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港仔，不时地朝我们的桌上睃视。终于凑过来，没事找事地与我对火。然后盯着我的女伴，搭讪道：“小姐，可以敬您一杯酒吗？”她红了脸，正色道：“为什么？”“因为您实实在在是太美丽了呀！我来到北京许多天啦，没见过您这么美丽的姑娘呀！”那种港腔港调，那种涎皮赖脸的样子，使我欲将菜盘子扣他脸上。
我冷冷地说：“谢谢你的奉承，她是我妻子。”对方一怔，旋即说：“真羡慕死你了，有这么美丽的一位妻子哟，一看就知道她是位电影演员啦！”我的女伴的脸，早已羞红得胜似桃花。她的确是位美丽的姑娘，那几个女“贴”者与之相比愈显得俗不可耐。“你的眼力不错。”我冷冷地说，决定今天扫扫这两个港仔的兴。
“咱们交个朋友好不好呢，我们是……”他摸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一股芬芳沁入我的鼻孔。
名片我也有。二百张。印制精美。我们编辑部为了工作需要，给每个同志印的，也是喷香的。
我用手指轻轻一弹，将那张名片弹到地上，说“：你们可不配与我交朋友。”他打量了我一番，见我一身衣服旧而且土，问：“您是什么人物哇？”口气中含着蔑视。我从书包里翻出自己的作协会员证，放在桌上，说：“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虽然是小人物，可这家餐厅的服务员中，就必定有知道我的姓名的。”一位服务员小伙子来撤菜盘，我问：“看过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么？”那几天正连续播放。
回答看过。我说：“我就是原作者。”小伙子笑了，说：“能认识你太高兴了，我也喜欢文学，就是写不好，以后可以去打扰你吗？”我说：“当然可以。”就从记事本上扯下一页，写了我的住址给他。那港仔讷讷地不知再啰唆什么话好，识趣地退回到他们的桌旁去了。那一伙俗男荡女停止了调笑，用各种目光注视着我们。我的女伴低声说：
“咱们走吧。”我说：“不。饭还没吃完呢！你听着，我出一上联，看你能不能对--男‘贴’者，女‘贴’者，男女‘贴’者‘贴’男女。”她毫无准备，低下头去。我又说：“听下联--红苍蝇，绿苍蝇，红绿苍蝇找苍蝇！”说罢，站了起来。
她也立刻站起。我低声说：“挽着我的手臂，咱们走。”她便顺从地挽着我的手臂，与我一块儿走了出去。走到马路上，走了许久，我一句话未说。
她欲抽回手臂，然而我紧紧握着她的手。她不安地问：“你怎么了？”我这才说：“听着，你知我将你当妹妹一样看待，你就要调到广州去工作了，那里这类港客也许更多，那类女孩子们也许更多，如果你变得像她们一样分文不值，一样下贱，你从此就别再见我了。见了我，我也会不认识你！”她使劲握了一下我的手，低声说：“你看我是那种女孩子么？”我知她绝不会变成像她们那样，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我常想，中国人目前缺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金钱么？为什么近几年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中国人反而对金钱变得眼红到极点了呢？在十亿中国人之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中国人首先被金钱所打倒了？！社会，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有一次，我在北太平庄碰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外地的司机向人询问到东单如何行驶路近。那人伸手毫不羞耻地说“：给我两元钱告诉你，否则不告诉。”司机又去问一个小贩，小贩说：“先买我一条裤衩我再告诉你。”司机长叹，自言自语：“唉，这还是在首都啊……”那天我是推着自行车，带儿子到北太平庄商场去买东西。儿子要吃雪糕，尽数兜中零钱，买了四支。交存车费时，没了零钱，便用一元向那卖雪糕的老太婆兑换。
她却问：“还买几支？”我说：“一支也不买了，骑车，还带孩子，拿不了啦。”她说：“没零钱。”将一元钱还我，不再理我。我说：“我可是刚刚从你这儿买了四支啊！”她只作没听见，看也不看我一眼。
倒是看自行车那老人，怪通情达理，说：“算啦，走吧，走吧。”又摇首道，“这年头，人都变成‘钱串子’了……”所幸并非人人都变成了“钱串子”。否则，吾国吾民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那社会光景也实实在在地并不美好。
看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民族素质的提高，并不见得就成正比。门户开放，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贴”者们又大显身手，以更高的技巧去“贴”外国人。此乃“贴”风的第三层次。我看也就到此了。
因为“火星人”三年五载内不会驾着飞碟什么的到中国来。据说“火星人”类似怪物--果而有的话，不论技巧多么高超的男女“贴”者，见之也必尖叫惊走。
“贴”风有层次，“贴”者则分等级。一等“贴”者，“贴”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意大利人、瑞典人……二等“贴”者，就“贴”黑人。
