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夜郎的确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关于他的故事可谓数不胜数，然而，他的形象却在这一堆堆故事中变得越来越不清晰了。在诸多扑朔迷离的夜郎故事中，夜郎王印之谜可谓是最难破解却又寄托着众多学者的美好期望的故事了。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企图拨开这些疑云的时候，会在那本世人皆知的古书《史记》中看到这样一段引人入胜的记载：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大将王恢率军攻击东越，降服后又派一个叫唐蒙的人去劝告邻近的南越归附。他在那里吃到一种名为枸酱的美食。回到首都长安，唐蒙从蜀地商人处了解到，枸酱本为蜀地所产，是经夜郎江运到南越的。唐蒙灵机一动，何不顺江出奇兵而制服南越呢？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其为中郎将，率精兵千人，后勤部队一万人进入夜郎。唐蒙赐予夜郎侯许多宝贝，同时晓以恩威，约定置官设吏。夜郎附近的一些小城邑都贪图汉朝的缯帛，认为汉朝通往夜郎的道路险要，不足以占领他们的地盘，就暂且同意了约定。
后来南越反叛，夜郎侯本来依赖南越，南越灭亡后，汉军回师讨伐反叛国家，夜郎侯便入朝称臣，被封为夜郎王。夜郎的邻居滇亦率国投降，并被赐予滇王印。在西南夷的数百位君长中，只有夜郎和滇的君王得到汉朝赏赐的王印。这就是文献中记录的夜郎玉印的由来。但2000多年来，人们对这一记载的可靠性一直将信将疑。
其实，无论是以往的历史学家，还是传统的金石学家，都未能解决夜郎和滇王印的真实性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次正规的考古发掘才使这一难题之解初现端倪。
1956年冬，云南滇池东岸的晋宁石寨山寒风瑟瑟。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人员正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一天，一位参加发掘者对主持工作的孙太初先生开玩笑说：“如果能出现一颗滇王印就好了，它可以证明这是一处滇国墓地，石寨山的名气一下子就会大起来，你这个发掘主持人可少不了请客。”孙太初想，天下哪有这么凑巧的事，便信口应下。岂知几天之后，奇迹果真出现了，考古人员在六号坟墓底的漆器粉末中，清理出一枚金印，顿时整个发掘现场欢呼雀跃。孙先生说：“当时自己的心怦怦直跳，捧着金印的手也有些颤抖，小心冀冀地将印上的填土剔除，四个典型的汉篆阴字——“滇王之印”明白不误地跳人眼帘。”金印四边完整无损，印背上蟠绕一蛇，回首逼视，两眼熠熠放光，光彩夺目。虽说这枚金印的大小不过方寸，但作为滇国历史的见证，它却重比千斤。激动之余，孙先生并未忘记先前的许诺，立即请人去渔船上买来两条大鲤鱼，大家饱餐了一顿。
滇王之印的发现不仅再次证明了司马迁直录实书的不可怀疑性，同时，也为汉武帝赐印夜郎提供了强有力的旁证。但有趣的是，滇王之印发现之初，也有人从金的成色、钮的蛇形和字体等方面否定其为汉廷所赐，而是滇王自制，但近年来，学者们的意见已趋一致，认定其为公元前109年汉武帝颁赐。
其实，在我国历史上这种赐印之事并非绝无仅有。例如，《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有这样一件事，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侯奴国奉贡献贺，光武帝赐以印绶。公元1784年，此事的真实性获得证实，日本北九州岛志贺岛村民甚兵卫在垦田时从一块大石下挖出了金质阴篆的这枚汉委（即矮）奴国王印。
专家认为，通过滇王之印、汉委奴国印的情况，足以证明历史上夜郎王确实获得过汉中央赏赐的金印。有的专家甚至推测，“此印为纯黄金所铸成，方形、蛇钮、上刻阴篆文夜郎王印”。
历史资料和考古发掘已基本证实了夜郎王印存在的真实性，正因为如此，才引起了众多的关注，甚至有专家认为：“找到夜郎王印，也就等于找到了夜郎国。”
1995年9月，贵州省成立了以分管副省长为组长的夜郎考古领导小组，以加强夜郎文化的研究。根据我国古代用印惯例，夜郎王印应该是每朝君王之间代代相传，由此可以推知夜郎灭亡前，此印当在夜郎王手中。公元前27年，汉太守陈立诱杀了夜郎王兴，其岳父翁指、子邪务兴22邑之兵复仇，手下之兵共斩翁指，持其首出降，夜郎遂亡，王印的下落便成为千古之谜。
