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佳节日的时候，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祝福语就是“祝你快乐”，比如情人节快乐，新年快乐，生日快乐，新婚快乐。我们在送给别人祝福的时候，只顾自己高兴的说着，仿佛圣诞老人的礼物，总要送出去了才肯走，却从不去问问别人是否真的因此快乐，或者真的需要快乐，只是一厢情愿的希望别人快乐，虽然自己也未必真快乐。快乐从字面上看，无非是告诉人们，那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论快乐·钱锺书》）。人生的岁月里，快乐时光只占据着微弱的比例，仿佛一片叶之于森林，可以忽略不计，可就是这短暂的快乐却赚取了人的一生光阴。因为生命里缺少快乐，所以祝人快乐才如此的受欢迎，张口就来。这当然是一份美好的愿望了，尽管更多的时候这仅仅就是一句无关痛痒的口头禅，对于实际没有多大用处，抵不上一个微笑，比不了半个馒头，当然更不如半沓纸币了。真要深究起来，“祝你快乐”这句话的功效恐怕也只仿佛是文言里的语气助词，无实质意义，说说而已。当然，后者可以调节音韵，前者当然可以调节气氛了。
不过，从这个简单惯用的祝福里，我们却看见了许多从前很少见到的东西，仿佛发现了魔术幕布背后的秘密，或者揭开了不可言传的真理，正是一滴水中看海洋，一粒沙里观世界。就比如祝福这件事，你祝福人健康，那他肯定正患着疾病，你祝福人幸福，那他多半是正经历着一段苦楚，你祝福人心想事成，不用说他现在的处境颇有些不得意的况味了。我们恍然明白，我们祝福别人的正是那个人所缺的——他若是不缺，也用不着我们抽签算卦，烧香拜佛的替他祈祷了——祝愿终究是一种愿，至于能不能实现那就是另一说了，反正口说无凭，也算不得数的，好比是舞台演员说鼓掌的观众今年都能发大财，台下的能拿这句话找他打官司么。这道理推而广之，就是老理说的越得不到的越想得到，越不能拥有的越觉得美好——就是丑陋的也要想方设法论证出美来。这样的事例我们见得还少吗？——这大概是很多人的通病，圣如孔子也不能例外，比如他对周礼的挚爱和追求就是这通病的体现，而且他所患的这种妄想症相思病比一般人来的要严重得多。也许是物极必反的原因，这病非但没有折磨死他，反倒成就了他。
一代圣贤孔子怀揣着一个梦想，心系天下。这个梦想事关江山社稷，事关黎民苍生，事关人性至善，犹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谓是那个时候的“中国梦”。梦虽美好，不幸的是，孔子所处的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的一生也没能过上几天周邦礼乐的好日子，可他偏偏是对周遭环境里不复存在的礼乐乐此不彼，终生挚爱，毕生推崇，推销员似的满世界宣贯推广。从古至今，从来没人夸赞孔子的市场开拓和业务营销的本事，真是历史评论的遗憾。
对复兴周礼极度渴望的孔子心甘情愿为此一生颠沛流离，托钵流浪，大半生过不上一天安稳日子。现实中周礼为未必如此美好，可是在孔子的想象里，周礼的天下才最美好。自我作祟的思想真是害死人，至少害苦了孔子。尽管孔子对周礼矢志不渝的精神可赞，但代价却是巨大和惨痛的，结果也是大不如人意。不得不说孔子一生奔波，作出了巨大牺牲，可谓是以一生光阴为代价却并未换来周礼的大行天下。在孔子73年的生命里，周游列国就占去了14年之久，直到64岁的高龄才在弟子冉求的帮助下回到故土鲁国，即便如此，也是受尊敬而不被用事，年迈的孔子虽然还有余愿也只能是有心无力而已。都说机会是给准备好了的人，可孔子准备好了几十年也没等来一个真正的机缘，终老一生，可谓壮志难酬，真算得上天下第一不得志的人了。那几十年的东奔西走，美其名曰周游列国，实则是风餐露宿，近乎沿街乞讨；万般艰辛，几经生死轮回。
毕生的心血，一世的事业，止于此，也成于此。孔子未能在有生之年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将礼仁大行于当世，却让周礼仁政之学说大行于后世，其人也受万人敬仰，被历代奉为圣贤。孔子于周礼，仿佛一对男女，一见钟情，从此朝思暮念，日久情深，越觉得彼此不能分离，发誓要长相厮守，偕老白头，只可惜结局仿佛牛郎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或者西方文学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总之是各自天涯，无从相守，空许深情。
这大概就是圣人孔子一生的提要吧。正是这样极不完美的一生，却赢得了后人崇高的敬意。我们在研习儒学，品读春秋，传承孔子学说的时候，更应该看到孔子其人近乎异常的顽强的毅力，能够战胜前进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绝对的信仰，绝不为任何迷惑干扰，由内而外的君子之风，既平实又伟岸，坦荡荡，容不得闲言碎语，“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篇》），似玉无瑕。
