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的官员在推行通俗教育时，除了运用讲演、小说、戏曲、图书馆等相对传统的文化形式外，其实对电影院、美术馆、博物馆、展览会、陈列所等新兴的文化形式也有很高的期望。蔡元培1916年就曾说过：“关于通俗教育，尚有一轻而易举之法，则电光影戏是也。影戏之成本较轻，而收效至易”，“美术馆、博物院、展览会、科学器械陈列所等，均足以增进普通人之智德，而所费亦皆不甚巨”。但是，曾经在欧洲留学的他，深知这些新兴的公共文化形式，都需要政府拿出巨款来兴建并维持运转，而民初的中国正处于财政困难时期，一时间肯定没有这样的财力来推动这样的新兴文化事业，因而他和教育界的同事们主要还是通过传统的文化形式来推进通俗教育，所谓旧瓶装新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人受列强无视中国利益任意把持战后利益分配的刺激，社会各界对国民公民道德和文化知识水平的提升日益提出迫切要求，平民主义教育思潮在全国范围勃兴，教育部正式将用新兴文化形式推动社会教育摆上议事日程。在其拟定的全国教育计划书社会教育部分，除了继续推广原有的讲演、图书馆等形式外，特别提出逐渐筹建新兴文化形式的议题，如其所谓“建设博物馆”——“中国文化流传最久，历代留遗之古器，足资启发国人见识”；“筹设影院”——制造通俗教育用具幻灯活动影片，于启导社会有最良之功用”；“筹设美术馆”——“美感教育极关重要，中国美术馆尚付缺如，亟宜筹款设立，并办理提倡美术事宜”；“筹设动植物园”——“各国动植物园之设，予国民以直接观察之知识，吾国尚付缺如，亟宜筹款设置”：“提倡公众体育”——“吾国讲求体育，只限于学校，未免偏枯，宜仿各国成例，筹设公众体育场，所以图国民体育之发展”；“提倡文艺音乐演剧”——“普通社会，不予以高尚之娱乐，则无以增高其思想，陶养其品性”等等。
在提倡新兴文化形式的过程中，教育部与中央相关部门及北京地方行政机关达成共识，即尽量避免新建项目，主要通过利用原有设施予以现代性改造，以有限的资金用于比较广泛的社会教育事业。这里，比较典型的有：（一）1912年将古观象台改名中央观象台，隶属教育部管理，使得这座观象治历专门为清廷服务的传统建筑，从天王合一的神秘氛围走出来，吸引百姓增长天文历法的相关知识，指导日常的工作生活。（二）1914年设立古物陈列所。内务部呈请总统同意后，将清廷辽宁、热河两处行宫内的文物全部运到北京，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部分余款在清宫武英殿西边建造宝蕴楼，存放这些物品，同时将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和文化、武英二殿及本仁、焕章、凝道、集义各配殿修理后，作为陈列室展出这些藏品。（三）1915年设立卫生陈列所。京师警察厅负责管理。主要分衣物卫生组、饮食卫生组、居住卫生组、儿童卫生组、卫生常识组等十组展出，以此向京城民众普及现代医学常识。（四）1918年设立历史博物馆。教育部当初将其建在国子监馆舍内，逐步调查发掘及征集历史物件20余万件，定期更换展览，以此开拓民众的历史文化知识视野。（五）1924年末代皇帝淳仪出宫后，开放清宫设立故宫博物院。此为社会教育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因为这意味着专供皇权享用达500年之久的皇宫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普通民众也终于有机会一睹其庐山真面目了。据《益世报》报道，第二年10月10日正式向全民开放之际，京城各界人士纷涌而至，达到如痴如醉的程度，所谓：“是日，万人空巷，咸欲乘此国庆佳节，以一窥此数千年神秘之蕴藏，而此代表中国文化之故宫博物院，居然在万头攒动之中脱颖而出。”（六）1925年停废钟鼓楼，改设为京兆通俗教育馆。京兆尹薛笃弼当时将鼓楼更名为“明耻楼”，并在楼里设立京兆通俗教育馆，以此陈列京城文物，设置图书阅览室，同时，将钟楼改建为附设于教育馆的电影院。至此，钟鼓楼600余年的报时功能彻底废弃，而成为京城民众接受社会教育的专门场所。
