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出走
《流民图2》后，宋神宗就下了决心，暂时罢免王安石。其实这就是一个轮盘赌，宋神宗赌的是自己和革新派在王安石的遥控下反败为胜，也赌的是反对派的自然萎缩。大佬出走，反对派突然没了攻击的目标，难免会有手足无措的一段时间差，问题就在于反对派能不能挺得住。
其实自王安石登上相位以来，他就注定是一个悲剧角色。宋神宗是帅，他只是奉命行事的将。哪天皇帝对他不感冒了，他就啥都不是。要变法，就要让皇帝持续不断地对他感冒，或者对他的人感冒。
那天晚上风高云淡，老天爷特地在这个浪漫的环境下创造了很不浪漫的一幕。王安石和宋神宗，都是明白人，又都不得不揣着明白装糊涂，然后一层层地把明白逼出来，就像抽丝剥茧一样。宋神宗明白自己是推手，他必须要把面前的老者拿来给他挡箭。王安石明白自己是替罪羊，很快就要被眼前这位非常“仁慈”的老兄搞上祭坛。
结局不用谈就已经注定了的，谁也不能改变。不过，王安石也知道，宋神宗皇帝对他留了一手，如果革新派镇得了韩琦、富弼之流，这法就衰不下去，他也会重新站在宋神宗面前。在这一点上，君臣二人心眼还是相通的。
宋神宗皇帝告诉王安石：“你看，这次我不能不让你离开一段时间。你放心，等风声一过，这相位就还是你的。”
王安石懂，回道：“陛下啊，这些年来臣也确实有点累了。现在停职，正好，我读点书，参点禅不是也很好吗？只是我走了后，变法的事就要劳烦您多多费神了，您要注意好身体，别伤风感冒了。”
这话有点把宋神宗噎住，他已经习惯了王安石对他指手画脚，现在这个人走了，担子压在他头上，他确实有点适应不来。为了不让自己累得无法照顾后宫，神宗皇帝让王安石向他推荐点人才。
王安石心中早有人选，韩绛和吕惠卿。
韩绛出生韩氏家族，背景显赫，压得住场，韩绛进士及第后，谁都不服，唯独对王安石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王安石才是高手中的高手，因此韩绛对王安石的变法出力极多。在这之前韩绛的位置是总参谋部副主任（枢密副使），他在任上坚决要求改革差役法，因此代替了陈升之和王安石一起领制置三司条例司。
由于看法比较接近，韩绛和王安石同事时，关系那是相当地和谐。这样的人，王安石当然要推荐，而这韩绛，后来也不负所望，被反对派亲切地称之为“传法沙门”。
吕惠卿就更不用说了，在变法中，他是仅次于王安石的二号人物，反对派同样很亲切地称其为“护法善神”。
谈话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王安石内心很复杂，跟五味瓶一样。首先他的内心是疲惫的，这种疲惫不是失去权力上的，也不是物欲上的，而纯粹是灵魂上的。如果抛开个人卫生不论，王安石其实是一个干净得一尘不染的人。王安石有干大事的愿望，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个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恩报恩之心，这样的人还不纯粹那谁纯粹。
王安石想向宋神宗效死命，但宋神宗却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宋神宗是个男人，而且是个很花心的男人，不管他是假装还是真实地“移情别恋”，这都深深地刺痛了王安石的心。当王安石心中那股隐藏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火种被点燃时，他还是无法去挽救。
