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亏密西根大学中国学生会的帮助，我第一个落脚的地方是个独身白人老头的地下室。
一下飞机便可以住在地下室里其实是很幸运的。我曾听说有个中国学生，下了飞机见到学校派来接机的人，那人问他身上有没有现金，他说有五百元，于是就被直接送进一家汽车旅馆，每晚六十美元。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身上只有两百元，所以说我很幸运。
地下室里有一床，一桌，一椅，一个带淋浴的厕所，和一个整日嗡嗡作响的锅炉。室顶很低，悬挂着纵横交错的管道。
地下室里一片漆黑，不论白天或是黑夜。住在我头顶的老人时常在屋里散步，拐杖的声音惊天动地，同样是不分白天或黑夜。
老人很瘦，背很驼。我一直搞不懂，如此瘦弱的老人，如何能够通过拐杖发出这般惊天动地的声音来。
我对他并无好感，所以也不准备经常同他交谈。他说话似乎很吃力，口齿也不太清，我的英语尚且不如何流利。
但除了我，我不知道他还能和谁交谈。
到美国的第一天，我把一百五十美元月租交给他，他随即叽哩咕噜讲了几句话。我不知所云，也没有耐心搞明白，虽然窗外阳光明媚，可我却昏昏欲睡。我于是随意应付几句，不但词不达意，想必也全然没有逻辑。
老人居然绷着脸说我根本没听懂他的问题。以他如此苍老的身体，竟拥有这等敏锐的听力，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只好放弃立即下楼睡觉的打算，仔细把老人的话搞明白。现在回想起来，他一定使用了助听器。
原来，他想向我展示他家的电视机。他居然怀疑我以前从未见到过这种东西。他还要求我为他做寿斯，原来他不知道中国和日本有什么区别。
我强烈地意识到了身处异乡，身为异类的感觉。我有些思念北京了。
我下楼后睡意却有些淡了。我索性坚持不睡，趁机把时差倒过来。
我从箱子里翻出阿澜的日记。记忆于是又和我开了一个玩笑。因为记忆中我是在烛光下阅读的，可我知道，地下室里虽然漆黑得宛如停电的夜晚，我却并没有蜡烛，只有一盏简陋的台灯。
很久以后我才发现，那天竟然是一九九六年的元旦。元旦过后，一九九六年的冬季学期——我在密大的第一个学期——便开始了。
密西根大学每年分春夏秋冬四个学期。秋季学期是每个学年的第一个学期，自九月初一直到圣诞节前。新年后冬季学期便开始了。秋冬两个学期各四个月，是修课的主要时机，而春夏两个学期各只有两个月，绝大多数学生只在春季象征性地修一点课或者干脆两个学期都不修课，这样计算，暑假就长达四个月之久了。
开学的最初几天，我自然是有些不知所措的。密大要比清华自由随意得多，不但没有班级的概念，有时甚至连年级的概念也不甚明显。临到开学，学生们分分通过电话或电脑，按照学院印刷的课程表，选定自己本学期的课程。至于选什么课，或者选谁教的课，全依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喜好决定。系方基本上不干涉学生修课，只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如我这般一头雾水的学生制定选课计划。
我于是立刻便有些怀念清华了——一个班集，大家上一样的课，完成一样的作业，考一样的试。旷课逃学都无所谓，作业可以拿来抄，考试之前问问同学就知道复习的重点是什么。而现在，没有了班集的概念，我似乎没必要认识任何人，一切都变做自己的职责，仿佛回到幼时，被父亲锁在家里，独自研究屋角的杂物堆一般。
但毕竟，这是在美国，在这里我不认识谁，也没人认识我。这里没有圆明园，没有卧佛寺，即便给我逃学的自由，我又有何处可去呢？