孔子以其一生实践创立的学说，究其核心，正是周礼。孔子的一生作为，可概括为推广周礼并使之大行天下。在孔子的心目里，唯有周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篇》）。周礼集上古文化之大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无怪乎孔子一言一行，无不谨遵恪守，勿论僭越。“子入太庙，每事问……是礼也”（《论语·八佾篇》），“席不正，不坐”（《论语·乡党篇》），“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论语·乡党篇》），“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论语·乡党篇》），“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祭，先饭”（《论语·乡党篇》），“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论语·乡党篇》），“不疾言，不亲指”（《论语·乡党篇》），“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篇》），等等，虽然讲的都是些生活上的琐碎和礼节，但是世人偏喜欢从小处见大：一个在衣食住行上尚且这般遵从礼制的人，更不必说在为政为人上的恪守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篇》），说的正是孔子对周礼的钟情热爱，终生坚守的决心。这里，需要指明的是，孔子所说的礼，当然不是常言所谓的只是封建文化制度下的繁文缛节食古不化的形式主义和务虚主义。孔子在回答林放关于“何为礼之本”时，直抒胸臆的说了“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篇》）。再者，周礼也并非天生之物，臆造之说，而是人类社会历经千百载的繁衍发展的产物，正如子夏的那一句“礼后乎”（《论语·八佾篇》）。
在孔子看来，周礼的作用也绝非只是指导生活习性，礼仪规范，待人接物之道而已。礼，周之礼，恰恰正是治国兴邦定天下，修身养性齐室家的核心思想和首要制度。“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篇》）。孔子倡导的周礼，虽无成文，或散见典籍，或流于口头，却是从国到家的社会整体赖以正常运转的核心操守和共识基础，在行为约束力上具有现代社会里法律的权威。周礼，体现着人类文化与文明，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繁衍不息，中国社会得以世代传承在道德、秩序、规范和制度上的核心保障，是中国上下阶层都接受并遵守的全社会信仰共识。不仅具有道德的约束力，更直接的指导并规范了有关国家治理制度及官吏行为、社会公序良俗、个人修身养性。周礼所提倡的个人道德操守，社会规范秩序，国家治理思想，与现代社会在这三个层面上的追求本质上一致。从现代社会道德所能形成的约束力上比较，周礼最大的不同在于，不仅提出了秩序，明确了规范，建立了制度，用以指导个体的人该怎么做，社会该怎么做，国家（政府）该怎么做，更重要的是周礼本身就具有全社会都普遍接受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当个人、社会或者国家的行为处事有违周礼时，代价不仅是道义上的谴责，而更多的是强力的惩罚，皮肉受苦，身败名裂，甚至生命已无颜面存在，赖生者只能苟活于世。这就是触犯社会礼制的代价，其目的不在于惩罚，而在于既然已经制定出了社会各阶层都接受的社会规则，即礼制，那么就必须做到人人遵守，并配以强大的威慑力让礼制不至于轻而易举被破坏，也让破坏礼制者能够必定的立即的付出惨重代价。用现代人的语境简言之就是，触犯周礼就是触犯法律，势必受到刑罚。这与现代社会“背弃人伦，违背道德，无关法律，无需担责，没有惩罚，至多是社会道义的谴责或者自我良知的不安”的现象迥然不同。这或许正是周礼为孔子所极力倡导，或许是周礼能于千年沧桑中传承不灭，或许是周礼能奠定并巩固中国古代社会信仰体系、社会秩序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关键原因所在。
总括来说，周礼诞生于并传承了中华文化，隶属于人类文明，以道德规范的形势成为全社会各阶层的一致共识，构成了国家制度，社会秩序，公民信仰的基石，成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共同行事操守和准则，无需成文，却有强制，无形中或者天然的对各种违背行为具有约束力和强制力，并给与无论是道义上的还是刑罚上的惩戒。
于公，半部论语治天下。“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篇》），“上好礼，****易使也”（《论语·宪问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若能上下同心，同行礼制，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上下同亲，君民同乐，自不在话下。孔子为此点赞，豪迈放言：“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孔子的周礼，并非封建等级之礼，更不是人治之礼，恰恰是法治之道。此法即为礼，君臣同守，上下同一。孔子之礼，从本质上包含着众生平等，天下大同，依法办事，各守本分，真善诚美，和谐共生的朴实价值观和现代社会理念，是人类原始文明和现代先进文化的血脉交融，有机统一。即便如孔子所言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篇》），也绝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封建纲常而给予非议。此句恰道出了公序良俗的基本核心，无非就是君（当权者）尽君之道，臣（为官者）尽臣之道，父（为人父母者）尽父之职，子（为人子女者）尽子之责，社会关系万千复杂，却可以总括为上述四者。如此政治何以不清，社会何以不美，百姓何以不善，天下何以不是乐土！我们不敢想象，不讲法律的社会之下，人们还如何生存，正如我们不敢想象，“君臣无道，父子无礼”的社会里，人类何以繁衍，文明何以为继。正如孔子痛斥的那般：“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篇》）。居上不宽当然是指人生里的飞黄腾达阶段，为礼不敬大约可以泛指人一生中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候，临丧不哀则指人死之后，一言以蔽之，生的时候，死的时候，权贵也好，平民也罢，人一生的任何阶段，不遵“礼”没活路。
