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功不如好德
以德服人，以诚信做事，未元璋大力表扬这种作风，实事求是，为世人所称道。
朱元璋曾这样说：
君主的爱好一定要以大局为重，上行下效呀，如果自己品德不正，将会误国。
当了皇帝之后，他个人认为，自己仍然是好德的，被杀者都该杀，被刑者也皆自找罪过。在一次谈论此事时曾说：“今后委任官员，要看他的品行，看他是否为民办实事，办好事。”
朱元璋以宋代皇帝为例。宋太宗曾见到左藏库“金帛如山”，顿生好意，命分左藏北库为内藏库，并以讲武殿后之封椿库归其所属，改封椿库为景福内库。
朱元璋不赞赏宋太宗好财的行为。他在阅读《宋史》时看到宋太宗改封椿库为内藏库，对侍臣说：“人君以四海为家，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为什么还要分公私呢？”
据历史所载，朱元璋个人既没有遍置皇庄，也没有另设内藏宝库。他曾说：“我于花木结实可食用者种之。无实者不用。如桑、枣、柿、栗有实，及棕树、漆树尤用心栽种，盖因有益于公私之用。花园亭馆、珍禽异兽无益者，并不留心。”
在用人上，朱元璋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而对廉能者却另眼相待。有位奴隶出身的王兴宗，先被任命为金华知县，李善长、李文忠等皆以为地位卑贱，不可派为牧民之官，朱元璋坚持己见，提拔了一批社会地位低，但却很清廉的人为官执政。
三年之后，王兴宗以治行闻名。升为南昌通判，嵩州知州。当时正赶上籍民为军，兴宗提出异议，认为元末聚民为兵，散则仍为民。现在不同了，军与民已分，如籍民为兵，将会没有民了，无民向谁征税？朱元璋觉得说的有理，接受了他的意见。
“术”，在中国古代是指国君驾驭群臣的一种方法或手段。在群臣方面也用各种方式干扰国君的决策与施政。
朱元璋欲控制群臣，不愿意受到蒙蔽，与历代帝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在治理大明国时，不强调好术。而主张好信，原因在于只靠用术实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他在君臣之间，要求忠诚老实。
范常是一位敢于在朱元璋面前说真话的人，曾提出攻城掠地，不要使人肝脑涂地。无论在地方上为官，还是在朝廷上议策，他都能体现皇帝的意图，因此，朱元璋对他非常满意。同桌共饮时，列坐赋诗为乐，他做得快，语言率直，朱元璋笑着说：“老范诗质朴，殊似其为人也。”范常越发得到信任，于是被提升为起居注官。
宋濂更是一位“诚谨”的学者。他在朱元璋身边二十来年，从不会说别人坏话，所有召问，具以实对。朱元璋笑着说：“卿不欺朕。”
茹太素上万言书，朱元璋大怒，问廷臣，有的指着书说：“这是大不敬，这是诽谤。”
宋濂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他说：“这些都是忠臣的表现。不可深罪。”
过了一会儿，朱元璋再览其书，发现其中有可采纳的意见。把廷臣都召来说：“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宋濂跟随朕十多年，从不说假话，也从不说他人坏话，这是正人君子呀！”
从对宋濂的态度上反映出，朱元璋有把君臣关系建立在忠诚之上的愿望。如御史、给事中等官的设置，都属于皇帝耳目之官。但朱元璋提醒他们，做事要公正，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
洪武二年（1369），处理监察御史谢恕的案件就反映出了这种倾向。巡按松江以欺隐官罪名，逮捕一百九十多人到京师，其中许多人宣称是冤枉，侍书侍御史文原吉等把此事通报给朱元璋，审问结果的确有被冤枉的。
