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庙会由于保留着很强的传统宗教习俗，民国初年，曾有新知识界人士视之为阻碍现代化的迷信东西而呼吁革除，但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民众受教育程度还较低的情况下，庙会仍然是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顽强地发挥着维系风化的作用。李景汉在对妙峰山香会作调查时有清醒的认识：“若主张废除这种迷信的进行，必须增加他们科学上的知识，与提高他们生活的观念，为他们找出他种高尚的娱乐，而更能满足他们春游的天性，和宗教的信仰或感情的发泄。在他们教育的程度和环境没有进步以前，我很舍不得他们从妙峰山所得自然的快乐和满足的安慰，不必须的被抢夺了。三位娘娘也罢，三位一体也罢，释迦牟尼也罢，凡能使人类近于至善、具足的生活，而达于安宁之域者，都是可宝贵的。吾人不可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而排斥凡与己不同者为悖谬。”顾颉刚、孙伏园等人更进一步，认为新知识界的文化革新主张不被民众理解，甚至产生种种误会——“劝他们送子女进学校，以为是让他们传播洋教；劝他们让女儿不缠足，以为是让他们的女儿嫁不出去”等等，原因就在于知识阶层自尊自贵的恶习不容易除掉，民众也出于种种顾虑不来攀附，结果形成知识界脱离民众的尴尬状况。为此，他们提出“到民间去”，用同情性的态度接触、观察进而了解民众的信仰生活，才能彻底打破知识阶层与民众的隔膜，所谓：“我们若是真的要和民众接近，这不是说做就做得到的，一定要先有相互的了解。我们要了解他们，可用种种方法去调查，去懂得他们的生活法。等到我们把他们的生活法知道得清楚了，能够顺了这个方向而与他们接近，他们才能了解我们的诚意，甘心接受我们的教化，他们才可以不至危疑我们所给予的知识。”由此观念出发，他们亲自结队加入妙峰山香客的队伍，参与他们的进香活动，亲身感受到民众信仰生活的本质：“朝山进香，是他们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绝不是可用迷信二字一笔抹杀的。我们在这上，可以看出他们意欲的要求、互助的同情、严密的组织、神奇的想象，可以知道这是他们实现理想生活的一条大路。他们平常日子只有为衣食而努力，用不到思想；唯有这个时候，却是很活泼的为实际生活以外的活动，给予我们观察他们思想的一个好机会。”同时，庙会（香会）活动也是社会转型阶段还严重缺乏现代性的公共体育场时，保持身心健康、愉悦的重要健身活动，所谓：“讲究的国家有公共体育场，有公共娱乐所，有种种完美的设备，可以使身体壮健、精神愉快的。我们虽然知道这些，然而得不到这些，我们还是一年一回跟着往妙峰山进香的人们去凑热闹罢。”新知识界主动换位思考，加强对民间信仰的同情性了解，表明新旧社会转型期的民间宗教信仰以其客观存在的历史传承事实，逼得了自己在地方风教结构中应有的地位。同时也表明，新的伦理道德的传播非但不能脱离民众信仰生活的实际，反而要更加紧密地结合民众传统信仰生活才能发挥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官方职能部门和民间自治组织在社会教化的过程中，才特别注意庙会等传统信仰生活及文娱活动方式对民众的影响效力。
民俗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性，与急剧的社会政治变革相比，往往具有滞后性的特点。清末民初的救亡形势迫使一些绅商不满足传统庙会这种悠然的活动方式，他们在学习西方日本列强富强经验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国民竞争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长期流行的一些社会陋俗，败坏了社会风气，戕害了民众身体，消解了国民的意志。要消除这些陋俗，提升国民竞争力，依靠参与、渗透进而改良庙会这种良莠不齐的传统方式，显然是不够的。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一方面需要保持与传统生活方式的自然联系，另一方面也急需成立一些新型风教组织，通过废除或者改良旧风俗的有力方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样，以废止缠足、吸烟、赌博、嫖妓等陋习为切入点的改良风俗行动，就逐渐在新兴绅商群体的积极推动下蓬勃开展起来。