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丰臣秀吉在明朝万历年间制定了一个占领中国的计划，并一相情愿地想在占领中国后将首都定在宁波。一个小岛国为什么狂妄到这种地步，元朝两次东征的失败可谓是激发日本人这一雄心的根本原因。这两次东征的失败改变了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由从前的仰视变成平视，最后俯视。
中国与日本的首次战争交流发生在唐代，时间是公元663年。早在公元653年，朝鲜半岛上三个唐朝的附属国，新罗、百济、高句丽就矛盾重重。百济和高句丽一直想瓜分新罗，新罗根本无法保全自己，就大力加强与唐朝的关系，以寻求支持。百济就与日本相勾结，似乎没有把大唐放在眼里，在公元655年，它攻取了新罗30余座城池。新罗到了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它急忙向唐朝求救。唐帝国积极响应，于公元660年派出13万人的水陆大军远赴朝鲜半岛，直取百济。百济不自量力，迎战唐帝国，结果一触即溃。活下来的百济军残部将领请求日本出兵共御唐军。
此时的日本其实情况并不妙，“大化改新”让这个国家的国内矛盾重重，为了转移注意力，也正想趁机控制朝鲜半岛，661年正月，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亲赴九州岛，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突然死掉，出征计划被迫推迟。该年八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九月，五千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五月，日本将军率舟师170艘增援。日本整个国家机器一起开动，准备去“解放”朝鲜半岛。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近三万人，唐朝方面，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7000进驻熊津城。五六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八月十三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
决定历史的白村江海战拉开了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朝大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骁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双方的阵势都很强大，但日军从未与唐军交过手，小看了唐军，他们以为，这批来自西方的军队很可能是不堪一击的。但一交手，他们知道错了，自己根本就没没有还手的机会。双方连续四战，日本四战皆输，输的非常惨。战后，百济灭亡。
白村江战役的历史意义在于，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此战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余年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白村江海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它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日本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日本人频繁地向大唐派出遣唐使，学习大唐的一切。
这就是日本，你只有把它打成残废，它才真正服你的一个民族。从此后，日本对中国的视角一直是以仰视为基调的，但这一视角却被元朝的两次东征打破了。
元朝的兴起，绝对是马上民族的骄傲。到了中国南宋末年，蒙古的开创者成吉思汗已建立起横跨欧亚二大洲的帝国，并在公元1259年迫使继新罗之后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投降，蒙古势力遂于日本隔海相望。
蒙古帝国的野心，当然不可能让一个小日本在海那边空悬着。况且，当时的日本并没有和蒙古帝国建有外交关系，这当然让蒙古人很恼火，也很好奇。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让日本知道自己就成了头等大事。
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派出兵部侍郎郎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他给日本人写了封信，在信中，他警告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
但他的信并没有到日本天皇朝廷那里，因为此时，日本掌握在镰仓幕府手里，幕府的负责人叫北条时宗，是个典型的武夫和领导武夫的人。他看到这封信后，摇了摇头，他并不知道蒙古帝国到底强大到什么程度，把信只看了一眼就扔到一边。忽必烈知道这件事后，又派出高丽使臣薛皋，送信给日本天皇。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正月，日本天皇朝廷得到了忽必烈的信。
这群日本人居然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件非常小的事，所以，操作起来就很随意了。先是开会，开了五个月，得出了他们开始就认定的结果：书辞无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
