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忍受身边的冷嘲热讽，钱谦益想到了一死了之，不曾想当自己说出想死的念头时，夫人柳如是对其又是一顿呵斥：“相公乙酉不死，却在今日去死，未免也太晚了吧？”钱谦益听了更是哑口无言，柳如是继续说道：“相公难道忘了曾经发过的誓言了么？你不是要联络各地抗清义军，为恢复大明江山而奔走的吗？我已经派人与南面、海上联系了，很快就有消息。”
柳如是的这番话惊醒了钱谦益，他决定在自己的晚年与富人柳如是一起，投入到反清复明的斗争中去，以洗刷自己人生的这段污点和耻辱。
两度入狱，铁了抗清的心
顺治四年（1647）三月份，从北京回来的钱谦益在家过了半年舒服的日子，此时他和柳如是一起等着派出的人和南方抗清义军的联络情况，然而就在此时，一场牢狱之灾又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这天柳如是染病卧床，钱谦益则坐在家中焦急等待消息，突然清廷江南行辕衙门的官吏冲进他家，不由分说就给钱谦益戴上了镣铐，要将其押解北上。卧病在床的柳如是听到钱谦益被抓，也顾不得带病之躯，向监押官要求道：“你们要逮捕我相公可以，但是我必须和他同行，否则我就先死在你们面前。”监押官被眼前这位妇人的果敢打动，遂答应了她的请求。就这样，柳如是做了简单的收拾就陪着丈夫北上了。
两年前，钱谦益要北上受官的时候，柳如是坚决不从，而如今丈夫要身陷囹圄，她却不离不弃，这位女性的大义、大节不得不让人佩服。
钱谦益这次被捕是受了山东卢世榷（以氵代木，下同）、谢陛等人的牵连。卢世榷是钱谦益的好友，在明朝官至监察御史，崇祯六年他刻成《杜诗胥钞》，就是请钱谦益为他的杜甫诗集作的序。崇祯十年（1637）钱谦益因张汉儒诬告而被捕北上路过山东的时候也受到过卢世榷的盛情接待，卢还特地写了《上牧斋先生》一诗表达自己对钱的仰慕和敬佩，钱谦益自然也少不得写了很多答谢的诗作。明末农民起义军建立大顺政权后，他率乡人谢陛顽强抵抗，并杀了大顺政权派来的官吏，并向天下公开发出讨贼的倡议。后来清廷见他“讨贼”有功，便授其原官，但被他以身体欠佳为由推辞了，此后便一直赋闲于山东德州老家。顺治三年（1646）钱谦益从北京乞假南归的时候也曾在卢世榷处逗留，然就在钱谦益离开之后，他便被人以“私藏兵器”之罪诬告了。清廷本来就对他辞官不受耿耿于怀，甚至怀疑他和当地的抗清活动有关联，于是就借着“私藏兵器”一案，把他给拿了。在抄家的时候搜到了不少钱谦益的手札、诗稿等物，所以这才将钱谦益作为卢的同党而给逮捕了起来。
钱谦益知道自己这回不妙，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因为他知道，自己乞假回乡，就是不愿替朝廷效力，那就是心念故明，朝廷已经盯上自己，如今又被牵连进了“私藏兵器”一案，朝廷刚好可以借此机会好好修理一下自己了。在被关押在监狱的四十天里，他见识了清朝牢狱的阴森恐怖，而自己就像一只“待割”之鸡，只能任人摆布。应该说这次牢狱之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二十年后作的《病榻消寒杂咏》一诗中回想起当年的这段生活仍然心有余悸。
幸亏有柳如是在狱外周旋应付，倾力奔走，到了这年冬天，已经被关在牢狱中四十余天的钱谦益终于被放了出来。正所谓危难之中见真情，出狱后的钱谦益对柳如是的一片真情十分感动，该作苏轼的《御史台寄弟诗》赠给她，诗中有云：“徒行赴难有贤妻”。其实此时钱谦益的原配夫人尚在人世，而钱诗中就已经对柳如是以“妻”相称，这也反映了钱谦益对柳感情的进一步加深。
祸不单行，尚未从丁亥之祸中恢复过来的钱谦益，在顺治五年（1648）又因黄毓琪反清案在常熟再次被捕，并转押至南京狱中。与上次被诬不同的是，这次是确有其事。
