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只能是从这些权力制衡中跳出来，重新建立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必须具有王安石想要的一切权力，比如要有议法和立法权，必须要是个常设机构。宋神宗积极配合王安石的想法，于是，改革委员会（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了。它的职责是主管全国财政计划、制定财政政策和制定所有改革大政。顾名思义，这是一个比三司使和两府（中书省和枢密院）更有权力的部门，这三个部门从此可以洗洗睡了。
改革委员会由副宰相和参谋总部的陈升之主持，陈升之这人也是屡落屡起。宋神宗即位后，将他从地方调到中央参谋总部任主任。和王安石在一起工作，陈升之感到处处都是紧张的空气，原本，老陈就不是个勇于进取的人，当王安石处处都要插一杠子时，老陈就什么事都不管了。王安石只是以自己的脾性就成了改革委员会的总指挥。
王总指挥在改革委员会的办公室里第一个想法就是，必须要找一批精英，这些精英必须要有着开放的思想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并且要有谋略，肯负责，执行力强大。
在精英的选择上，王安石首先想到了苏轼。王安石找来苏轼，叙过旧，王安石就单刀直入地问苏轼：“我请你来，是认为你是个人才，作我的臂膀怎么样？”苏轼不置可否，卖关子道：“还是先让我听听你的宏图大略吧。”
王安石呷了口茶，理了理思路，对苏轼说：“我现在的想法已经跟以前上万言书时不一样了。我认为现在的宋朝政府，小改革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要彻底改变天下的毛病，就要想办法在差役办法、常平办法、税收办法、军事制度、考试制度上作一个全面而深刻地变革，这样国家才能富强起来。”
苏轼这会儿开始皱眉头，说：“对不起，我认为治理天下关键是在治人心而不是治术，就是要开启民智，民智开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人才没改变过来，什么改革都改不出东西来。您说的这些，除了以才取人我觉得还可以外，其他的都不认同。”
王安石打心里觉得可惜。送走苏轼，王安石又在选人的问题上耗费着脑细胞。令他欣慰的是，东方不亮西方亮，第二天，吕惠卿就登门了，明确表示愿意在变法问题上全力帮他。王安石一向就很欣赏吕惠卿，特别是这次进京后，吕惠卿的很多想法都与自己不谋而合。重要的是，吕惠卿精力旺盛、思维敏捷，有着超强的执行力，这些都是王安石挑选成员的标准。
吕惠卿提醒王安石，要变法彻底，就要夺取盐铁司、度支司、户部三个部门的权力。盐铁司掌握着冶矿、茶叶、盐、商税的收入，几乎封建社会国家的财政收入都集中在这儿，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来源。度支司掌握漕运、供应等方面的情况，也是经济上不可或缺的部门。而户部则掌管户口、春秋两税、上供等事宜。把这三个部门拿在手中，履行变法富国强兵就差不多可以畅通了。
听了吕惠卿的高论，更加使王安石坚定认为小吕是个不世出的人才，此人不用，何人可用。接着，王安石又问吕惠卿，还有没有合适的人才，拉过来一起搞变法。吕惠卿想了想，向王安石推荐了曾布。曾布是王安石好友曾巩的弟弟，负责对中央各行政机关的督办工作。
王安石因为曾巩的关系，对曾布早就有些了解，但他对曾布的政治主张还是搞不实在。听了吕惠卿的话后，王安石才将曾布找来，与他谈政治，不谈则已，一谈之下发现两人很有些共同语言。两人就这样一拍即合，曾布很快成为王安石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