以上这些民初时兴的公共文化设施，对于京城民众接受社会教育提供了物质的载体，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但是，由于这些设施各有局限，或者是宣传主题远离生活，如古观象台、古物陈列所之类，只能为学人群体提供文化趣味；或者是活动空间有限，如卫生陈列所、京兆通俗教育馆之类；或者是门票昂贵，像故宫博物院的入门券每张售大洋一元，在当时的北京，一元大洋是一个四口之家每月基本伙食费的十分之一，因此对于普通民众的教化作用还是不够充分。在当时从众多公共文化设施中脱颖而出、而在民众中产生广泛影响的是各种由皇家园林改建而来的公园。1914—1929年间，京城陆续开放的公园有：社稷坛于1914年改为中央公园（1928年更名为中山公园），先农坛于1916年改为城南公园（30年代辟为先农坛体育场），天坛于1915年改为天坛公园，地坛改为京兆公园（后了中海和南海，颐和园于1914年开放，1924年辟为公园。这些公园由于前身是皇家园林或庙坛，建筑风格华丽，自然环境优美，空间壮阔雄浑中，对大量民众聚集其中享受文化底蕴、进行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公共活动空间，同时，这些公园往往是集花园、茶馆、剧院、会堂、阅览室、展览馆、游乐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休闲场所，使广大民众从传统相对比较狭窄的生活空间——胡同、嘈杂的交易空间——庙会或集市等走出来，走入一种可以让他们纯粹是为了调剂身心、放松精神的公共活动空间，公园因而成为最受市民欢迎的公共区域，也常常是城市中聚集人气最多的场所。
在这些公园中，中央公园以开放早、地理位置居中、设施贴近民众生活而尤为京城百姓所青睐，在京城百姓口头语中一般提到“公园”都是指中央公园，“公园”也成为中央公园的专用简称。这不能不说与当初筹办中央公园的朱启钤及其同僚的精心策划密切相关。建园时，设计者不仅注意园林山水等自然景观的筹划，更难得的是，充分利用空间细心筹划了为民众健身、娱乐和增长智慧而用的公共设施——“设行健会于外坛东门内驰道之南，为公共讲习体育之地；移建礼部习礼亭于内坛南门相值，其东建来今雨轩及投壶亭，西建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一带廊舍，复建东西长廊以蔽暑雨，迁圆明园所遗兰亭刻石及青云、片青、连朵、搴芝、绘月诸湖石，分置于林间水次，以供玩赏。”中央公园这种温馨的亲民性特点，使之逐渐成为百姓日常休闲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北京人大都有喝茶的习惯，城中各种茶馆遍及街头巷尾，中央公园积极引进茶座，作为一种品茶与赏景合一的完美结合物，甫一推出就受到京城百姓追捧。20世纪20、30年代，中央公园闻名的茶座有五、六处之多，当时有很多人把公园的茶座当作休息、闲谈、看书、写东西、聚会、宴请的好地方。中山公园的茶座主要分布在公园的东西两面。东面最主要的茶座是来今雨轩，它一度是公园最红火的茶座。这儿菜好、点心好，同时风景宜人，绿油栏杆外是牡丹花圃，大铁罩棚边是百年古槐，是游人看花、听蝉、纳凉、夜话的最好的选择。20年代初，林语堂和鲁迅、周作人等主办《新语丝》杂志时，“每两周聚会一次，通常是在星期六下午，地点是中央公园来今雨轩的茂密的松林之下。”公园西面的茶座分布更多，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三处最有人气。时人对这三处茶馆的特点有较为详尽的描述：“春明馆以遗老们为主要队伍，以自命风雅，吟诗掉文的旧名士为附庸，都是四十岁的正气须生。在这里，多半是不穿马褂即穿背心，秃头而戴瓜皮小帽，很少西服皮鞋。长明轩则是绅士和知识阶级的地盘，大半都是中年人，穿洋服、中装均有，这个茶座可以说是文化界的休息所。每天下午四点以后，便看见许多下了课或下了班的‘斯文人’，手里夹着皮包，嘴里含着烟卷，慢慢走到他天天坐的地方，解除他一天讲书或办事的疲乏。柏斯馨的顾客较复杂，但简单归纳也不过红男绿女两种人。一般交际花和胡同里的姑娘都坐这里。于是以女性为对象的公子哥儿、摩登青年，也跟着围坐在这里。这个区域的空气特别馨香，情绪也特热烈，各个人面部的表情，也是喜笑颜开，春风满面，不像前两个地方的客官，都带着暮气沉沉，国难严重的样子。”在公园这样一个聚集了城市中形形色色人群的公共空间中，人们自觉不自觉的依照自己的兴味爱好、社会身份的不同，聚集到不同的茶座中，公园成为能够容纳各种群体和阶层的公共休闲场所。