我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操着磕磕绊绊的英语在系办公室咨询。午饭时间临近，绿眼睛黑皮肤的女教务终于不耐烦起来，果断地给我列了一串长长的推荐课程，然后用无庸置疑的口气告诉我，最好每门课都修一遍。
我一手抱着铅印的课程表，一手抱着英汉科技字典，在图书馆仔仔细细研究了一下午。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想要在两年后按时毕业，是无论如何不能遵循绿眼睛开列的课程计划的——那张单子连最基础的《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也没放过。我若照单全收，哪怕每个学期超负荷选课，而每年选满四个学期，恐怕也要三年以上才能毕业。
况且我是不能一年上满四个学期的。除了上课，我还需要打工。我的奖学金只能解决两年的学费（当然还不能是超负荷的选课），而我的生活费——那一百五十元的房租和其他必需的生活费用——都是要靠打工挣出来的。
我横下一条心，把绿眼睛写的计划扔进废纸篓，自己从新制定了一个两年即可毕业的计划。计划上的第一门课程就让我头皮发紧——《高级控制理论》。即便是在清华，我也未曾修过《初级控制理论》呢。我可怜的一点点有关反馈的知识，都来自大学一年级时的《模拟电子》课，而我对那门课的印象，就只剩下那小个子女老师的四川口音了。
上过《高级控制理论》的第一堂课，我便更加忐忑了。
那间教室很宽敞，能容纳上百人，而学生却不过二十人。这样少的人散坐在这样大的教室里，气氛其实是有些散漫的。有个我猜能有两米高的白人学生，竟然在寒冷的冬天穿了短裤来上课，并且公然把脚架在课桌上，两条长长的白腿，离远了看倒好象两段脱了皮的树干。直到教授走进教室来他才将腿拿下，身子却仍半仰着，好像在天文馆看星星。
教授是位四五十岁的中年白人，表情倒是比中国的教授似乎还严肃着些。他的口音并非标准的美国口音，似乎掺杂了些德国风味。他走上讲台，第一句话就是：“我这门课算是我们系最难的几门课之一了。你们当中如果有谁是本科生的话，我劝你放弃，去选别的课。”
我好歹听懂了这句话，心里七上八下。我环视四周稀稀拉拉坐着的同学们，立刻就觉得每人看上去都是研究生的打扮，内心就更慌张了几分。
然而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教授那句开场白虽然令我格外忐忑，但至少被我听懂了。而后面的整整一堂课，我竟然对教授的话完全不知所云。可是看看那些貌似研究生的家伙们——尤其是那个看星星的——却一直在不停地提问，那口气——虽然我也听不懂他们在问什么——简直就是平起平坐地在和教授探讨了。
下课后，我又捧着字典和课程表回到图书馆，和自己做了一整夜的思想斗争。而当我终于决定要放弃这门功课，去选别的课程时，却发现其它几门可以选的课程全部已经满员了。我只能下决心硬着头皮把这门课修完。第二堂课，我带了便携式录音机到教室。出国前我就对自己的英语能力很有自知之明，所以有备儿来。
不过那台录音机我没使用过几次，因为把它公然放在课桌上是件令人难堪的事。另外就是那些课堂的录音，我永远听不懂也听不完。因为有很多单词，即便反复听仍是不懂，而字典又无从查起。
课堂录音虽不能解决我的学习问题，却能够解决我的失眠问题，而且屡屡奏效。自考入清华，我不知为何时常会失眠。满宿舍的兄弟们都鼾声大作了，独留我一个人任由思绪四处乱跑。而现在，有了这催眠的课堂录音，临睡前把录音机放在耳边，听那徐徐的带着德国风味的半懂不懂的英语，我很快便能进入梦乡。不知道真是那录音催眠呢，还是生活太繁忙，真是累的睁不开眼了。