于私，孔子用一生倡导的周礼实乃公序良俗之基石，可谓是个人修身养性，培育情操的说明书和营养液。必须特别强调的是，这一基石的衷指是传播真善美，发扬正能量，让人人践行君子之风，其中包含了现代文明对个人情操修为的各项要求和标准。用周礼的约定俗成，以达到个人和社会的中庸状态，可谓是最高境界了，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呼”（《论语·雍也篇》）。中庸绝非常人偏见里的“明哲保身，两不得罪，不亮态度，不担责任，缩头乌龟”的“中”和“碌碌无为，平庸鄙俗
”的“庸”。中庸可谓是整个宇宙及其所包含的万事万物和谐共生和谐运动的极致状态。在这样的状态里，就像齿轮一样，每一个哪怕再小的细节，都能和所有的联系配合得“刚刚好”，仿佛缜密的逻辑思维滴水不漏。每一个细节都以这样的状态运行，整个宇宙就是一部无限庞大的机器做着永无故障的完美运动，其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磨损最小，成本最低，故障为零，矛盾为零，最容易理解的比喻就是佛家学说里的“西方极乐世界”。在现代社会，中庸之所以不为人重视或受人诟病，错不在中庸，错在当今社会价值判断和信仰体系的扭曲甚至崩溃。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的或者一群人的中庸，只能是处处碰壁，矛盾尖锐，最终一事无成，一些想得通的也只好要么归居深山要么大隐于市，因此，中庸之道成为“任由是非，明哲保身”的一偏之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孔子认为，人的修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篇》）。孔子与子路探讨“完人”时，列出了“完人”的标准，孔子说即使“有有鲁国大夫臧武仲那样的智慧，有孟公绰那样的克己寡欲，有卞庄子那样的勇敢，有冉求那样的多才多艺”也算不得完人，还需“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篇》）。“完人”也好，君子也罢，首先要做的还是恪守周礼。何为君子，孔子同样也说的明白，“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宪卫灵公篇》）。君子者必须是守礼之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篇》），“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篇》）。
孔子总结似的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篇》）。周礼若果真如孔子所愿，大行于世，则“天下归仁”。想来这倒也不是什么登天的难事，“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如何克己？无非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篇》）而已，此“四非”行之何难之有？即便是在现代社会，这也是对我们为人处世的基本要求而已。为与不为，全在自己的一念之间，正是“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篇》），仿佛佛家所谓“只可指点，不可代劳”或者“全凭本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篇》）。真正的仁人志士，“无求生意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篇》）。
这就是孔子的周礼，亦是孔子心中的“中国梦”。孔子的“中国梦”与21世纪中国当下的中国梦有着本质上的相同或者类似，无不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追求着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都追求着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都追求着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孔子之周礼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意味着中华文明的在新时代的继续传承和发扬广大，更现实的作用在于后者可以从中获得伟大借鉴。
作于2014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