当初王安石官拜宰相时，京城的马屁精都聚在了老王家门前，送礼的送礼，烧钱的烧钱，王安石都不为所动，连出去见宾客一面都觉得有点多余。这天，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拿把笔画污了干净的窗户，他在上面留下了两行字：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看来，王安石早就认定了自己的结局是真的。三年之后，王安石罢相，当他与朋友谈起那天画窗户的事，不禁慨然道：“你看，我没说错吧。”
因为变法，王安石内心一直都很痛苦，但他没有因为痛苦不做事。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不会花巧的人。王安石通佛性，先不说他后来的拜佛参禅，就在他轰轰烈烈地推行新法的时候，他就有了看破红尘的意念了。
其次，王安石也是执坳的。让他这样放下变法不管，他又极不甘心。变法是他自己搞起来的，自己这样被撒手不管，成何体统。“拗相公”就是王安石的绰号，《警世通言》说他，“因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从此，“拗相公”这顶帽子，王安石就算戴上了。好在，帽子不是绿的。
谈话以后第二天，1074年阴历5月3日，全宋朝的报纸都出现了这么一则头条新闻：改革大佬王安石罢相了，他的新官职是江宁市市长（知江宁府）。
看到这则消息的反对派人士都咧开嘴笑了，王安石一去，不要变法的日子还会远吗？但等他们翻开报纸的第二版，却再也笑不出来了，因为第二版上也有则新闻，写的是：韩绛和吕惠卿同时拜相。韩绛为正，吕惠卿为副。看来，宋神宗皇帝还是想在变法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嘛。
宋神宗想继续，王安石何尝不是。
在去江陵的路上。王安石“一刀切”的变法恶果还在继续。当时一份很有名的报纸描绘过这么一件事。说是王安石罢相南归，不坐火车不乘飞机也走不了高铁，只好自己且行且宿。在某个村子时，借宿于一老妇家。当然，老妇并不知道来的这位丑老爷就是大名鼎鼎的“拗相公”。
第二天早晨，王安石起床要走，看见老妇跟婢女把两头猪赶到门外，在木盆中和上糠和水，口中喊道：“罗，罗，罗，拗相公来！”两头猪跟杂技动物一样，一听这呼唤，屁颠屁颠跑过来就开吃。婢女又喊“喌，喌，喌，王安石来！”（这喌，发鸡音），鸡群也是听惯了这句话的，撒开凤爪就过来抢食。
王安石心中有点不畅快，好歹我也是一朝宰相，辛辛苦苦地为大伙变法，最后咋就弄得跟个畜牲似的呢。王安石以言相询，老妇就这样告诉他：“官人你不晓得王安石就是当今的宰相吗？拗相公就是他的浑名。自他做了宰相，立新法扰民。老妾守寡守了二十年，没儿子也没儿媳，只有这个婢女，生活本来就苦得不行了，还要让我们出‘免役’、‘助役’等钱。钱出了，差役还是老样子。可见这王安石不是什么好人，因此我们这儿普遍都把鸡啊猪的叫做拗相公。”
这是事实，老妇变法前因为没子没媳，是不需要去官府当差，也不需要出“助役”钱的。王安石一变法，她麻烦就来了，老妇的优待没有了，必须交“免役”钱、“助役”钱，这下，估计就算不是生活在物价飞涨的今天，老妇也吃不起绿豆、猪肉。
这个故事有很大的虚构成份，但也可见变法对民间某些人的破坏之烈。假如这故事是真的，当王安石见到此情此景时，最大的愿望当是更新变法，改良变法，但他绝不会停止变法。
这个心情在王安石到瓜洲的时候凸显得最厉害。
在瓜洲这儿，王安石那股矛盾的心情再也憋不住了，他必须要发泄。怎么发泄呢？想了想，王安石取来纸笔写了一首诗。一千多年以后，这首诗入选进中国小学课本中，中国每一个学生都要朗诵它，这首诗叫《泊船瓜洲》。诗文如下：“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在诗中说，月亮啊，你这会照着我回钟山，但你什么时候照着我回汴京啊，回到大宋的相位上啊。这明月，指的就是宋神宗，他还是希望宋神宗清醒过来，不要被反对派搞定。这里，王安石那股继续变法的执拗劲，完完全全跃然纸上。王安石的山水诗喜用“绿”字，这诗中一个“绿”字，江南之春，跃然纸上，春色春意，都在诗中。