对于汉族士人及其亲眷来说，缠足习俗已延续800多年，废除缠足一事，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男子的废除科举考试，很容易激起汉族士大夫的强烈抵制。最早推动这项运动的还是19世纪90年代一些在华的西方妇女，她们在上海设立“天足会”，鼓励中国妇女参加。来自开化比较早的广东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期间，进一步发起不缠足运动，广东、上海、武汉等南方沿海沿江等地出现一些国人自办的不缠足会，推动了废除缠足运动的开展。但是，这期间长江以北地区只有天津有西方人办的“天足会”分会，而没有中国人自办的不缠足会，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北方的社会风气要比南方保守得多。因此，直到1901年，慈禧太后寿诞时还只好发布一道措辞温和的懿旨：“汉人妇女率多缠足，行之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断不准官吏胥役借词禁令，扰累民间。”清末新政时期，在义和团运动失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不缠足运动再现高潮。这一时期的不缠足运动，由于受到官府大力支持和推动，使北方各地的不缠足运动有了一定的发展，直隶总督袁世凯亲自撰文劝诫缠足，北京城乡也贴出戒缠足告示，使之渐成一种风气，不缠足的妇女也有了明显的增加。进入民国，政府发布命令通饬全国劝禁缠足，不缠足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在北京地区开展起来，新知识界的绅商纷纷带头，鼓励自己的妻女放足，以此带动社会风气的转变。
吸食鸦片与女子缠足一样，在清末都被先进绅商视为国弱种衰的渊薮，急需禁绝，他们纷纷成立组织，发起禁烟运动，推动政府采取措施制止吸食、种植、贩售鸦片行为。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在全国推动禁烟运动。从禁止吸烟而言，主要分为禁止官员吸食和禁止百姓吸食两个层面。清廷意识到，官为民之表率，禁吸必须从官员抓起。1908年，清政府设立禁烟大臣一职，专司查验官员吸食鸦片事。北京地区禁止官员吸食的方法主要包括：（1）设立官员戒烟所，专供官员戒烟，并限期戒断。（2）出具同乡同官保结，作为不吸与已戒吸的保证书。（3）填写禁烟大臣所发六项表式，以便稽核。（4）设立禁烟公所或查验所，以凭调验。（5）府尹派员暗中调查监督地方官有无吸食情形。为避免各级官员对于有烟瘾的亲朋故旧视而不见，故为掩饰，禁烟大臣特意出台《续拟禁烟办法》，规定：“曾填注确无嗜好，实已断净，取有保结者，仍由各该长官切实覆查。如有不实，立即补送臣所查验，以昭核实。倘始终容隐，一经臣所访闻，或别经发觉不特将该员指名严参，即各该长官亦照拘隐例请旨议处。”因此，官员中虽依然存在吸食鸦片的问题，但再不敢公开吸食了，只能躲在家中或密室吞云吐雾。
热心公益事业的北京地方绅商，积极配合政府推动禁烟运动的开展，筹措资金开办戒烟局、戒烟会、戒烟所等组织，宣传鸦片的危害，劝导百姓戒烟。乐绶卿、方雨怀、潘宝垄等人在京成立的北京拒烟总会，在宗旨中明确指出，“本会之设，为担任义务起见，志在唤起全国之沈疴，以强国保种为要义。”并在宗旨中规定：“凡未吸烟者入会后，永远不得沾染，并担任劝人勿吸，以清其源；已吸烟者劝其及早来会戒除，以绝其流；戒烟后入会者，永远不得再吸。”由于民间吸食者众多，同时清政府有谕令十年禁绝之期限，官府和禁烟组织对于禁止民间吸食一般采取渐禁策略。其主要方法有：（1）广设戒烟社会，劝令吸者入社入会戒除。（2）广发戒烟丸药。（3）吸者登记，发给购烟牌照，指定购烟地点，定期换发牌照，递减吸食量，直至禁绝。（4）将吸食者列入烟籍，不许参加公共事务；有的地方甚至在吸食者的大门贴上标签以作印记。这些措施的积极推行，加上烟土种植逐渐减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起到了减少吸食的效果。
民国初年，由于政治空气的污浊，共和体制进展缓慢，一批绅商及新知识分子纷纷成立自治组织，以期推动社会的逐步改良。这里既有蔡元培、李石曾等新知识界人士发起成立的反映新型社会伦理原则的社会改良会和进德会等组织，也有康有为、江希张、汪大燮、段正元等保守派人士成立的反映传统儒家或宗教伦理的孔教会、万国道德会、道德学社、悟善社等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