我的生活果真是日渐繁忙了，除了每天上课，还要在一间叫作“中国楼”的粤菜餐馆打工，以便挣出生活费。学校是可以走去的，但餐馆太远。我不会开车，公车稀少而且昂贵。我只好用三十美元从房东老人那里收购了一辆年久失修的自行车。车是英国制造的，我不记得是什么牌子了。
那英国车绝对没有被我遗失的二六永久舒适轻快。
这个城市的道路没有给自行车留出专门的通道，我尽量靠边行驶，从我身边驶过的汽车也纷纷减速，有些还夸张地跨越到黄线的另一侧。好在骑车的人只有我一个，交通没有受到过于严重的阻碍。
五十分钟的路程仍令我心惊胆战。
骑到中国楼的时候，虽然我的脸和四肢已经冻得失去知觉，身上却早已大汗淋漓。
我的F1学生签证是不可以随意打工的。为防止移民局的突袭，我一直冒充老板娘的外甥。
我上班时得以穿着便服，仿佛在敌后进行地下工作。
我时常觉得招待生那套奶白衬衫黑领结黑马甲和黑西裤的制服很精神。这也许是我想穿但不能穿的缘故。由于客观原因而始终得不到的东西往往魅力无穷。
然而这身制服的确也有实际价值。不能穿上它，我便丧失了从busboy（擦桌子上菜扫厕所）晋升至waiter（开单上菜结账分小费）的机会。职位上的差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招待生每人每晚最多可以分到两百元的小费，而我却只有一小时六美元的固定工资。所以每当我收拾残羹剩饭时，看到客人们大方地在桌子上留下钞票，顺便抛给我一个暧昧的微笑，我心中的哀怨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
中国楼的老板娘是香港人。我至今也不清楚她到底姓刘还是姓罗又或是姓楼。如果直接按照我所听到的发音判断，那她就一定姓楼或是罗了。我之所以怀疑她姓刘是因为以前听到过香港人把刘德华念做“老的蛙”。
我心里还是有些喜欢刘德华的，尽管以往，我曾不止一次地当众表示过，我对以他为首的香港偶像们是如何的不屑。
我想是他的肤色和脸部的轮廓让我联想到伟。
然而以此类推，我应该是憎恶刘德华的，因为我憎恶伟。
可见我不仅没有原则，而且爱憎不分。
老板娘叫我阿冬，这两个字她发得清晰而且标准。我庆幸我的名字是夏冬而不是夏华或是别的什么，因为那样的话就有可能被她称为“阿蛙”或是“袜仔”了。
反正我不讨厌“阿冬”这个称呼。许是因为这个词我很容易就能听懂。其它时候就没那么幸运。在这所谓的“中国楼”里，我更加的不知所云。
我不敢说这些香港人或是台山人真的会使用国语或英语。但他们的确是在随时随地使用着，并且活学活用。不过，永远遵循广东话的语音语调。
我和他们语言的障碍很容易导致工作上的失误。我被告知把“宫爆该（鸡）”端去“乙（二）桌”，我便端去一号桌。我又被告知把“四味安嫂婆（sweetandsoarpork）”端去“南巴see(No.四)”，我又端去了六号桌（No.Six）。
老板娘努不可遏。我损失掉整夜的收入——二十四美元。
当然是我的错。我理应判断出这些酷似广东话的音节里，哪些是粤语，哪些是国语，哪些又是英语。
我以前歧视方言，可此时几乎开始痛恨方言了。
也许在他们眼里，我才是讲着一种奇怪方言的人。在中国楼里，我仍是个异类。
我的生活中突然失去了同类。
我如同回到了童年，一天到晚独自在家闲逛。只不过，墙角的杂物堆却不见了。
我平静地等待着同类再次出现。
我料想到那时，我又会毫无原则地接受愿意接纳我的人。
春节那天，我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我原本不知道那天是春节，是父亲在信中提醒了我。除此之外，他还告诉我北京下雪了。