还有“陂麦连云惨淡黄，绿阴门巷不多凉。”“浓绿扶疏云对起，醉红撩乱雪争开。”“江湖归不及花时，空绕扶疏绿玉枝。”“门前杨柳二三月，枝条绿烟花白雪。”“秋晚吾庐更潇洒，沙边烟树绿洄回”等等都用字如神，使得王安石山水诗风格独特，雄健峭拔，清新意远。
不几日，王安石回到江宁，整日里面朝西北，密切关注着东京城里的一切局势。
另一个大佬
王安石希望留下来的韩绛、吕惠卿以及曾布、章惇等人给他把变法撑住。
可惜，王安石还是看错人了。
其实对于人才，王安石还是有些心得的。他有一套“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系统人才观，为此他还写过不少论文，在各大期刊发表过。
“教之”就是说要通过办学兴教，把国家的教育水平搞上去。因为此，王安石没少在教育上下过力气，他不止兴办太学、州县学，而且还设置有武学、律学和医学，为国家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堪称是教育分科的前辈。
“养之”就是要优待和栽培人才，王安石认为对人才要利、法、礼共用，这里的利有点“高薪养廉”的味道，就是给你开高薪，配好车，分好房子，有了这些，你就别再去贪污受贿了，礼呢，就是给官员洗脑，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让他们明白贪污是要不得的，贪污了就得接受“法”的制裁了，而这“法”也比较严厉，做管理的人谁又不是奖惩并用的呢。
“取之”就是发现和选拔人才，王安石是非常反对北宋王朝原来那种恩荫制度和科举制度的，他比较看好古代那种荐举制度，有人才大家推荐，一两个人说的不算，多数人说了才算，选上来了还要看实践效果，做得好的才是合格的公务员。
“任之”是最后一步，即任用人才，任用的原则是任人唯贤、任人唯才、任人唯德，王安石很不喜欢一个公务员，在不同的岗位上调来调去，他觉得在一个岗位上干得久一点，能力才会更加得到锻炼，这样出来的干部才是好干部。
王安石对自己的人才观十分自信，他总喜欢把通行的一些官场规则和行事惯例抛在脑后，任用人才想当然且不拘一格。嘉祐三年，王安石在担任江东提刑期间，在西夏战争中殉难的将官刘平之子刘季孙以武官的身份主掌饶州酒监。某天，王安石正好来饶州视察工作，由于事先没打招呼，现在进入人家地界上了，王安石的左右准备先去衙门通报一声，让这儿的干部出来迎接一下上司。王安石不同意，他认为突袭更好。
走进刘季孙的办公场所时，王安石见这儿窗明几净，秩序井然，墙壁上还留着一首七言古诗，王安石看着这首诗老长时间。因为官员污染了办公室墙壁，随从的官员都以为刘季孙麻烦大了。没想到，王安石看了半天，嘴里蹦出“妙哉”俩字，毫不隐讳地赞扬此诗，并亲切地询问作者是谁。左右连忙相告，说是刘季孙。王安石大喜，召见刘季孙，与他相见，这一见两人谈得非常欢快，回来后，王安石就把刘季孙升为了饶州州学的学官。
这件事在当时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刘季孙的身份本来是武官，虽然他有些文采，但在宋代官员的公务员之路上，没有进士身份的官员是很难取得升迁的。再者，刘季孙是在武官系统中，在重文轻武的宋朝，他想爬上去，更难。
但王安石可不管这些，他想要用的，那就都能上。因此才有了提拔刘季孙这样的石破天惊之举。很多人跑到州学门前去请愿，希望阻止这件事情成为事实，王安石仍旧不以为意，坚持己见。
纵观王安石一生，有用对的人才，也有用错的人才。像这次，几个被王安石留下来的改革派都或多或少地出了岔子。