因为中央公园代表着京城新兴的文化生活方式，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改良团体在这里设置社会教育的设施就有了较好的群众基础。教育部对此认识非常到位：“查公园之设，一以为公共娱乐之地，一以为陶冶国民之所。故各国通例，恒于公园中附设图书馆、教育博物馆等，使一般国民于藏修息游之际，无形自然之中，得增进其常识，涵养其性情。所谓不召而来，无言而化之国民教育，公园有焉。”于是，教育部协调公园管理部门，在园中社稷坛大殿二层附设通俗图书馆和教育博物馆，购置通俗图书陈列其中，并摆放易于社会教育的简易物品，专供游人观览。公园附设的通俗图书馆在成立后的两年时间里不断充实库藏，完善图书种类，到1918年已合计有旧书615部、重本39部、新书4141部、重本262部，期刊236册，并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报纸方面，则争取覆盖到国内主要城市及国外主要发达国家，计有北京34种、小报8种、天津报纸3种、上海报纸7种、芝罘报1种、泰东报1种、英文报纸2种、法文报纸1种、日文报纸1种，外有赠阅报两种，共计60种。图书馆开放后，读者纷至沓来，颇为踊跃。其中以政、学、军、警各界为多，商、工次之。全年阅览人数，夏季占十分之五，春秋季占十分之三，冬季占十分之二。每日上午，人数寥寥，午后逐渐增多。一周之中，以周六和周日，人数最多，是平时的两倍。每逢国庆纪念、年节等日，尤显人多。据当时的图书观年度工作保告称：“（读者）取阅图书，争先恐后，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公元图书馆在给京城民众提供读书读报增长见闻的同时，还注意附设教育博物设施，在馆室通道墙壁上常挂有各种启迪民众心智与增广见闻的挂图，如《各国国力比较表》31种一个系列，凡到图书馆读书看报的民众都会先到这里浏览，每个看到中国国力排在列强后面的读者，无不摇头叹气，互相激励自己的孩子要做于国家有用之人。《各省教育统计比较表》10种一个系列，读者浏览后，可对全国各地教育的发展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对于北京这个外乡人众多的城市无疑是一种启迪民众关心家乡、支持家乡的心理。除了附设通俗图书馆和教育博物馆，中央公园还于1915年在社稷坛外坛东南角辟地填设了公共体育场。这个体育场设有棋球室、阅报室、投壶室、烹茶室、网球场及射圃等设施。京城爱好体育的一些人士组织行健会，在此定期集会，开展各种健身活动。每逢清晨或傍晚，总有一些体育爱好者在此挥拳、击剑、投壶、对弈，充满一种运动的旋律，对于改善传统崇文习气、激发民众尚武精神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京城的其他公园在启迪民智、培育民德方面，同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像京兆公园。其前身是地坛，又称方泽坛，是明清两朝皇帝祭祀“皇地祗”的场所，也是我国最大、保持原格局最完整的祭地之坛。1925年3月，京兆尹薛笃弼向内务部呈文，请求将地坛拨归京兆，辟为公园。请求获准后，薛笃弼立即开始多方集资，共筹到国币1.6万余元，在3个月内完成改造和新建。1925年8月2日，京兆公园开放，这是北京地方政府创办的第一个公园。京兆公园堪称一部启蒙国民、普及知识的教科书。其最有特色的举措就是，在斋宫南墙外的空地上，铺设有露天大沙盘，“画地为图，以石代山，以草代水，以花木辨其国土，以旗帜志其国名”，构成一座巨大的立体世界地图，民众可在沙盘边游走观览，直观地形成了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公园还在方泽坛中开辟露天讲演台，坛上立高竿、悬国旗，周围设听众座位，可容纳数百人，还备有留声机，任各界名流随时讲演。在皇祗室中，开设通俗图书馆，图书馆的对联写道：“勤俭治家，孝悌立身；为菩最乐，读书便佳。”馆中挂通俗教育画、地图、节俭图、卫生图，设通俗教育丛书，还利用原有的石桌作为阅报处，民众或坐或立，在游园之余增长了见闻，培育了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