在清朝制度里，不仅仅有自我中心的朝贡，还包括对内部多样性的尊重。经过20世纪的实践，我们对于民族国家体制的压抑性有了新的了解，我们能否从一个比较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角度重新思考上述遗产？
还有，为什么非洲人对中国人有这样的好感？在19-20世纪，双方都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比那些主流国家对霸权性的全球关系有更加清晰的感受，因此对于其他弱小国家就有更多的感同身受的东西，对于帝国主义的丛林规则有更强的抵制。尽管现在的情境有所不同，使得重新发展中非关系不会重复冷战时代的中非关系模式，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把以往的经验重新总结出来，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掉--有些事情是要在很长的时段中观察的。比如韩国人借中国搞中非合作论坛的东风，把27个非洲国家的部长和5个非洲国家的总统请到韩国搞韩非论坛。像这样的模式--中非合作论坛和韩非论坛，就打破了美国绝对单一的霸权主义，而且是对单一霸权体系的一种破坏。
可以这么认为--不打破现代的幻觉和帝国主义强加的幻觉，我们很难把自己的历史经验开放出来，从而帮助我们在当代世界中重建价值取向。因此，在重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过程中，有一个重新解释历史而不是按照既定的历史概念论证我们价值观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一个过程，我们将很难作出真正具有创造性意义的总结。对潘维的文章，我比较赞赏的是把规范性讨论跟历史结合起来的倾向，但是有关历史的部分，在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上还需要更深的挖掘。
价值观问题与社会体制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