刚开始，韩绛和吕惠卿都对王安石临走之际把自己提拔上来而对王安石非常感激。既然感激，那就要报答。报答的方式就是一丝不苟地推行变法，真的是萧规曹随，一点也没有违背，这让反对派有点惶恐，没想到对付王安石留下来的人也不简单。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革新派内部就出了问题。
吕惠卿是王安石最宠信的爱将，但正是这个爱将后来却成为了王安石最大的敌手。吕惠卿有政治天赋不假，但他私心却很重，心胸非常狭小。王安石走后不久，他就意识到不能再让王安石回来了，因为大佬一回来，他就永远是二把手，那是他不能容忍的，他要当大佬，坐第一把交椅。
吕惠卿很快就展开了行动，一方面，吕惠卿积极给自己谋着私利，当大官了，也就该享受了。吕惠卿同地方官相勾结，向富户借了四千多贯钱，在苏州购买了大片田产，做起了房地产生意。吕惠卿眼光确实尖，卖盐卖布，都比不上卖房地产，这是一本万利的好项目，直到21世纪都是。
另一方面，为了培植亲信，他大肆提拔自己的兄弟和亲朋好友为公务员，如他的族弟吕和卿、吕升卿，他的妻弟方希觉等人，扶持自己的势力，打着变法的招牌，肆意打击革新派的其他成员。
首先遭殃的是曾布。
吕惠卿和曾布早有矛盾，他执政以后就想着拔去这个眼中钉，而正好，曾布也自己喂了上来。
出问题的是市易司。当时主持市易司工作的是吕嘉问。吕嘉问工作期间，成绩十分突出，王安石也很欣赏他。但由于这个市易司老是调控物价，猪肉要涨价它不让涨，大蒜要涨价它也不让涨，这就侵害了很多大商人大地主的利益，让这些人物很不满，朝中一些大商人大地主的代表于是经常在宋神宗面前说市易司的坏话，弄得宋神宗也心慌慌的，不知道这市易司该不该继续存在下去。
在王安石罢相前，他是非常维护吕嘉问的。每次宋神宗说到市易司的问题，王安石就会耐心向宋神宗解释，吕嘉问是个好干部，别听那些人的胡言乱语。宋神宗也想相信王安石，但来告状的人却太多了，他还是不放心，就亲自下手札找三司使曾布了解情况，要求曾布把市易司的糗事给汇报一下。
恰好这曾布对吕嘉问也不满，两人关系非常不好，虽同在革新派阵营，但却是见面连招呼也不打的主。这次曾布正好假公济私，在找魏继宗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就忙不迭地对吕嘉问展开了人身攻击。
他给宋神宗打小报告说：“吕嘉问在给民间贷款时，总是多收利息，弄得民怨沸腾的，而且只要是商旅手中的东西，他都强迫别人卖给市易，卖给谁都不行，他这就是拿官府的威望吓唬老百姓嘛。”王安石是不主张兼并的，现在曾布说吕嘉问在搞兼并，等于是从根本上摧毁了市易法。
曾布没想到，他只想搞掉吕嘉问，到头来却连自己也被搞掉了。
当时王安石还没走，事情已经出了，王安石知道曾布跟吕嘉问不和，就提议让吕惠卿和曾布两人一起调查市易司的问题。但这个时候，问题已经不可控制地越来越大，本来吕惠卿就是王安石变法的第一大将，只不过后来吕惠卿因为丁忧必须回家守丧，才使得曾布异军突起。
曾布满以为这下子可以把吕惠卿压在下面，谁知等吕惠卿回来后，还是那么受重用，他曾布还是没翻过身来，所以曾布对吕惠卿是很有看法的。曾布那点小九九，精明能干的吕惠卿如何看不出来，故而他也要搞曾布。因此曾布想打击市易司，吕惠卿就设法保市易司，问题越搞越大，两人三天两头找到宋神宗说理，又各自找一些证人论证，很长时间都搞不出个结果来，宋神宗被两位爷烦都烦死了。
终于，曾布吵不过吕惠卿这位“辩才”了，干脆上书说，吕惠卿这人只知道耍嘴皮子，其实能力屁都没有，这样的人，我不跟他当同事，一看到他就恼火。而就在这个时候，王安石被罢相而去，市易司的问题也一直没能真正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