黄毓琪和钱谦益是旧友，两人在明亡之前就有往来，且关系非同一般。顺治四年（1647）黄在海上起兵，以舟山为根据地发展力量，预谋由舟山进入长江，攻克常州等地。钱谦益从北京被释后和他取得了联系，并且资助其召集义军，还让柳如是亲自到海上犒军，帮助筹集粮饷，以支持黄的抗清活动。不料在第二年，黄毓琪就被清军布在义军中的奸细抓获了，在黄处同时还搜到了钱谦益的“反诗”。铁证如山，清廷下旨以资助黄毓琪招兵之罪捉拿钱谦益。
在南京受审的时候，钱谦益则千方百计地掩盖事实，为自己辩护，他对当时审讯他的三省总督马国柱说：“我在此之前是朝廷的礼部侍郎，备受朝廷恩荣，报答朝廷尚且来不及，又怎么会有二心呢？再说我现在已经年近古稀，苟延残喘，行路都要靠人搀扶，哪还有精力去参加什么叛逆活动呢？”好在当时南京的遗民们见钱谦益是因抗清而被捕，遂不计前嫌，纷纷出力相助，再加上其夫人柳如是的聪明才智，最终马国柱终以“谦益与毓琪素不相识”为由释放了钱谦益。
由此看来，给了钱谦益后半生的，唯柳如是一人耳！
不过经历过两次入狱的磨炼，钱谦益逐渐认清了清政府的冷酷无情，内心的悔恨之情也是日甚一日，而他反清复明的决心亦是与日俱增。也许他是想用自己的余生去赎罪，但不管怎样，之后的钱谦益的确是以古稀之高龄一心投入了江南的抗清斗争，矢志不渝。这也是本书中要写钱谦益的原因之所在。
用后半生“赎罪”
顺治三年（1646）三月，在福建的隆武政权覆灭之后，丁魁楚、瞿式耜等人在广东肇庆奉桂王朱由榔为监国，十一月份即帝位，成为南明的第三个政权。朱由榔即位为永历帝后，晋封瞿式耜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此后瞿式耜留守桂林抗击清军进攻，一度收复了湖湘的大片失地，维持了摇摇欲坠的永历政权，更使粤西一带的斗争局面出现了有利于抗清势力的转变。而这个拥立永历帝的瞿式耜正是钱谦益的得意弟子。
就在顺治五年钱谦益从南京被释放的时候，江南的抗清形势也是一片大好。原是明降将的江西总兵金生桓、广东提督李成栋纷纷反正，李自成的旧部与明将何腾蛟联合抗清，桂林瞿式耜率湖、楚旧部击退清军，郑成功则起兵海上，图谋大业。这一切让钱谦益备受鼓舞，还写了两组《观棋绝句》，以观棋为喻，实则是分析当下抗清形势，预测抗清斗争的前途和未来。“重瞳（注：即项羽）尚有乌江败”，清军即使暂时得势，但很快就被同仇敌忾的抗清军民赶出中原，难逃西楚霸王失败的下场。紧接着，顺治六年（1649）钱谦益又向用力朝廷上了一封出谋划策的迷信，信中巧妙地再次以下棋为喻，替朝廷规划形势。
钱谦益是这样替永历皇帝策划的，他以“全着”、“要着”和“急着”提出了三项军事策略：“全着”是突出了荆襄的重要地位，唯有夺得荆襄，方可巩固东南、制服中原，因此要永历朝廷应当全力北上收复荆襄；“要着”说得则是湖南、四川的重要性，湖南有洞庭之险，是理想的建都之地，而占领巴蜀则上可控制关陇、下可收复荆襄；最后的“急着”则是眼下抵御南进清兵之法，即积极策动降清汉将归顺南明，壮大抗清队伍。
信中钱谦益还痛心悔过，表明了自己对明朝的一片赤诚忠心，其情真切感人。
但他的这些谋划最终也只能停留在纸上，桂王朝廷中没有人也没有资本去实现明朝的中兴了，虽有瞿式耜等人力挽狂澜，但终究力量有限。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清军陷广州，破桂林，瞿式耜抱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誓死决心，被清军俘虏后英勇就义。就义前，瞿曾赋诗一首，其中有“自分此生无见日，到头期不负门墙”一句，表达了自己要为师争光，不辱师门的决心，以报答老师钱谦益对其的教育之恩。其实这首诗中也表现了弟子对老师过去的一种理解和宽容，这和顾炎武宁死也不承认自己是钱谦益门生的态度可谓大相径庭，恐怕这也和瞿式耜和老师共同患难四十年建立起来的深厚的师生之情有关吧。