朱元璋严厉责问说：“御史是耳目之官，应当明辨是非，做事要尽职。不能办错案，如果自己糊涂，他人岂能服气？”
于是，把逮捕的人全释放了。
节俭是廉政之本
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所者，应当考虑如何安养他们。这就是朱元璋对人民的感情。
在朱元璋看来，节俭是廉政之本，他非常注意以身作则，试图养成一种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早在江南行省政权建立之时，他所穿的衣裳破旧了，便改为内衣来穿，并逐步改穿，直到不能再穿为止，不肯浪费。
有一名叫宋思颜的参军见到这种情景，忍不住感慨道：“主公如此节俭，真值得让后世的子孙来好好地效仿。”
他曾对侍臣说：“自古帝王的兴起，都是由于勤俭；而他们的败亡，则是由于奢侈。前代之得失，正好成为今日之借鉴。后世昏庸之君，纵欲无度，不知警戒，终于走向灭亡，令人感慨不已。大抵处心清静，则无欲，能做到无欲，自然就不会骄奢淫逸。欲心一生，则骄奢淫逸无所不至，败亡也将而至。朕想到这一点，朕心中就充满警惕戒惧。所以朕必须躬行节俭，给天下树立一个榜样。”
朱元璋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还善于抓住现实中的正反事例，惩奢褒俭，以此达到教育的目的。
正面的例子比如洪武三年（1370），河南蒿县一刘姓典史入京朝觐，朱元璋见他衣服布满补丁，非常高兴，说道：“官员们往往为了锦衣玉食，侵害百姓，这个典史如此贫寒，为官能不清廉吗？”
中书省官员忙将刘典史的廉谨事迹奏上，朱元璋遂命赐给刘典史一些布帛，作为奖赏和鼓励。
反面的例子也有，有一次。朱元璋看到一个小官史穿了一件很华贵的衣服，价值五百贯，朱元璋就批评他说：你靠着父兄的恩泽，从小吃穿不愁，知道农田劳作的辛苦吗？从你身上看，一件衣服就值五百贯，这可是一个数口之家的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啊。你却用这么多钱做一件衣服，真是太奢侈了，今后一定要注意，不要再犯了。”
除了教育官吏们应当节俭之外，朱元璋还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们应当心存爱民之念。
朱元璋认为，有的官员们因出身不同，高高在上，不知百姓的辛苦，更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关心百姓的疾苦，便教导臣下说：
“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农民最辛苦。他们终年勤奋地劳作，很少休息。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一家人可得温饱；而不幸遇上水旱灾害，年成不好，全家人就会挨饿受冻。朕一食一衣，都会想到农夫种地的辛苦。你们这些做官的人，住的是广厦，乘的是肥马，穿的是锦绣，吃的是美食，必须时刻不忘农民的辛劳！”
有时地方官员来京朝见，他告诫说：“天下刚刚平安，百姓财力俱困，就像小鸟初飞，树苗初栽，不要拔去鸟的羽毛，撼动树的根苗。廉洁能够约已爱民，贪赃必会肥己害民，你们要引以为戒。”
为了惩治腐败倾向，除了重在教育在口头宣传外，还应讲求实效。因此，朱元璋实行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以唤起官员们对下层百姓的同情怜悯之心，使天下治置于安稳。
