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中我只回过哈尔滨几次，每次行止匆匆，这是我每次不曾见到他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或者坦率地说更主要的原因，是那时我对中国第一代创办公司的人们，一向持一种极轻蔑的态度。爱默生曾说过：“那些咒骂商业的人将会看到，并且不得不承认，正是商业的规律改变了美国，摧毁了它的封建制，建立起一个美国。”非常惭愧，几年前，我仍属于“咒骂商业的人”中的一个。在我的那一本自白性的小册子《从复旦到北影》中，读者不难发现我振振有词而又偏激的言论。其中还谈到我在中央党校的一次“报告”。那之后有位女性读者给我写过一封信，论述了与我上面所引的爱默生的话大致相同的思想，友好地“批驳”了我对商业的敌意。这使我甚为恼怒，复函乏善，言辞咄咄，还用了几串“国骂”。斯年1985年或1986年。倒并非是我狂妄自大到一点儿也经不起“批驳”的地步。何况于对方而言，根本谈不上什么“批驳”，不过是互相探讨而已。我之恼怒在于--当年我并没有看到公平的商业原则。老百姓自谋生路的愿望，当年仍被体制的玻璃隔在商业时代的外面，有如饥汉被拒在餐馆的门外。商业的原则如果是不平等的，除了使人憎恶，不可能获得别的态度。
基于以上对现实的看法--不管这一看法是否仍属偏激，它当年的确是我对现实的看法--我对大多数公司之类持很不屑的态度；对大多数老板，打定主意“老死不相往来”，不管是中学同学也罢，兵团战友也罢，昔日之友也罢。
是中学同学的一次全班性的聚会，促成了我和吴振海的见面。聚会需要场所，需要钱，于是大家想到了吴振海，我也想到了吴振海。在需要物质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尤其在需要钱的时候，我们会想起许多似乎早已遗忘了的人。承认这一点固然使我们很尴尬，但事实往往如此。
那一天，我和另外三名中学时代与他非常要好的同学去拜访他。他诚心诚意地、出手阔绰地请我们吃了一顿昂贵的晚餐。不但爽快答应包揽同学聚会的一切费用，而且高高兴兴地请我们到他家中叙谈。一谈我们竟没完没了，谈到凌晨3点钟！毕竟，当年同是贫家子，少小饥时分糠馍。他向我们讲述了10年来的经历。成功者的高级皮鞋，包装的乃是一双被坎坷之途所磨砺得伤痕累累的脚。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与国营单位毅然辞别的人--十几年前那无异于精神病者的毅然；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加入过“倒爷”行列的人，十几年前那需要有坚韧的心理承受能力，以抵御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轻蔑和种种心理压迫；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办公司的人，办起来了，垮了，又办，又垮，还办--十几年前那是需要破釜沉舟、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勇气的；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组建施工队的人，十几年前那是需要具有江湖老大的本领的；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搞房地产开发的人，在哈尔滨市乃至黑龙江省，他当然应被列为最早的“先驱者”之一。
跻身同代人中的“第一批”的行列，在经历了10年的类乎无名小子闯江湖的不服气、不认输、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仿佛非要把南墙撞个大窟窿的倔而坚的踉跄奋进之后，他成功了。是在第5个回合才成功的。贷款，盖楼，预售，以预售资金补充周转，再盖再售。这是当年霍英东在香港开发房地产业的谋略，也是10年前深圳、海南的第一批房地产开发者们的袭用经验。吴振海当然地应被视为第一批学深圳、学海南的哈尔滨人。这不啻一场人和时代所进行的赌博。他押上的是后半生和家庭的存亡。如果在这一回合他也输了，他将极可能是我的同代人中命运和下场都很悲惨的一个。也许可以这样说，是时代终于给了他一次做赢家的机会。否则，他不但不可能主办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三年级九班全体同学的聚会，也许连我们通知他参加，都不知该到哪儿去找他。
成功了的吴振海如是说：“是时代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诚哉斯言！尽管他还算不得是雅科卡式的传奇人物，但我的确感到，他和雅科卡一样，对时代满怀由衷的感激之情。
苏轼在《代侯公说项羽辞》中有言：“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10年里吴振海是一个时时刻刻伺机而动的人；10年来他活着的态势时时刻刻犹如箭在弦上；10年来他活得比许许多多同代人都累；10年来许许多多同代人在似有似无中寻找悠闲，而这一个吴振海在一无所有中寻找着冒险。