钱谦益在闻知爱徒的死讯后精神恍惚，放声恸哭，“哀音传粤地，老泪洒吴天”，当即创作一篇五言排律悼念，诗作情辞悱恻，催人泪下。但此时钱谦益的心中还挂念着复明大业。
瞿式耜一死，永历朝中一下子没了支柱，钱谦益不禁为朝廷的前途担忧。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仍在海上坚持抗清斗争的郑成功，他的另一个弟子。于是他立即建议永历皇帝转移到海上，希望郑成功能辅佐永历成就反清复明的大业。
在永历政权流亡海上的这段日子里，钱谦益主要做的事联络员的工作，为此他还建了个“情报站”。顺治九年冬天，他把家从常熟城内的老宅迁到了东城门外三十里的白茆港。白茆港是长江口岸的一个重镇，这里河港纵横交错，非常利于隐蔽，而且这里与松江、嘉定等地的遗民志士联系也相当方便。白茆港有个芙蓉庄，是其外祖父的家业，钱谦益移居到这里，芙蓉庄自然也就成为了当时重要的地下情报站。钱谦益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一做就是十年。
清顺治十六年（1658）六月，为了牵制清军进攻南明云、贵等地，郑成功、张煌言等发起了攻入长江的“北伐战争”。起初进军十分顺利，七月即打到了金陵城下，一时间东南人心震动，各地都秘密准备起义响应。顺治皇帝一下子也慌了神，甚至准备御驾亲征。面对着一片大好的抗清形势，钱谦益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认为恢复大业已经指日可待了。为了祈祷取得更大的胜利，钱谦益仿效杜甫的《秋兴》而作《后秋兴》，他用诗歌给郑成功、张煌言的进军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但天不遂人愿，由于战术上急于求胜，且由于轻敌而中了清军的缓兵之计，郑成功进攻金陵的计划功败垂成，义军不但没有攻下金陵，而且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就在郑成功准备扬帆撤回海上的时候，钱谦益连夜亲赴郑的军营鼓励他回兵再战。并表示自己愿意来到郑的帐下助其一臂之力。这个时候钱谦益已经是七十六岁高龄了。
由于清军的疯狂反扑，郑成功的军队逐渐退到了长江口，而钱谦益果然也到了崇明，准备虽郑成功入海了。为此他还给家中的柳如是写了一组充满柔情的告别诗。而他在这一时期的诗作在结集他取名为《投笔集》，也说明了他有意效仿班超投笔从戎，要加入抗清队伍成为一名志士的意旨。
当然，郑成功是舍不得让自己的老师跟随他亡命海上的，毕竟他已是年逾古稀了。所以郑成功劝他继续留在芙蓉庄做联络工作，而钱也答应了郑的请求，并劝勉他不可放弃进取南都的计划。
但后来的发展也未能如钱谦益所愿，由于清朝已经基本上平定了西南，遂集中力量对付郑成功的海上力量。在进攻厦门、金门失败后，清廷在沿海地区实行了所谓的“平海五策”，将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的沿海百姓向内迁入三十里，进行“清海”，这样郑成功便失去了经济支持和情报来源，其部队也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面对这种情况，郑成功下定决心收复海峡对面的台湾，在台湾建立根据地。但这一做法却让当时东南的抗清斗士大感失望，因为郑成功一走，他们最后的希望也就没了。
顺治十八年（1661）除夕，钱谦益带着怅然若失的心情从白茆港迁回了常熟城内，失望、沉重之情溢于言表。次年，即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在缅甸捕获永历帝，并绞杀于昆明，明朝灭亡的败局已定。钱谦益闻知噩耗，不由嚎啕大哭，老泪纵横，但他又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而永历帝遇害的消息传到台湾后，郑成功也是悲愤交集，染上疾病，在痛苦和悲愤中英年早逝，年仅39岁。