还有一位叫章惇，是宋神宗大力推荐给王安石的。章惇是北宋史上最不可多得的人物，文韬武略，无出其右。据说章惇和苏轼是好朋友。仁宗后期，苏轼在凤翔府担任省长秘书（判官），章惇则担任商州县长，两人都是少年进士，同龄人又有共同语言，自然诗酒流连，相处得很好。
他们经常一起出游，据说有一次同游仙潭，对面岩崖高耸，峭壁千尺，而且非常光滑。章惇便对苏轼说，何不到对面岩壁上题字？苏轼一看脚底下，发现只有一座横木搭建的小桥，下边是溪涧，深不可测。苏轼腿脚发软，只敢望天。章惇微微一笑，很平静地走过小桥，卷起衣袖，爬上峭壁，在很高的地方写了“章惇苏轼来游”一行大字，然后面不改色地走回来。
苏轼被他吓坏了，半天才抚摸着他的背说，你以后肯定会杀人。为什么？章惇很奇怪。苏轼回答说，连自己的性命都不珍惜，怎么会珍惜别人的？苏轼这话是酸秀才的酸话，这件事恰好证明了章惇的胆识有过人之处。宋神宗登基后，章惇到中央武装部（军器监）担任职务。某次，三司起火，宋神宗等站在高处，观赏章惇救火，从容不迫，指挥有方。宋神宗问姓名，知是章惇，随之给他升官。
章惇的勇敢与积极还表现在对领导错误指令的纠正上。多年以后，陕西方面对西夏用兵经常失利。神宗皇帝非常恼火，决定抓个典型杀一儆百。和几个宰相讨论后，内定了一名漕运官员，罪名是，不能及时补充粮食，导致官兵饥饿，不能打仗。当时的正宰相蔡确奉命去办。
几日后，神宗皇帝上朝时问蔡确，“那小子如何了？”
蔡确立即堆上笑容，说这件事有点棘手。
神宗皇帝很不高兴，答应宽限他几日。
但蔡确棘手的不是时间，而是：“祖宗以来，未尝杀过读书人。您是要开先例，我能这么理解吗？”神宗脸色发青，这个先例的确开不得。可是，那小子的确有该杀之处。他指示蔡确，既然不杀，那就打他一顿板子。蔡确说，祖上没有这个先例。神宗憋着满肚子火，“那就给我在他脸上刺字，发配到穷山恶水的偏远之地。你听明白了吗？”
蔡确明白，大声地说：“谢皇上。”
还没等神宗站起来要走，章惇就站了出来，对神宗说：“脸上刺字，还不如杀了他。”
神宗气咻咻，“你什么意思？”
章惇引用古文：“士可杀，不可辱！您在他脸上刺字，就等于侮辱他，所以不如杀了他。”
神宗被气得死去活来，“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章惇天生急智，立即回道：“如此快意事，不做也好！”
王安石在招兵买马时，宋神宗就把章惇推荐给了王安石。王安石与章惇略一聊，就得知此人正是改革所需要的那种猛进人才。
这就是改革委员会的几个委员，他们在某一方面都才华横溢，并且热血沸腾，他们的老大矢志不移，纵然是洪水滔天，也不能阻挡住他改革的脚步。
西方团队研究者指出，一个精英团队应该是这样的：为实现重大变革聚集最优秀的人才；由超级巨星或精英组成，每个岗位的人员都是精英；用完全不同于普通团队的方式领导，让每个精英发挥最大价值，为团队作出绝对的最大贡献；精英团队在工作中会给团队领袖和队员重新下定义；组建团队时的目标明确。
从这一点来看，这个精英团队具备所有要素，但是，不是具备这些要素就能成功，因为还有外来因素。
谁动了我的饭碗
成功学往往过分重视人的自我能动性，正如王阳明的心学极喜欢强调从内心深处找平和原因一样，成功学认为人的自我能动性法力无边。热情、真诚、坚强，就能让人到达成功彼岸。
还有人说，如果你在这个社会碰壁了，那不要责怪社会，责怪外力，你要问问你的内心，是否真的无愧了。这就等于说，一个女人被强奸了，千万不要怨坏蛋，也不要怨社会治安，应该向内心询问，为什么被强奸了。是不够平和，是不够热情还是别的什么。