我们对时代稍加研究，便会发现时代原来具有这样的禀性：它一向只欣赏两类人--甘愿按照它的要求去活的人和违逆它的愿望并且最终成为胜利的挑战者的人。它因欣赏前者而奖赏他们，为的是使他们更符合它的要求，对它的权限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它对后者照例是不予奖赏的，非但不予，且每以惩剑悬其头顶。它欣赏他们大抵只在它确感需要他们的时候，亦即我们叫作“转折”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们的叛逆和挑战的勇气及其精神，是促它嬗变的催化剂和促它转折的推动力。正如蛇有时需将身体夹在树杈之间完成蜕皮一样。没有它的那些叛逆者和挑战者，一个时代是不能从它旧的躯壳之中摆脱出来获得新生的，为此它才慷慨地奖赏他们。这种奖赏往往是一次性的，是无比丰厚的。其后它不再赐惠于他们，因为它已经奖赏了他们至关重要的千载难逢的时机，而且一并加上了明天。事实也正如此，那些在时代的转折关头把握住了时机，并且由此获得了成功的人，他们的成功将具有令人信心十足的延续性，因为他们乃是和一个新时代同时诞生的，而一个新时代的寿数，通常是按世纪来计算的。新时代需要它的推动者陪伴同行。至于那些曾被它欣赏过、青睐过甚至恩宠过的人们，或者被它留在旧皮上，或者在它完成痛苦的转折的时候，分担它的痛苦并和它一起嬗变。它最不欣赏的也许是那样一些人们--既不曾在昨天被它当作典范而重视，今天又对它的转折麻木不仁的人。它在今天不暗示给他们任何机会，它也不在明天留给他们什么。它对他们无辙亦无奈，正如他们对它也是那样。匪今斯今，亘古如兹！
我听着吴振海的讲述，望着他那张20多年后并未改变多少的我所熟悉的脸，头脑中飘飞着纷乱的思想絮片。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梁晓声你必须重新认识你这个中学同学。他身上生长着和你截然不同的鳞，你如果搞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又如何能认识现实？
我问：“你当年究竟怎么想的？”他反问：“哪一时期的当年？”淡淡一笑，又说，“今天以前对于我都是当年。”我说：“1982年，你到北京，我劝你‘改邪归正’的当年。”他说：“那也太便宜了吧？”我又问：“什么意思？”他说：“如果我当年听了你的规劝，现在又能怎样？一个中国人，如果从20岁起便将自己永久地、完全地交付给一个单位，到他退休，不过从单位那里得到十几万人民币，合两万多美金。我们的父兄辈不都是这么活过来的吗？可一个人最好的40年生命，难道真的就值两万多美金吗？换一种活法的可能性真的就没有吗？我们中国人都说活得很累，其实最累的是国家。精疲力竭的国家，终于不得不换一种存在方式了。所以不管是谁，不管情愿不情愿，都必须换一种活法了。”我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的？”他说：“从我父亲病退那一年。干了一辈子，领着退休金病退了。其中70％的退休金还是出于对他的特殊照顾。可靠那每月40多块钱，我们一家六口怎么生活？我父亲那天一到家里就哭。我躲出家门，躲到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也哭了。我对自己发誓--将来我如果不能走一条和父亲不同的路，我根本就不活到退休那一年。”他的林肯车将我送回家，我彻夜难眠。闭上眼睛，我仍能忆起当年他家的情形：六口人窘居在两间小屋，里外间合起来不足20平方米。外间是厨房，搭了窄铺睡人，似乎便是他睡。
他是长子，上有一姐，下有一弟一妹。幸而他的母亲是个很善于持家的女人，缓解了穷困对这样一个家庭的压迫。我清楚地记得当年他家厨房在哪个位置摆放碗橱，碗橱上放着怎样的一个糖罐。在他家学习的我，隔会儿便借口出去一次，为的是从那糖罐里抠一勺砂糖吃。学校组织春游，他带的饼被我一路吃掉了一半……他是班里最早的团员之一，还是我的入团发展人。从初一到初三，他始终是班干部，也是班里最具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同学之一。对弱小男女生，惯以“保护人”自居。当年我们之间很要好。
他最大的“毛病”，便是他极其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和自我证明意识，以及他那一种凡事都积极到根本不顾别人对他会有何看法、有何想法的参与意识。他是我从中学时代到兵团、到大学、到社会所认识接触过的一切人中，自我表现和自我证明意识最突出的一个。尤其在我的同代人中，迄今为止，我没遇到过在以上方面像他那么愿望强烈的人。某些时代，某些活动，无论班级的抑或年级的、全校的，一开始可能并未将他列入“中心人物”的名单，不知怎么一来，他竟成了“中心人物”之一。他似乎总在以他的行为昭示别人--这件事怎么能少了我呢？那件事我不参与怎么行呢？仿佛别人行的，他都行；别人不行的，他也行。这难免会使他遭到非议、抨击。可他一向不在乎，一往无前。至于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怎么看，他仿佛认为那是别人的自由，随别人的便好了。冬季里，刚上了几次滑冰课，他便开始学健将级运动员驰骋冰场的姿态，戴一顶滑冰帽，不顾惜耳朵和脸腮冻得通红，倒背双手，神气活现，屡屡摔倒却无窘色，亦无怯色。