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只是问题的表象，其根源是许多重大制度安排不合理。比如目前收入水平最低的农民，不仅改革开放前几十年政府用价格剪刀差把巨大的财富由农业转移到工业，而且在改革开放后几十年中，政府用户口制度把农民隔离在整个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外，甚至于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用掠夺性土地储备制度把巨额的农民财富卷入城市、卷入少数人手中。还有，教育制度行政化及其失败制造了严重的教育不公平、不合理及腐败，从而剥夺了绝大多数农民及城市中低收入者正常的教育机会，制造了这些阶层居民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再就是，当前中国企业权力结构与政府权力结构一样都处于绝对无约束监督的条件下，企业管理层就能够以制度化的方式把企业赢利个人化。可以说，这些重大的制度问题不解决，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及对他们的简单救助增加其收入是不可能的。对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来说，劳动力收入是其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甚至是唯一的财富收入来源。当劳动力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当教育机会及迁移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时，这不仅会导致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消费支付能力小，而且中低收入的居民越来越多，他们相对收入水平也越来越少。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还表现在国内要素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不少要素财富的分配不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而是通过权力方式获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有的、全民的资源，成了少数人获利的工具。因为对这些资源的占有与使用并非通过市场机制来运行，而与权力的大小有关。矿产资源、行业资源、金融资源等都是如此。这样必然造成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权力关系大小有关，而不是与劳动创造努力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使得与权力较远的中低收入民众其财富持有越来越少、收入分配越来越低，而且导致整个社会官本位越来越严重。在当前中国的社会，你要持有财富就得先追逐权力。国内贪污腐败为什么会越来严重？根源就在于财富分配与政府官员的权力大小有关。
最近几年，国内财富增长最快的是从事自然资源开发、房地产业及私人公司上市。最近几年房地产的价格快速飙升，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成了国内居民财富增长最快的方式。房地产成了国内财富增长及聚积最多的一个行业。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地方政府官员、住房投机炒作者及相房地产行业关联较紧行业的人等，都成了房地产业财富增长最大受益者。而中国的房地产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呢？它首先是政府主导下的行业。因此，它们的财富增长都与政府的权力结合在一起的。
国内财富攫取最快的方式还有私人企业上市，如创业板及中小企业板等。这些企业上市，“一夜暴富”成了不少国人推崇的对象。但是国内创业板真正起到科技创新，推动国内新兴产业及行业的发展吗？没有，反之，这些企业上市基本上都成了“圈钱”的工具。现在国内创业板上市后股价潜水者占80%以上，这些企业管理层上市后辞职纷纷而来及上市业绩立即变脸等，都说明了国内这些私人企业上市不是如何推动企业及行业发展，而是成了“圈钱”的工具。而这种“圈钱”如果不与政府审批权力结合怎么可能得逞？
还有，为了提高在计划经济下没有成为收入来源的各种自然资源和资产存量的使用效率，政府通过体制转型进行了国有资产的让渡。在这种资源重新配置中，将矿产、土地等资源转让到个人或集团手中，从而让这些国有资源及国有资产轻易通过权力转化为个人财富。这些人也就成了国内财富增长最快的获益者。
为什么这几个方面或行业的财富能够在短期内向极少数人集聚，问题就在于这些财富往往与政府权力远近有关。政府的权力决定了财富多少及增长快慢。因此，调整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就得从根本上来改革当前政府对经济干预与占有，改革要素市场的运作方式，改变权力对资源控制等。如果不从这里入手，要解决当前居民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根本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些只是显性的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在中国还有许多隐性的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比如说，政府对利率严重管制，特别是把存款利率压到极低的水平上，其实这就是对存款人利益的一种财富转移。通过政府对利率的管制，把债权人的利益转移到债务人手上。
比如，从2010年2月开始，中国就进入负利率时代，至今已经有两年多了。而这种严重的负利率不仅导致金融市场价格进一步扭曲（如民间高利贷盛行、影子银行泛滥），而且也导致对广大存款人收益严重掠夺（如果以2011年存款负利率为2.2%计算，居民存款少收益达7000多亿元），绝大多数居民财富被掠夺。
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社会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其根源很大程度上与当前制度安排不合理有关，与政府对经济主导与干预有关。这不仅在于劳动力占收入分配比重越来越低，而且在于资产性和财产性收入的不均等（而这点又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权力对经济干预过多，政府权力没受到约束与监督有关）。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不仅使得居民消费支付能力不足及无法扩大内需，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结构畸形发展，而且带来了潜在的社会问题及国家的政治风险。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对国内现行的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弱化权力对要素市场的分配关系，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机率等。如何遏制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也应该是十八大后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增量式的金融改革是否继续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打破了廉价的信贷资金过度扩张在金融体系内的循环，“去杠杆化”对过度的信用扩张有所收缩，但全球各国政府为了救市所采取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看上去是在缓解这次金融危机，但实际上又以另外一种新的方式在过度扩张信用，政府通过过度信用扩张来刺激经济保证经济增长的思维与方式并没有多少改变。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谋取暴利的动机并没有改变。只不过，这种过度使用现有有金融体系的方式会有所转变。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是如此。
最近中国推出的温州民间金融改革的试验，看上去是让民间金融合法化、阳光化及制度化，是通过有效的金融政策来增强中小企业的融资竞争力，但实际上是来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因为，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谁能够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谁就能够把其行为的收益归自己而把其行为的成本让整个社会来承担。中国的情况是这样，欧美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当前国际市场的金融改革不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思路上入手，即如何把金融市场的信用扩张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让过度的信用扩张在金融体系循环；如何把金融市场信用扩张界定于合理的边界内，那么金融市场的风险与危机也就无法消除。
我们可以看到，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准之后，深圳、上海、天津、重庆、广东及鄂尔多斯等地也推出了一系列金融创新试点。尽管有些金融改革的试点还等待中央政府批准，但是人们都认为新一轮的全国金融改革的大幕正在启动。再加上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任后对国内证券市场的许多重大改革，央行人民币汇率波幅扩大等，更是让这股金融创新与改革潮推得更远。
从当前这些地方政府的金融创新与金融改革的实质来看，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如何在现有的金融体系及市场之外生发出新的体系与市场，或采取增量式的改革。比如，无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还是各地正在推出的金融创新，都是一种增量式的金融改革。例如，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重点是让民间信贷市场的阳光化、合法化，每一项金融改革都是希望在正规的金融体系之外生发出新的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深圳等地推出金融创新措施也是如此。如提出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探索深港银行双向贷款等。这种增量式的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应该是中国前三十年增量式经济改革模式在金融市场领域里的延伸，它的核心是在不触动既得利益的情况下通过增量的方式来化解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这种增量式改革让中国十几亿人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摆脱了几千年来的贫困，实现一定程度上经济繁荣。但是这种模式的持续性则是十分可疑的。因为，增量式的经济增长往往是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过度消费未来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这种情况下，不仅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他们占有资源与财富越来越多，而且他们不断地在利用其势力把掠夺整个社会财富的行为合法化及制度化。最后，必然导致少数精英阶层与广大民众严重的社会对抗与冲突，使社会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