所以，成功学，特别是那些总喜欢在自我能动性上唾沫横飞的所谓心灵鸡汤，全是垃圾。从王安石变法开始，我们就能看出，内部攻破的堡垒绝对是少数，大多数堡垒都是被外部强力攻破的。
而这种强力非常呵护王安石。改革委员会精英各就各位后，王安石就派出八个小喽罗，到全国各地去做实地考察。将问题反应上来，然后再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法律。当中央所有官员都知道，王安石的变法势在必行，并且是翻天覆地的开始时，政府官员们开始急吼吼的向王安石发起了猛攻。
御史吕公著对当初推荐王安石来中央的事一直耿耿于怀，其实他最耿耿于怀的是，把王安石请到中央来的目的是挤走韩琦，可韩琦走了，他老吕却没有当上宰相。他指控王安石所成立的改革委员会是小妾，没有任何名份。宋神宗没有理他，老吕又上书说，王安石这小子假公济私，改革委员会中都是他的人。宋神宗提醒他，当初改革委员会成立时，曾向官员阶层公招过。你们谁也不去，王安石只找到那么几个人，而且里面还有人是我介绍的。就那几个人，怎么算是任用私己呢。
宋神宗的解释只是口头解释，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于是，各路御史倾巢出动，要让改革委员会赶紧消失。刘述就上书说：“王安石上台才两个月，就已经做了让人无法接受的事。现在又开局设官，天下都觉得很惊骇，希望皇帝罢免王安石，让天下别再生乱了。”
御史靠嘴巴吃饭，王安石根本不予理会他们撕心裂肺的叫喊。可当王安石派出特派员到地方考察时，所有的中央政府官员都骚动了。
老实人富弼私下劝王安石，认为政府已经有个三司，可你现在又搞出个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名不正言不顺啊。
王安石鄙视这位老头，说：“历来朝廷办事，就是在名分上讲求过多，于实际反倒不加注意。我设这个机构，主要制定法律，施之天下。这个机构的确古之所无。但你只要看它制定的法律是否合乎人民群众的利益，你何必要管它名字是什么呢。”
重名不重实历来是北宋人的大忌。比如吃鸡蛋，鸡蛋好吃就可以，为什么非要管是哪只鸡下的呢。
唐介又跳了出来，老唐就仿佛是一个披着人皮的雷管，略一摩擦，都可能令他火冒三丈。他对王安石一直深恶痛绝，老以为王安石是个祸患天下的人。这段时间他已经重病缠身，但听说富弼攻击王安石后，仍然拖着病，驮着背跑进宫，讥讽王安石：“你总拿尧舜说事，尧舜时候可没有你这样一个单位。”唐雷管跪拜之后，已经无法直起腰来。
王安石听了这话极为恼火，接过雷管的话头来，说：“难道尧舜时期有二府、三司、枢密院这些单位吗？这还不是祖宗在历代基础上因形势变化改革而来的吗？我总拿尧舜说事，是钦佩尧舜时代的精神。如果诸位一味的效法祖宗，请各位上朝时把官服去了，在三点处各点缀几片树叶来，那正是尧舜时的衣着。你们因循不改，不理解治国之道，是因为你们不读书。”
“雷管”唐本来就是带病来找王安石茬的，听到王安石居然想让他成为野人，浑身上下，连毛孔都颤抖起来，指着王安石的鼻子，张着嘴巴，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宋神宗特别担心闹出人命，赶紧叫人找来担架，把雷管抬走了。
雷管被抬走后，一直不发言的曾公亮发言了。他对王安石说：“尧舜的时候书都还没发明出来，读什么书？尧舜治国，也不是靠读书来的。”曾公亮说了话，王安石自觉说得有点重了，还没来得及反驳，神宗出来打圆场，说：“条例司是朕和王安石共同制定的，好不好等过段时间你们看看结果再说，现在争这些实在太早。”神宗依旧在为王安石说话。
想不到的是，雷管唐回到家后，气的背后生了一脓疮。本来，生病了就该好好休息，放松心灵。可雷管唐每天都派人去打听王安石在干嘛。每次带回来的消息都让他七窍生烟，就这样在自我折磨中，雷管唐某天晚上爆炸：一命呜呼了。