洪武二年五月，朱元璋从郊外回城，见几个老农正在田间挥汗耕作，立即下马步行，边走边对大臣们说：“朕好久没有在田间干活儿了，见到农夫冒着酷暑耕耘，心里很怜悯他们，不自觉地就下马步行。农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各种费用，都要由他们供给。他们如此辛勤，不知地方官们是否懂得怜悯他们？大家都是人，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的艰难。古人常说，穿衣服时要想到织女的勤劳，吃粮食时要想到耕夫的辛苦。朕想到这些，侧隐之心油然而生。”
朱元璋时常挂念百姓的生活，每逢听到天灾人祸信息，心里总放不下。他曾经说过：“朕是天下之主，听到一夫受饥，吃饭便无滋味：听到一民受寒，睡觉便不安稳。”
他希望各级官员也能像他一样把百姓疾苦挂在心上，曾命令地方官员访查贫苦无依的百姓，按月发给衣食，没有地方居住的给予房屋。他训诫官员说：
“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所者，应当考虑如何安养他们。过去朕在民间，亲眼见过他们的痛苦。鳏寡孤独、饥寒交迫者，常对生活失去希望，恨不能立刻死去。我在兵荒马乱中看到这种现象，心中甚为悲伤，所以才率统师旅，誓清四海，想让天下像朕自己家一样安定下来。现朕治理天下已十年有余，如果天下还有流离失所的百姓，这不但不符合我当初立下的誓愿，也没有尽到上天赋予我的职责。所以你们都要体察我的心意，不能让天下有一个人流离失所。”
洪武五年十二月的一天，朱元璋到三山门视察城建工程，见一个服役的农夫在护城河的冰水中边淌边摸，就派人去问这个农夫在打捞什么东西。
大臣回来说：“督工把这个人的锄头扔到水里去了。”
农家出身的朱元璋自然了解一件农具在一个贫穷农民心中的重要性，立即命令身边的壮士下水代为打捞，并赏了一件锄头给农夫。他还下令把督工打了一顿板子，训斥说：“农夫服役一个多月，手脚都破裂了，已很够辛苦，你怎么忍心再害他？这要是你的父亲兄长，你能这么对待吗？”
接着，他又对随行的丞相汪广洋说：“现在正是数九寒天，我们穿着裘皮衣服。还觉得寒气逼人，这些服役的农夫当然更是辛苦了。”于是，他就传令服役的农夫们都停工回家。
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为了教育官员清廉爱民，还专门编写了一本《醒贪简要录》，他说：“四民之中，农民最为辛劳。一到春天，农民听到鸡鸣就得起床，驱牛扶犁，翻耕土地。夏天烈日当空，农民被烤得身体难受。到了秋收时节，收获的粮食除了交纳租税之外，还能剩下多少？若再遇上旱、涝、蝗灾，则全家惶惶，不知靠什么生活下去。现在当官的人不体念百姓的艰难，刻剥虐害他们，真是一点儿仁慈之心都没有。”
《醒贪简要录》的内容，主要是详细载明各级官员的禄米数额，并将米数折算成谷数，再算出每亩田地出产的谷数和投人人力的多少，目的是唤起食禄者的良心。让他们能自觉地体恤百姓。
治天下不忘正后宫
朱元璋推崇“三纲五常”对后宫严加控制，不准参与政事。与此同时，注意与马氏的情感，坚守儒家思想。
倾心向往儒家政治的朱元璋，对三纲五常等十分推崇，对于历史上的后妃专权他也颇有了解。因此，他称帝之后，对宫闱之制相当注重。洪武元年（1368），他就命令儒臣纂修《女诫》，并选择古代后妃之贤淑事迹编辑成册，以供后宫学习。
他对翰林学士朱升说：“帝王要治理好天下，首先从正家开始，而正家之道，最基本的是要严谨夫妇关系。皇后尊为一国之母，昭仪天下，实际上只能料理宫中之事，领导嫔妃，绝对不可以参预国家政事。宫门之外，毫发事不预焉。嫔妃之属，只有侍奉皇帝的份儿。如果过于恩宠，她们就容易骄恣而不守本分，以致上下失序。历史上只要是发生后妃干预政事的现象，很少有不导致祸乱的。”
他规定：内宫不准私自与外面有书信联系，违者处死。宫嫔以下的妇女生病，医生不准人宫内直接诊治，只能凭宫内传达出来的症状处方开药。为了警示宫中妇女，朱元璋命令工部以铁铸牌，红底金字，将该谕有关后妃的条令刻印在上面，挂在宫中，提醒她们要时刻谨慎，违犯了是无比危险的。
后妃的日常生活，同样地受朱元璋的严格控制。后妃们无论大小开支，自衣食到器用供应，都要通过宫中管理机关，奏明皇帝批准支给，擅自领取的处死。