在这一点上，颇体现了中国人的国际态度--不搞种族歧视。三等“贴”者，只有依旧去“贴”港客了。一边“贴”住不放，一边又不甘心永远沦为二等，用俗话说：“骑着马找马。”有一次，一位瑞典朋友沃克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如今在外国人面前怎么变得这么下贱了啊？和外国人认识没三天，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请求，想摆脱，却纠缠住你不放……”我虎起脸，正色道：“请你别在我家里侮辱中国人！”他没想到我会对他说出如此不客气的话，怔怔地望了我片刻，不悦而辞。
其后旷日不至，我以为我把他得罪了。他终于还是来了，并诚恳地因那番话向我道歉。
其实沃克的话，对某些中国人来说，是算不得什么侮辱的。他不过说出了一种“下贱”的现象。“贴”外国人者，已不仅是为了钱，为了物，还为了出国。“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我们的老祖宗自尊若此，实乃可敬。
有时不免胡思乱想，倘哪一个外国阔佬，别出心裁，在天安门广场大摆案条，置种种外国货于案上，大呼：“嗨，你们中国人来随便拿吧！”会不会有千人万众，蜂拥而抢，挤翻案条，打破脑袋呢？
沃克常到我家来，而且次次开着小汽车来，就引起一些人对我的格外注意。
于是就有人问我：“能不能帮忙换点外汇券？”我总是干干脆脆地回答两个字：“不能。”于是便被某些人认为太“独”，连点“方便”也不给予则个。我自己也不走这个“方便”之门。
那时我的家里还没有录音机，没有电冰箱，没有彩电，只有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比较而言，电冰箱对我们的生活，比录音机重要得多。
北京的夏季太热了，剩饭剩菜，孩子的牛奶，隔日必坏。电冰箱简直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而电冰箱又脱销，实在不易买到。但“友谊商店”却是有卖的。可我无一张外汇券。
妻不免经常对我说：“你就开口求沃克一次吧！咱们就求他一次还不行么？凭你和沃克的友谊，求他用外汇券替咱们买一台电冰箱，难道他还会拒绝呀？咱们给他人民币。”连老父亲也说：“我看沃克会帮这个忙的，你开一次口，求求看。”我想，只要我开口请求，沃克是肯定会答应的。我向自己发誓，绝不对沃克提出这样的请求，以及类似的请求。
因为有一天，晚饭后，喝茶时，沃克望着我在地板上搭积木的儿子，忽然说：“我第一次到你们家，小梁爽还不会单独玩耍，如今小梁爽已经会叫我‘沃克叔叔’了，可我连一具玩具还没送给他过。”面有愧色。
妻说：“他的玩具可不少啦！”沃克说“：我下次来，一定送给他一件玩具。”我说“：你何必这么认真呢？”沃克看我一眼，说：“晓声，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我说：“我们中国有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不愿在你我的友谊之中，掺入任何一点杂质。”从那天以后，我牢牢记住了沃克的话--“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
他的这些话，使我为某些中国人自豪亦为某些中国人悲哀。有一次我故意问他：“在你结识的中国人中，有请求你帮助他们买电冰箱的吗？”他说：“岂止是买电冰箱啊！”他告诉我，有一位什么什么局长，通过什么什么关系认识了他，然后122真历史在民间便多次主动请他到家中做客，并把自己的两位女儿介绍给他。再后来通过第三者向他暗示，希望他这位年轻的瑞典博士成为那局长“同志”的大女婿或二女婿。“无论我爱上哪一个都可以。‘两个之中任你挑’--他们的原话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沃克那张英俊的、王子气质的脸上，呈现出极其鄙夷的表情。
我说：“那你就挑一个呗！你不是希望寻找一个中国姑娘做你的妻子吗？”沃克愤愤地说：“可我是要在中国自己寻找，而不是要别人向我兜售！”我说：“你应该理解他们的心情！”沃克说：“我当然理解，简直太理解了！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那两个姑娘之中，我一个也爱不上！并劝他们死了这条心！我觉得他们是在侮辱我，可你猜他们继而又向我提出什么样的请求？”我说：“猜不到。”沃克说：“你认真猜猜。”我想了一会儿，摇头。
沃克说：“他们请求我，将别的外国人介绍给那位局长的两个女儿！我问他们，中国男人那么多，为什么非要替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他们回答得很坦率：‘在北京，局长一级的干部多的是。而且我这位局长快退休了，女儿们没什么大本事，找个外国人做丈夫，将来可以到国外去，幸福有个依靠。’你们某些中国人替自己女儿考虑的所谓的幸福，竟是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他感到又失口了，连忙看着我说：“请原谅。”我说：“你的话有道理。”也许我的表情过于严肃，沃克的表情也郑重起来。
他思考片刻，低声道“：我今后再遇到这类事情，当面轻蔑他们不过分吧？”我说：“随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