于是，就有了执政班底生老病死苦的传说。“生”自然是指王安石，生龙活虎一般。老，是指曾公亮，走几步就要喘几分钟。病，是指富弼，这老鬼伶俐的每天都称病不上朝。死，就是雷管唐。苦，是赵抃，这个人嘴很笨，每次与王安石辩论时都被辩驳的张口结舌，所以总叫苦。
看来，这个执政班底只有一个人，就是王安石。
改革委员会发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财政预算。王安石给各个中央政府部门规定了预算，不得有超出。这次预算比往年的预算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使各个政府部门叫苦不迭。最痛不欲生的不是政府部门，而是皇室。
现在你可以知道，为什么历代变法都会受到强力的阻挠了。这是因为改革者大都喜欢向那些生活质量奇高的人开刀。仅以北宋为例，宋神宗时，宫廷宗室和皇亲国戚们的各种额外的赏赐和名目繁多的待遇奇高无比。从这一点而言，一人飞升仙及猪狗是天理。那些皇室成员大都不务正业，却有吃有喝，有好吃有大喝。现在，让他们少吃点少喝点少玩点，他们不反抗才是怪事。
皇室成员被法律规定拥有财富，是历史遗留问题。庆历年间，吕夷简为了排挤范仲淹，积极笼络皇室成员，大功告成后，为了报答这些皇室，老吕对皇室大幅度进行赏赐，并且写入宪法，以后就成为定例，只要能说的出名字的节日，这些人就有钱领。除了这些，皇室成员一出生就拥有官职，拥有官职的结果就是拥有薪水。这自然使政府财政支出吃紧。
王安石一裁减开支，皇室如同面临世界末日，纷纷奔走相告，以泪洗面。后宫的皇太后、皇帝的大老婆、小老婆们的钱财也都被裁减，这些女人在深宫中放声大哭，发誓要和王安石不共戴天。实际上，王安石不过是替罪羊，改革委员会真正的领导是宋神宗。对皇室财政的裁减，如果不是宋神宗点头，王安石即使有一百个胆子，能白日飞升，也不可能办到。
皇室成员明知道这是皇帝的意思，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所以，他们把全部怒火都集中到了王安石身上。不过，王安石通过这一改革倒是赢得了很多正直官员的鼓掌叫好。我们前面就提过宋仁宗要给小老婆们发点补贴的事，但政府官员愣是不给。由此可以看出，很多官员都希望皇室成员不要白吃白喝。
皇室成员把白吃白喝已经当作是惯性，因为他们自认为我爸是高干。让王安石这么一搞，他们真是把王安石恨入骨髓。某一天，几个游手好闲的宗室弟子吃完了三十多个菜，但没有鱼翅鲍鱼，所以嘴里都淡出鸟来了。大家集体认为王安石不近人情。
于是，等在王安石下班的路上，见到王安石过来，拦着王安石的马头，软里带着硬，伸着莲花指，对王安石说：“王大人，你怎么总拿软柿子捏。像我们这样的，如果少了金钱，那不是把我们逼上死路吗？还请你手下留点情。”王安石呸了一口，你们这群社会垃圾，不把你们活埋，就是做善事了。滚！
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且不说改革是否成功。其中有一条是必须要具备的，那就是打击权贵。把人家桌上的菜拿走一大半，这对任何人来讲都无法忍受。有钱人有一个共同的德行：我虽然不吃那盘菜，但也要看到它在我的桌上。如果谁动了我那盘菜，那我就该跟他理论一下。他们的确是想找王安石理论，但身无长技，文不能写字，武不能杀鸡。但官员中有人不是这样的废物，比如监察部（御史台）的人。
王安石的十大罪
王安石在让皇室大哭特哭时，监察部最高监察长吕诲认为有事可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