《大诰武臣》中有这样一个案例：祥符卫指挥郭祜，在进军云南时娶到一个小妾，大概这女人貌美多情，或很有魅力，竟使得郭枯将原配妻子及儿女赶出家门，另找地方居住，每天只供给他们糠米八升（据说邓妻及儿女等共有二十六口）。
朱元璋对郭的行为非常愤慨，他评论说：“郭祜是元至正十五年娶的结发妻子，至今已有三十多年，而且儿女成群。当初处离乱时期，郭枯从军四处征战，东奔西走，历尽艰难困苦，才熬出头来。今天下太平，郭粘做了大官，享受朝廷俸禄，正好患难夫妻过上一段快活日子；可他倒好，却将他们赶出去了。真是无恩无义！”
身为大明皇帝，人们无法从感情是否专一、是否喜新厌旧等立场去评估朱元璋的夫妇生活。从他对有关夫妇关系事件的态度看，他是重正室、原配关系、反对乱伦悖常的。
朱元璋在位三十多年，只有前十五年时间有皇后，她就是结发妻子马氏。
马氏于洪武十五年病逝后，朱兀璋就没有立皇后。
马氏与朱元璋的结合，在朱元璋刚刚投身郭子兴军伍不久，他根本还谈不上有什么大发迹的苗头。就当时状况而言，作为郭子兴的养女，无论从出身还是现状，马氏都比朱元璋优越。郭子兴将马氏许配朱元璋，显然有收他为死党的意图。朱元璋能娶马氏为妻，多少有些高攀之意。也许郭子兴当时确实看出朱元璋的奇异之处，但前途毕竟难说。从婚后的实际可以看出，马氏对待朱元璋是没说的，朱元璋对待马氏也不错，夫妻二人是情深意笃，相濡以沫。
朱元璋初人郭军，一心想出人头地，处处努力、主动，既受到郭子兴的器重，也得到不少军士们的拥护和信任。然而，在一个地方性很浓重的小军事集团中，他作为一个外来者，随着地位的上升，不可避免地引起各个方面的猜忌、嫉妒，甚至迫害。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朱元璋所经历的艰难可想而知。最终能够成功，这除了他善用心计、能临机应变等因素外，和马氏的扶持、帮助是分不开的。
群雄纷争的战乱年代，所谓仁义之师，多为标榜、宣传的官样文章，百姓遭受的灾难是深重的。据说当时别的将领打仗归来，总有大量财宝之类的“战利品”奉献给郭子兴，而朱元璋的“战利”所得，大多是分给部下士兵，拿不出什么财宝孝敬他的老丈人。郭子兴自然会有想法，加之他人的挑拨，猜忌之心就油然而生。为了保护朱元璋，马氏便将自己的积蓄贡献给郭子兴的小张夫人，请求她向郭子兴说情调解。为了朱元璋能够发展，马氏不惜委屈自己。朱元璋曾经被郭子兴监禁，没有东西吃，马氏为偷出一些食物给朱元璋，竟用怀揣烙饼瞒过他人，也不顾烫伤皮肤。
郭子兴的两个儿子暗中在杯中放毒酒，想将朱元璋害死。是马氏知情后告诉朱元璋，使他免于一死。
马氏对朱元璋的支持，还不局限于上述方面。史称马氏不仅聪明，精于女红，且知书达礼，她并非是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朱元璋独立发展后，有关的命令、文书、记事之类的文件都由她保管，她能够整理得井井有条，随时供朱元璋取用查询，从未出现过失误。渡江以后，她曾告诫朱元璋说：定天下在于得人心，人心者天下之本也。用兵不能避免杀人，但只要不是嗜杀成性，则杀人就会少得多。
参军郭景祥总制和州时，有人说他儿子想刺杀父亲，朱元璋是极力倡行孝道的，岂能容忍这等不孝行为。他怒不可遏，想把这个不孝子很快抓来杀掉，马氏在旁边劝他说：“传闻不一定就是事实，而且郭景祥只有这一个儿子。一般情况下，他不会杀自己父亲的，你轻易杀了他这个独生子，谁来养待郭景祥呢？此事一定要慎重才是。”
朱元璋经过访查，果然是谣传。他对马氏说：“要不是你，差点儿误使郭家断了后。”
吴兴富民沈万三，曾捐资修筑皇城，又进呈聚宝盆，并请求出资犒劳军队，这引起朱元璋的反感：你沈万三还想犒赏天子的军队，真是狂妄至极。想杀了他，也是马氏适时劝解，沈万三得以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