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翁家烈认为，夜郎王印不可能在墓中找到，原因在于夜郎王兴是被杀的，这个印不会好好保存。他还说：“我国古代一般封官授印，而被处斩的官印要收回，因此，不排除已被中央收走的可能。”也有专家认为，王印不可能在墓中找到还有一种可能。晋代的时候，一种叫“五茶夷”的少数民族曾挖掘了一代叫“庄王”的夜郎王墓，晋政府以此为借口，灭了“五茶夷”，因此，王印会不会被“五茶夷”掘得，或为晋灭“五茶夷”时为晋人所获？
还有人指出，夜郎王兴被杀时，是“从邑君数十人人见（陈）立，立数责，因断头。”是时王印在兴身上的可能性不大，而后来翁指、邪务复仇，史料中只记翁指被杀，邪务不知结果，也有可能兴被杀，邪务继位而执印，兵败后挟而走之，不知所终。
由于谜团重重，专家们在肯定如能找到王印将产生的积极意义之余，不得不留下冷静的思考。其中在一份名为《贵州夜郎考古座谈会纪要》中也看到这样一段文字：“是否一定有都邑，是否一定有留存下来的王族墓葬，是否有丰富的随葬品，以及汉王朝颁赐的金印是否能密藏至今等，都不可预先框定，需要考古发掘事实才能作出准确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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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颁赐滇王之印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汉武帝在其故地设益州郡，封滇王国国王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滇王之印用纯金铸成，印重90克，印面边长2.4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蛇纽，蛇首昂起，蛇身盘血，背有鳞纹。汉武帝赐滇王之印后，对云南实行统治。
历史上的夜郎
古夜郎国当然只有一个。它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该书写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司马迁所说的西南夷，指战国时期巴蜀西边，南边的少数民族。地域大致包括今天四川的西部、南部、云南和贵州。这片地区有众多民族部落，其中夜郎最大。夜郎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后，曾封夜郎君长为王，赐给王印。西汉末年，夜郎国灭，夜郎民族和夜郎文化不复见于史籍。
汉以后，先后有几朝中央政府曾以“夜郎”做郡县地方命名。据《辞源》说，先是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在北盘江上游设夜郎郡，辖境多属古夜郎国范围。南朝梁大宝年后废，存在了200多年。后来唐朝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珍州为夜郎，辖境在今贵州桐桎及正安一带，已非晋夜郎郡位置。用于县名，不算汉朝所设，有三次以上。先是晋夜郎郡治所。后来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设于今贵州石阡县西南，6年后废。唐朝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设于今湖南新晃县一带，五代时废。北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重设，10余年后又废。其中，唐朝贞观年于今新晃所设夜郎县的废止时间可能有误，因为贞观后天宝年改珍州为夜郎时，作为治所的夜郎县在今正安一带。按常理，不能同时在今新晃还保留另一个夜郎县。故新晃所设夜郎县，在天宝年之前应已废止。显然，汉代以后的夜郎，与古夜郎国和夜郎文化已经无关。不过是后人托古附庸的一个地名符号而已。且不说夜郎国灭后，夜郎民族的迁徙、融合以及夜郎文化的衰变趋势，只看看后来所设郡县的一再立废和地点的不断转换，便知其名称符号是否还有实际意义了。
有关夜郎国的记载，最可信的史籍是《史记》和《汉书》。前一本是同时代伟大的历史学家所著，后一本是夜郎国灭后不久杰出的历史学家所著。两书很多内容基本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