只是钱谦益再也没有机会替自己赎罪了。这年著名遗民诗人阎尔梅来看望他的时候，问他最近可好，他只能长叹一口气说：“八十老朽，余年几何？当年错走一步，铸成千古之恨，给自己绝下了罪恶的深渊啊！”说完又是一阵失声痛哭。
最后一段落魄的岁月
康熙元年（1662），刚好是钱谦益的八秩之期，毕竟岁月不饶人，此时的他已经是风烛残年，衰老不堪，满身的疾病更是将他折磨得形容枯槁，到了次年，便只能卧病于床了。可以说这个大半生都在追求荣华富贵的人晚年却过得非常落魄。
钱谦益晚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就是经济问题。钱谦益家本来是有一份很大的家业，但是明清更替，江南陷入兵荒马乱有十几年之久，每年田地减产，市井萧条，再加上屡次出资帮助抗清义军，再大的家业也会耗尽。此时钱谦益唯一的谋生手段也就只剩下卖文了。他曾经对友人程金如这样说：“弟年来穷困已极，多无人理，盗劫年荒，催征交欠，如困在风箱中之鼠，两头受气，是天地间第一穷人，他人不知也。”话语之中充满了无奈，却也实在。
就在他死之前不久，他还要受人所请，或应酬，或卖文，用得来的稿费支付家里日常开销和自己的医药费用。康熙三年（1664）夏天，钱谦益的病情开始恶化，他自己也知道所剩时日不多，而此时他最担心的事情却是自己的丧葬费用还没有着落。恰好此时有人向他求文三篇，润笔费是一千两银子，他当即就应了下来。但此时的钱谦益已经是体力衰竭，连执笔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只好请乡里的一个贡生陈式代他写作，可是当陈式把写完的文章拿给钱看时，他颇不满意。好在这时黄宗羲、吕留良、吴孟举等人为《宋诗钞》一书来到他家，这才替他解了围。当时他听说黄宗羲等人来找他，急忙让人请来相见，一见黄宗羲他便说道：“顾盐台求文三篇，润笔千金，我曾使人代草，不尽称意，固知非兄不可。”黄宗羲本想宽限几天，但这次钱谦益却催得甚紧，他在安顿好他们之后，随即把黄宗羲反锁在房间里，让他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写出了这三篇文章。拿到文章看完后，钱谦益拍手称好，随即又拱手拜谢，这才解决了自己的丧葬费用。最后黄宗羲等人要离开常熟的时候，钱谦益还托付黄宗羲替自己写墓志铭。遗憾的是他的儿子钱孙爱在父亲死后竟违背了父亲的意志，请了当时清朝的大吏、时任左都御史的龚鼎孳写了祭文。
悲哉，牧斋先生苦苦追求了一生，就连最后的小小遗愿竟然也没有实现。
这年五月二十四日，钱谦益终于结束了自己坎坷、曲折、充满了是非的一生，其实对他来说，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他的后半生活得太累太累……
就在一个月后，他的夫人，一代风流柳如是也追随其而去，年仅46岁。
钱谦益作为一个朱明王朝的旧臣，一个深受儒家忠义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在道德与生命的交叉口，他一度做出了有失民族气节的行为，从此，他没有了生命的支点，没有了立身的根基。他后来全心投入反清复明的斗争，就是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洗雪自己的耻辱，不求别人对自己的宽恕，但求能让自己心安，能让自己找到存在下去的理由。
只是他后半生的努力并没有换来世人的原谅，他甚至连和洪承畴并提的资格都没有，因为至少洪承畴在降清后是一心一意为主子卖命的，而没有像钱谦益那样反复。
也许，我们应当给钱谦益一点宽容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