信中夹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他笑盈盈地站在天坛公园的雪地里。
父亲的头发居然花白得如此厉害。有些如同他脚下薄雪覆盖的土地了。
信中没有提到小莲。可我却突然有些感激她了。
我决定立刻打电话回家。在中国店购买的电话卡还未曾使用过。
但是电话卡上的号码根本拨不通。可能是春节的缘故，通往中国的电话线路太繁忙了。
我没来由地一阵心酸，抱着电话哽咽。
房东突然在楼上发出怪异的声音。我知道，他又在喊我的名字了。我赶忙擦干眼泪。
老人神情亢奋。他责怪我整个下午都占着电话，以至于他无法和他的护士联络。
我不知道他除了和护士联络还能和谁联络。我也不知道他每周七天除了我占用电话的这一小时以外什么时间不能够和护士联络。
他却不给我辩解的机会，立刻转换了话题，问我何时为他做寿斯。
我回答说：I"mChinese！IdonotmakeSushi！（我是中国人，我不做寿斯！）我的声音有些高亢。
老人一脸沮丧。
我有些不忍，随即补充说我可以为他做Chinesedumpling（中国水饺）。
他若有所思，目光呆滞，思想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里游荡。
我提醒他现在可以和护士联络了。他如梦初醒，拄着拐杖向电话机走去。
他的发比父亲的更白，如窗外满眼的皑皑白雪了。
我连忙转身去取我的羽绒服。到了要去中国楼的时间了。
这一晚中国楼人声鼎沸。我机械地沏茶，加热水，传菜，收碗碟，擦桌子，换桌布，再沏茶。
汗水和油迹把几绺发贴在我的额头和脸颊上。我的头发已经长过了耳朵，到美国后还未曾修剪过。此时那上面能闻到浓重的油烟味道。
如果我面前有一条河或是一个湖，我真恨不得立刻跳进去，把满身的油汗洗掉。
那一夜中国楼的招待生每人分到三百元的小费。老板娘居然破例给了我五十元。下班时，我偷偷为房东老人带了一盒锅贴。
我在盒盖上写上“ChineseDumpling，HappyChineseNewYear！”（中国饺子，春节快乐！），准备悄悄放在厨房的冰箱里。
可当我回到住处时，老人却不在家。他一夜都没回来。
这一夜我终于打通了中国长途。父亲的声音很兴奋。他问我身体如何。我说很好。我问他身体如何，他也说很好。
我问他心脏怎样了。他连声说好多了，让我不要担心。
我告诉他美国很好。生活很舒适，学习和打工都很轻松。我故意把腔调尽量放自然，把语速加快。我不想父亲有机会对某个细节仔细盘问。
我讲了很长时间。过后立刻忘掉自己讲了些什么。
父亲告诉我伟常到家里来，帮他买大白菜和换煤气罐。父亲欣慰地说没想到我如此周到，临走时把年迈的他托付给了伟。
我的呼吸有些不顺畅了，上至鼻腔，下至每一根支气管，似乎都在收缩。
父亲又问我一遍身体怎样。他的记性似乎也有些退化了。
我回答说很好。
片刻的宁静。我鼓足勇气，请父亲代问小莲好。听得出来，挂电话的时候父亲很高兴。
第二天，房东老人的护士打电话来，说老人病了，要在医院里住很长一段时间。
第四天，又有人打电话来，自称是老人的儿子。他让我另找住处。
过了一周，我就搬家了。我的行李除了从中国带来的两个大箱子以外，还多了一辆英国制造的自行车。我把大门钥匙藏在门前的脚垫低下。那脚垫上印着“Hello！”和一个大大的笑脸，我惊讶为何以往不曾注意过。几周后我偶然路过那房子的时候，看见门前立着“房屋出售”的牌子。也许，老人自那一夜再没回来过。
我独自搬的家。我的新家仍是地下室，和上一次的环境几乎相同，只是头顶上的房东换作了一位犹太老太太。
房东到底是谁并不重要。我早出晚归，难得和这些早睡的老人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