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按照经典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建立起来的这种制度体系，具有一种自拆台脚的倾向：国家对资源和人的全面占有导致整个经济体效率低下。国家过度投资，尤其是向重工业、军事工业投资，导致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到70年代末，按照官方的说法，“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府不得不容忍民众自发进行制度创新，并以政策、法律的形式对这种创新予以承认、成文化，由此进入了中国制度变迁的三十年。
物质主义国家哲学的转向
80年代以来，国家哲学仍然是物质主义的，但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温和化处理，从主要关注国家对物质性资源及其利益的独占和支配，转向部分地承认国民个人的物质利益之正当性，进而形成了面向国民需求的政治伦理取向。如果说，50年代到70年代的典型口号是“建设国家”，80年代以后的典型口号则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实际上，这两者是并行的，一元的国家物质主义被一种二元物质主义所替代。
首先，此一时期，治国者仍坚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信念，始终把国家对财产、财富、部分重要企业的直接控制，视为政体安排的制度基础。这一点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90年代中后期以来，私有化改革基本上陷入停顿，而这一改革本应当是市场化转型的重要内容。
同时，延续以前的传统，经济仍被视为最重要的政治。人们通常以为，70年代末解放思想的重大标志是执政党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其实，建设经济始终都被视为国家的根本职能，财富被视为权力的基础。区别仅在于，70年代末以前，国家执行此一原则的策略是国家控制、国家经营。80年代以来，国家的关注点从生产关系部分地转向了生产力，在一些领域，政府容忍了国家控制、国民私人经营。私人经济在这样的政治转向之后得以发展起来。70年代之前的政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其实主要表现为关于财产控制权之争，现在，这样的政治已经退居其次。表面看起来，经济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现在更为突出了，政治的物质主义以一种普通人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
与财产的控制、经营体制的变化相适应，生产力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抽象化与理性化：原先的“以钢为纲”、“以粮为纲”，转变为以更为抽象的以GDP为纲。这一转变不难理解：国家控制、国家经营的成就确实可以体现为国家对日益增多的实物的直接占有、控制、支配，但在80年代以来日益扩大的国家控制、私人经营部门，国家无法直接占有实物，而只能以抽象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来描述国家可控制的财富的规模。
这样，各级政府都开始把GDP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作为其施政的最重要目标，在官员考核体系中，它居于最重要的位置。GDP在整个政府体系中具有如此崇高的位置，这样的制度安排可谓举世罕见。这是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间竞争趋向激烈的主要肇因，地方政府官员就是围绕着本地的经济增长率及支持它的投资展开竞争的，因为这一政绩可以带来政治上的巨大收益。
正是在这样的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及相关制度安排推动下。经济、商业、财富迅速在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居于最高位置。在中国，商业化关系经常是由政府率先引入的。比如，正是政府官员或者官僚化的学者，强制向大学引入了公司化的、以经济利益调动教师积极性的考核、管理体系。各地也不断有官员把这种管理方式引入政府内部。商业向本来不应当商业化的政治、社会、文化、精神领域的蔓延，政府乃是始作俑者。
另一方面，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处理国家与民众的关系的原则，也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国家从全面控制民众的物质需要，转向满足群众的物质需要，或者说是允许民众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更进一步，国家甚至诱导民众只关注物质方面的欲望。
国家物质主义的后果
从50年代延续下来并在80年代进行了一番转换的物质主义国家哲学，确实大大有利于中国实现经济高增长。环视整个世界，似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具有如此强烈的经济取向，官方把经济增长作为国家动员与控制体系的核心任务，各种资源都被动员用于确保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历史上似乎也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人们的价值观念如此狭隘地聚焦于物质财富，每个人把自己的全部心智用于获取财富，而根本不顾其他价值。一个民族把自己的全部智慧、资源投入财富产生与享受中，其财富当然可以超常规地增长。
然而，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恐怕也正源于这种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及其推波助澜而形成的物质主义伦理观。
首先，在社会领域，物质主义精神冲淡甚至取消了伦理、道德。物质主义哲学将道德、宗教等等约束个体行为的规范还原为物质、利益、特权，从而使之“祛魅”。这样的“祛魅”很早就已开始。50年代形成的物质主义政体结构要求塑造合格的劳动者。既然生产力、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那当然就需要人相应地调整，需要“新人”，需要与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新的道德、价值、生活方式。由此，新文化运动时代所形成的启蒙思潮，经过一番奇妙的转换，变成了国家改造人的政治社会运动。政府通过各种传播工具和教育体系，对民众进行物质主义哲学教育。另一方面，鉴于传统的思想观念妨碍人们成为“新人”，因而，政府也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批判宗教、信念、伦理、道德、习俗的思想、文化运动，并经常发展成为从实体上进行摧毁的政治、社会运动。经由长期的这种教育，人们的心智结构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总体来说，人们，尤其是接受过教育的精英群体，普遍丧失了对道德、宗教的自然亲近感和认同感。这样一来，道德规范的约束力自然趋向薄弱。人们也越来越强烈地把物质享受视为最高人生价值。
中国正是在这样的伦理环境下开始商业化过程的。个人肆无忌惮地追求财富、追求消费。肉体欲望被无穷无尽地释放出来，物质主义观念驱使人们不加反思地去满足所有这些欲望。消费主义、诚信丧失、家庭危机等等社会病象，都是物质主义伦理态度的结果。