而镰仓幕府此时，已经做了迎接元朝来攻的准备。忽必烈气得要死，他本就是个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人，碰到这样不识时务的东西，更是雪上加霜。但这并没有引起忽必烈的怒火，恰好相反，在同年九月，他再次命郎赫德经高丽出使日本，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初，郎赫德使节船到达对马，但对马岛守军拒绝其登陆。此时，忽必烈正在中国领土上与南宋作战，一时之间还真分不出身来对付日本，就在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他又派出女真人赵良弼出使日本，目的只有一个：以元朝的名义打开日本的大门。可这一次，赵良弼和前面的使者一样，依旧不能打动顽固的日本人。
如果我们对当时的形势有所了解，就知道，蒙古人与日本人的这场战争肯定要发生的。当时，元帝国已经向东征服高丽，向南平定大理、西藏和安南，向西由中亚进入欧洲，席卷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放眼天下，视线所极，也只有一个弹丸岛国日本了；而且当时的日本与苟延残喘的南宋政权关系十分密切，官方往来和民间交往十分频繁，对南宋的抗元战争有较大的帮助。忽必烈当然知道，只要征服了日本，就可以卡断南宋的外援之路，使其坐以待毙。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历时五年之久的襄樊攻坚战结束后，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被彻底打破，南宋的灭亡已指日可待。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元朝受降了大批的南宋军队，如何处理这些降兵降将，成了忽必烈的一块心病。南宋军队的战斗力太差，但又不能把他们直接杀掉。间接杀掉这些人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发动新的战争。
战争似乎已经迫不及待地到来，蒙古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正在此时，也就是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的四月，高丽国有了民间武装直接与朝廷对抗，忽必烈在高丽王的“邀请”下，派出军队进驻高丽。这支军队由蒙古人忻都、高丽人洪茶丘和高丽将军金方庆带领，忻都率军攻入耽罗岛镇压林衍后，就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一千七百人，这一招实现了忽必烈的第一个想法：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自己的军队可以全力进攻日本。
随后，忽必烈召忻都、金方庆等至元大都商议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这一项目给高丽人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和沉重的负担，死伤无数，金钱浪费无数。让忽必烈高兴的是，同年六月，九百艘军舰完工。忽必烈立即下达征日命令，于是，一支由蒙、汉、高丽三族军队组成的联军，向日本进发。
这支联军的核心是蒙古族部队计有蒙汉军二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万二千三百人，由征东都元帅忻都、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亨统帅。
蒙古军的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联军在忻都、洪茶丘、刘复亨三将的指挥下，十月三日从高丽合埔出发，驶向对马。十月五日逼近对马岛。
日军反击。
但无济于事，只一天时间，联军就占领了对马岛。十四日傍晚，联军攻入壹岐岛。十六日，联军逼近了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
但是，联军并没有在肥前登陆向纵深发展，而是把主力转移向博德湾。10月19日，联军舰队进攻博德湾，杀散海滨守军占领今津一带。由于今津一带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作战，且距离大宰府（日本的指挥部）尚有一日行程。因此联军当晚回到船上，准备次日进攻大宰府。
二十日晨，联军兵分四路，展开登陆战。第一路联军从博德湾西部百道源滨海一带登陆，准备被他们全歼的是昨晚已在此布阵的日本第一线指挥藤原景资所率领的五百骑兵。藤原景是个正人君子，他没有在联军登陆时进攻，而是在联军整顿好队型后，方才按日本当时会战的惯例（这种惯例是自杀式的，无论对方是多少人，都要在对方准备好后才主动进攻。首先是由一名武士单骑溺战，冲在前边，大队骑兵随后冲杀）。可想而知，日本军队的这种做法开始时让联军吓了一跳，但一接触，联军发现这些人都是瞎咋呼，他们的“江湖武术”并不能与正规军队的作战技巧相提并论。结局已经可以预料，百道源战场上，日军“伏尸如麻”，联军很快推进至鹿原。
另一路联军的进展却并不顺利，他们负责攻击百道源西部的赤阪，肥后武士菊池二郎武房率自己所部武士一百三十骑与联军展开战斗。最高指挥部的藤原经资所率领的武士部队阻挡住了联军的脚步。这部分联军只好向鹿原方向后撤。
第三路联军从鹿原及鸟饲一带继续登陆，扩大占领地面。日本北九州各地流氓纷纷保卫祖国，或是趁火打劫。但这些人都无一例外地遇上了联军。双方各有损失。
最后一部分联军从博德湾东部箱崎方向登陆，占领岸边松林，从背后夹击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本士兵。该地守军大友赖泰的武士队伍经不起蒙古人的夹击，开始向东南方撤退。由于大友赖泰部队的撤退，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撤退。
二十日，联军与日军激战了一整天，近傍晚时候，元军先后占领了博德湾箱崎等地，日军被迫全军撤退，但联军坚决痛打落水狗。元军左副帅、作战指挥刘复亨杀红了眼，居然跳下马来，为了更好地追击。日本人见到一个穿着与其他人不同的人，猜测到很可能是个头，就试着向他射了一箭，结果刘将军中箭，联合军被迫停止追击。日本人才把逃命的步伐减慢。日军撤退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老幼妇女，被俘近一千五百余人，这些人都被联军总指挥下令全部杀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