他爱打篮球，没进入校队，但极渴望代表学校参加正规比赛的机会。机会一经获得，横冲直撞地来“三步上篮”。犯规就犯规，被罚下场就罚下场，反正他体验了参加正规比赛那一种刺激。在我的同代人中，这一个吴振海，当年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标本”。我想当年的时代瞪着他，好比一只母鸡瞪着一只雏火鸡或者雏鸵鸟吧？而我们传统的社会的综合教育，几乎可说是以限制人的自我表现、自我证明意识为己任的。溯望远久的中国历史链，可发现这一点在古典文化中尤其道貌岸然。《老子》中就一再地说些“自见者不明”之类的话，意谓谁自我表现了，就不可敬也不聪明了。《礼记·中庸》中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谓在最细小的事情方面，在独处无人的时候，也要行为规范不逾矩。做到怎样才算典范呢？“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脊。”意谓天是何等的高，可是一个楷模人物站着不敢不弯腰曲背；地是何等的厚，可是一个希望获得别人尊敬的人不敢不小步缓行。而老子则干脆沾沾自喜地说“吾有三宝”：“三日不敢为天下先。”于是“文化大革命”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唯一普遍获准的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一次机会。其表现方式是演习“革命”，其证明内容是“无限忠于”，其理论基础是“造反有理”。这是整整一代人心理能量的一次性的大释放大宣泄，它耗掉了作为每一个单独的人来说至少需用三分之一生命进行储备的那一种自我表现的激情，同时严重挫伤了整整一代人将这一种激情化为自我实现的冲动，此后他们只能听凭时代的摆布。其中某些人自我表现的种种努力，实质上体现为一种低级的本能，一种自我异化，一种自我安抚的虚幻的追求。所以，被这一代人的群体客观上遗弃在城市里的吴振海，20多年中却不被城市的简单而粗暴的“价值秩序”所降服，甩头晃角地始终予以反抗，其自我表现、自我证明和实现自我的强烈欲望始终野心勃勃地保持着中学时代的原生态，使我不能不觉得简直是奇迹，使我无法不对此赞叹和赞赏。对于我的同代人，他具有极其特殊的鉴定价值和研究意义。起码证明了这样一点--在我的同代人中，原本是应该产生许许多多吴振海的。可是于今放眼看去，浮出于社会水面的，十之七八乃大小官员。而社会终于不得不承认，前一个时代在这方面的“生育”是不够节制的。它不但使自己尴尬，而且使一代人尴尬。难道不是吗？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机关单位要缩编，于是同代人中多少人迷惘，茫然，惶惶不知所措。有些人忙不迭地扑通扑通“下海”，但是已比吴振海们晚了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于人生而言，有时晚了10年其实意味着晚了一辈子。
西方的有识之士总是警告时代：让我们想方设法再减少一位官员吧！让我们的社会再多几位成功的商人吧！让我们鼓励更多的人成为纳税者吧！
难怪西方人总是骄傲地说--我是一个诚实的纳税者！这样的话听来很像是在强调--我是国家的主人之一！我的同代人中，本来应该有很多人到了40多岁的时候，成为一个纳税者的，可是实际上大概每出100名官员，或者1000名、几千名官员，才能出不到一个纳税者。
在某大学，一位西方很有权威的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曾问我：“你对你们这一代人究竟持何评价？”我毫不迟疑地回答：“他们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中坚。”对方又问：“何以见得？”“他们的存在，保持了时代的稳定。”“那么也就是中国目前的样子？”我不禁一怔，继而告诉他，同代人中多少多少当上了处长、局长等级别的干部。
他反问：“中国真的需要那么多大小官员吗？”我反驳道：“我们中的大多数在做国家的主人！是共和国新一代的工人阶级！”他笑了。
他归国后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一个国家，尤其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若想在经济上迅速发展起来，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工应是这样的--每1000人中，最多有10个官员就够了，其中包括既是某一方面专家又是官员的人；应有200名左右国家重点企业的工人；应有300名左右非国家性质的中小企业的工人；应有400名左右依靠个体职业能够丰衣足食的人；其他属于医生、律师、教育工作者，等等。”他说，这是他这位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的外国人给中国“献”的“策”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