但是，这一切的根源，依然是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它才是优良社会秩序形成的最大障碍。其最直观的表现是政府的严重物质化、经济化。不论是古典政治哲学，还是现代宪政理论都主张，政府的恰当职能是维护正义。各人的价值可能不同，国家理应创造一种制度条件使每个人追求各自认定的价值。因而，“政府的职能不是将别的信仰和活动强加给它的国民，不是指导或教育他们，不是用另一种方式使他们更好或更幸福，不是去指引他们，激励他们去行动，领导他们或协调他们的活动，使得任何冲突的诱因都不会发生；政府的职能只是统治……统治者的形象是仲裁人，他的事情就是执行游戏规则；或主席，他根据已知的规则指导争论，但他自己不参与争论”。这是一个真正的“中性政府”，这样的政府是非物质的。
如果考虑到中国仍然处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的过程中，政治的缺失是致命的。从政治家到普通民众都清楚，现有的体制是过渡性的，需要进一步改革。这一变革既涉及到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重新界定，也涉及各个群体利益的重新分配，更涉及国家价值目标的重新定位。唯有通过公众普遍参与的现代的政治过程，方可在这些制度领域实现良性变革。而唯有实现这些变革，中国才有可能生长出一种比较优良的社会治理秩序。
然而，改革与增长之间经常会存在某种冲突。治国者和人民必须作出明智的权衡取舍。但在物质主义国家哲学支配下，各级政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把制度变革置于增长之下。由此就形成了90年代之后改革的尴尬景象：改革基本上局限于经济领域，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更多地是为了实现高增长而进行的技术性调整，而不是真正朝向市场、法治的制度变革。改革长期停留在转轨的中间状态，这是物质主义国家哲学的必然结果。
结语
托克维尔针对现代社会的趋势曾经指出：“在所有国家，物质主义都是人的精神中最危险的病症。”对于当代中国的立法者、国民来说，这无异于当头棒喝。财富--不论是国家的财富还是个人的财富--是重要的，尤其对曾经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来说。但是，对于个人和共同体的繁荣与安宁来说，财富不是最重要的，以正义为基础的优良治理秩序本身才是真正的财富。
长期以来，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居于支配地位。它遮蔽了政府对制度的关注，同时也催生了民众的物质主义伦理观。在国家结构中，有过于强大的经济，政治却十分弱小。其结果是，在当代中国，政府主要关注增长，民众仅仅关注财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当代中国，有增长，但缺乏发展，有财富，但其分配严重地有失公正。
解决诸多社会矛盾、实现转型的关键是时代精神、信念体系的转型，其核心，则是抛弃物质主义精神。首先是政府放弃物质主义国家哲学，承担起维护正义的正当职责。解除了这样的魔咒，国民的精神自将逐渐地自发调整，从专注于物质部分地转向面向自己的灵魂，以灵魂来节制物欲。托克维尔曾警告说：“人假如只让自己满足于物质目标，很可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生产这些物质的技能；最后会跟野兽一样，不加辨别地享用一些物质，而无所改进。”这样的警告既是针对个人的，也是针对国家的。
陷阱重重的改革路线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对于中国目前所面对的困境，现在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发展角度提出的解释，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从改革或制度角度提出的解释，即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尽管这两个问题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关注的，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即陷入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于我们认识和澄清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着重要意义。转型陷阱概念提醒我们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主流文明。
回首过去，改革和社会转型既是中国过去30年社会变革的主线，也是过去3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然而，过去我们看这个转型过程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这个过程有一个起点即计划经济或权力支配一切的体制，还有一个终点就是市场经济以及民主和法治，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转变过程。但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在转型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由改革或转型过程本身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过程的发生；在转型中形成的那些“过渡性制度因素”，也会在其主导下，随时可能定型化。这就如同在一个烂尾的大楼中，修建大楼的人们将其简单装修一下，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成为一种格局一样。
在体制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陷于停滞或倒退，而是将一种过渡形态的体制因素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在发展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导致的并不是简单地陷入经济放缓或停滞，而是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在现实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种种值得警惕的迹象：尽管经济在惯性的推动之下仍处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甚至具有经济大跃进的表象，但这种发展已经越来越畸形化，并开始显露出明显的疲态，步履越来越沉重；作为30多年发展动力源泉的体制变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现某种回归的迹象，一些“过渡性的现象”正在固化；最有利于短期快速发展的资源和优势已经基本耗尽，而大跃进式发展导致的副作用则在不断显现，社会生活中的张力越来越大；社会的活力和生机在不断丧失，发展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将维持现状作为优先选项。
对于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特别需要警惕的就是这种转型陷阱。尤其是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陷入转型陷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式改革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现在看，渐进式改革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性更大。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问题是，也存在一种可能性，摸石头摸上瘾了，却连河也不想过了。
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