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存惠大伯家出来的时候，海文发现天色已经很晚了。本来，从庄巷道两边各家窗户里透出的光亮就非常有限，却又让参差不齐的高院墙阻隔住了不少，就连从深邃天空洒落下来的星光，也让路两侧那些钻天杨的茂密枝叶瓜分得所剩无几。眼前的路和夜色几乎一样黑，可他又不得不朝前走，时而一脚高时而一脚低，一旦踩在什么低洼处，心里总会一阵虚悬。
尽管走路如此费劲，可马存惠大伯说过的那些话，依然在耳畔清晰地回响着，就连对方说话时的行为举止、目光神情也历历在目。也正是那些话，让他的心情变得格外沉重。特别是没让陈温让拿走那半麻袋梨的事情，之前总觉得他做得完全正确，因而感觉也相当良好。一直以为，大伯若是知道实情之后，定会赞扬那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也没准儿还要呼吁庄里的所有年轻人，向他认真学习呢。
让他产生如此自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以往的学校生活。没错，若在上学期间，这种情景无论如何也会得到班长、老师以至学校的表扬。出乎意料的是，大伯却委婉地予以了否定。非但认为杜石朴做得没有他想象得那么错，还说其他人即便送，大都还有路子。对此，虽没表示任何看法，可心里一直堵得慌，总觉得无法理解和认同。反倒执拗地认为，学校和老师提倡的没有一丁点儿错。
在他看来，若是正确的事情，即便在任何情况下，也都该坚持。若是错误的事情，即便在任何情况下，也都该否定。莫非，只要为集体办事，就可以去做违背集体规章制度的事情吗？若依照那样的逻辑，杜石朴毒打社员，也可以成为有理之事——还不是为了搞好集体生产吗？更不要说，社会上的那些打着各种各样为了集体利益或革命事业口号而徇私枉法的事情。
至于，大伯所说的人在饿急之时的反常行为，更让他无法理解与接受。一个人即使再饿，也不该犯刁吃抢喝的错误。老地主即便再饿，也不该偷集体的东西来救自己的性命。看来，大伯是一味强调着情况的特殊性。可再特殊，做人就可以没有底线吗，就可以不讲道德标准和法律原则吗？否则，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传统还怎么讲？他依然觉得，刘文学做得完全正确。至于大伯从爱惜生命的意义上，认为刘文学当时应该智取，纯粹是强人所难。首先应该肯定的是，英雄少年的那种大公无私的品德和英勇无畏的精神。
就在这么思考的时候，他又不能不怀疑起了大伯做人的档次。看来，社员毕竟是社员，农民毕竟是农民，教徒毕竟是教徒，思想境界和学校老师与领导的根本无法相比，还有特别严重的小农意识和腐朽落后的思想。也就在此时，他也想到了大伯被判刑和劳改的那些事情。莫非，并不完全是“文革”运动和偏激政策所致，而是事出有因？想到这些，就觉得大伯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可亲可敬了。
是啊，回到队里干事业，自己还得牢牢记住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那些谆谆教导，还得讲阶级斗争，还得注意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同时，也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可否与大伯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对方有什么不健康的思想对自己产生不利影响，否则可能会坏大事。想到这些，又觉得今晚到大伯家不只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看来也有意想不到的像是来自反面的收获，终于发现了大伯的薄弱环节，为人处事乃至思想意识的另一面。
“人家都还有个老子呢，你呢，就得自己靠自己，自己救自己。”然而对于临分手时候，大伯所说的这句话，尽管当时对他的刺激相当强烈，可现在回想起来，确有一定的道理。在此之前，他也曾很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能再让母亲和妹妹们继续为自己的事情操心费力了。但应该承认，以往每当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热衷于让自己处在强者的位置上。
“‘打铁先得自身硬’、‘创业不是单相思’。”大伯的这些观点，却将他那强者的谎言彻底揭穿了。的确，若自身都很软弱无力，为大家着想岂不成了一句空话？想到这里，他觉得自己的周身都出遍了层层冷汗。可不，那种几乎忘记了自己真实水平与能力的想当然，该是多么滑稽和荒唐啊，该是多么幼稚和可笑啊。
以往，他总认为，“先治家，后治国”，庄里人经常说的这句话，太没有水平了，怎能把治家放在治国的前面呢？岂不是本末倒置，大小不论，公私不分吗？现在，他才意识到，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连自己的小小家庭都治理不好的人，面对治理国家的艰巨任务，岂不成了奢望、空谈或笑话？
当然，他也承认，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确与以往的学校教育、社会影响脱不了干系。甚至可以说，一些观念和思想方法，已经进入了自己的血液或生命的深处。由于总是把决心、激情、理想或精神的作用看得过于绝对，当成胜否的关键，那么运用这种几乎成为惯性的思维方式去设计的人生蓝图，又怎能不忽略问题的客观存在与真实性质呢？
看来，首先就该从自身着手，从与自己利益联系得最紧密、最息息相关的小处和具体入手，才有可能——既特别珍惜这种机会，也特别投入地得到第一手体验和知识。其实，这也是对自己的能力和意志的锻炼或磨砺，如果连这个最最基本、最最初级的关卡都不能跃过，何谈其他什么宏图大业？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般的一番认识，当摸进自己家院子的时候，似乎就有了一种摆脱高谈阔论而走进具体与真实生活环境的感受。只见屋门大开着，透过竹门帘，看见母亲正坐在柜跟前的一个木头墩子上，腰里系着一根麻绳子，两只脚蹬着绳子另一端拴着的一截木棍，双手却紧紧攥着一把长穗高粱头。由于双脚不停地用力，手里的绳子将高粱秆勒得吱吱作响。
海霞和海凤也都像母亲那样，坐在地当中的烂麻袋片上，只是她俩的面前堆放的是一大堆浸湿的稻草，每个人的两只稚嫩手都不停地搓着草荛子，也就是当地人捆粮食所用的草绳子。看来，母亲是把最艰难的事情留给了自己。对于庄户人来讲，扎笤帚也算是一门小手艺，已经去掉高粱颗粒本来要当柴禾烧的刷把儿，经过一番精心加工，就可以变为非常好用和实惠的清洁工具。
母亲边扎笤帚边给两个女儿吩咐道：“今儿晚上，你们姐妹俩就少睡一会儿，要把手放麻利些呢，每人至少要搓够三百根。”
“妈，我可搓不够那么多，现在手都疼得直钻心呢，待到搓够三百根，手掌就没皮了。再说，老师还让我做家庭作业呢，完不成又会在全班点名批评。”海凤将嘴鼓成了个苦苦菜包子，一个劲地述说着自己的为难。
母亲拿起镰刀头，边削着刚刚扎好的笤帚把，边强调着自己的看法：“快忍着些搓吧，还啥家庭作业呢？你哥念了十来年书，还不照样回到队里来受人家的气。你们丫头人家还能怎样，难道还想成龙变虎吗？快攒上个心劲搓吧，你们俩搓够六百根草荛子，我扎上二十几把笤帚，明天是个集，你们俩就不要去学校了，把两样东西和这些年我在咱们庄子里收集下的一大包废鸡毛，背到城里去卖吧。”
“我不去，我的学习本来就吃力，成绩和别人还差一大截，妈还拉人家的后腿呢。你可知道，那数理化或外语方面的课程，哪怕只是一堂听不上，之后再去上课是啥感觉吗？就像搓荛子的时候，手里根本就没有放稻草，只是两手空忙乎。”海霞扭头趔脖子地表达着切身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