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对待契约问题上，海瑞不顾当时的国情，片面强调形式主义，致使法律的执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明代法律规定，贷款的利率不超过三分，不论借款时间长短，利息总数不得逾本金之半。法律还规定，土地因不能还贷而被放款者占有，五年之内，仍可以用原价赎回。这些在《大明会典》里规定得是十分明确与严格的。然而，到了海瑞那里，则要求争议的解决必须以书面契约为依据，这对于那些目不识丁的广大农民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农民间是很少使用书面契约来发生借贷关系的。这样一来，不知有多少人在海瑞的貌似公平的判决下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法律在海瑞的手里被人为地扭曲了。海瑞自己也承认，他所批准赎还的仅占全部典押借贷案件的二十分之一。（《海瑞集》）结果，在海瑞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正常的经济秩序被搞乱了。
最让人诟病的是海瑞的家庭悲剧。明人姚叔祥的《见只编》上，记有一条有关海瑞的材料，说：“海忠介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憧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这个故事用白话来说，就是海瑞有个女儿，年方五岁，正在吃糕饼，海瑞问她，糕饼是从哪来的，女儿回答说：是某个仆人给的。海瑞生气地说：“我女儿怎么能随便吃仆人的糕饼？你不是我女儿！如果就此饿死，才称得上是我女儿。”小女孩就哭着不吃东西了。家里人想方设法要她吃，她坚决不吃，一个星期后，女孩死了。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的人，却并不一定这么想。在他们眼里，海瑞的“怒”，扮演的是严父的角色，为的是让女儿从小就懂得尊严，而女孩的死，则昭示着有其父必有其女的道理，她用幼小的生命挽回了自己的尊严。
如果说这个材料让我们感到海瑞的不近人情的话，另一件事则恐怕更有损于我们心目中海瑞的形象。明人沈德符撰的《万历野获编·补遗》说，房寰曾经疏攻海瑞“居家九娶而易其妻”。就是说，海瑞的政敌曾攻击他私生活有问题。海瑞一生中，先后收为妻妾的妇女，计有王氏、潘氏、许氏、丘氏、韩氏等多人，让人吃惊的是，他曾两次出妻，其中第二任妻子在结婚1个月即被逐出家门，第三位妻子则于公元1569年不明不白地死去。海瑞的不断纳妾，造成了他年纪“已重而妻方艾”的局面。尤其是他在花甲之年还纳了两个年轻美貌的侍妾，妻妾相争，有二人同日自绕，成了言官疏参、时人讥评的话柄。这就不能不使人对海瑞的为人、尤其是对待女人的态度大存疑问。即使按封建的婚姻道德标准来衡量，海瑞的所作所为也是不可取的。
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海瑞的另一个政敌、吏科给事中戴凤翔曾疏参“瑞出京师，用夫三十名；德州而下，用夫一百余人。昨年差祭海神，假称救访民事，恐吓当路，直至本乡。虽柴烛亦取足，有司抬轿径入二司中道，致夫皂俱被责三十，尚不愧悟”！这虽然来自对手的攻击，但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
美化古人是中国文学家的惯用手法。但由于普通老百姓爱屋及乌，会不自觉地将古人的一些劣迹以及错误的思想一并吸收、弘扬，这就导致我国现代法治思想难以流布。人们在舞台人物的唱词中汲取到了太多错误的法制观念，以致于在今天的法庭上仍能听到老百姓时不时运用古代清官的思维逻辑来判断眼前的纠纷。海瑞毕竟是个封建官僚，或者说，海瑞毕竟是个凡人，他不可能像我们所想的那样高大完美、一心为公、爱民如子。保证官员廉洁的关键条件，不仅在于个人的道德品质，而更应该是法律制度，这是探讨海瑞现象所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被冷落的“抗倭英雄”
一提起明朝的抗倭英雄，大家马上就能说出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名字，但如果问起胡宗宪，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个奸臣。不过也确实如此，胡宗宪因为阿附奸相严嵩的义子——大明朝十大奸臣之一的赵文华，并有伙同赵文华参与陷害抗倭功臣兵部侍郎张经，并冒领张经抗倭的战功等劣迹，因而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无可原谅的污点。可见，在他活着时名声就不大好，
倭寇像在死后更被当作严党的走卒成为士人与百姓眼中的另类，永久地失去与后来的抗倭功臣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成为受人敬仰的民族英雄的资格。
国内涉及到胡宗宪的影视作品并不多，又大多是作为严嵩的党羽而以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出现，而且一般也是以一个典型的腐败官僚的形象出现。当然，作为一个奸臣，这样一个形象也是与人们厌恶的“坏人“的形象相吻合的。然而，历史上的胡宗宪，却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伟岸男子，足智多谋且胆略过人，与倭寇作战时，每每能身先士卒，冒着炮火羽矢，亲临战阵，指挥作战。虽然在他报捷请功的奏折中常常多有夸大，但与倭寇数十仗，也确实是少挫多胜，是戚继光以前对倭寇最具威胁的人物。
胡宗宪（公元1512~1565年），字汝贞，号梅林，安徽龙川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初任山东益都县令。中国古代的县令要干的事很多，比如税收、审判、治安、刑侦乃至军备防务等都得一个人负责。胡宗宪在任期内因为精干，政绩凸显，更因是在破案方面能力比较突出，声名在外，引起朝廷的注意，而屡获升迁。他先为巡按御史，文华扳倒张经及其继任者杨宜，并取而代之成为兵部侍郎，总督东南军务，统领整个东南的军队，担任起平复倭患的重担。所以，在他担任军队统帅指挥作战的时候，就不能再称之为文官了，而是一个将领，又因为他的战绩的确彪炳，所以也不妨称之为“名将”。
在抗倭方面，胡宗宪最突出的功劳便是诱杀倭寇中的中国籍大首领汪直、徐海等人了。当时，不学无术的赵文华通过虚报战功升为工部尚书，又在干爹严嵩的帮忙下取代了大臣沈良，兼任右副都御史，提督浙闽军务。赵文华也曾与倭寇作过战，但被倭寇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还连带着让胡宗宪也吃了一场大败仗。不过，赵文化明知倭寇不好打，还争着要掌管浙闽军务，就是因为手下有胡宗宪这员大将。由于他的兴趣全在两浙、江淮、闽粤几省所征召的丰厚的军饷上，于是就把除征发粮饷以外的所有军务很爽快地交到胡宗宪手上。
胡宗宪对倭寇也非一味蛮剿，在外交上也作过了些努力，曾请旨朝廷派使臣与日本政府建立联系，约束本国海寇。但此时日本正闹内乱，所以在外交上没起到什么作用。不过从日本回来的使臣陈可愿却带来了一个倭寇首领汪直及义子毛海峰有意归顺的消息。胡宗宪将此事上报，兵部的官僚们对此甚为谨慎，对汪直颇为猜忌，认为汪直希望明廷开市通贡的要求无异于是对朝廷的要挟，“其奸叵测”，着令胡宗宪严加防备，并令转告汪直，要表示诚意，就得先灭了舟山群岛一代的诸倭寇的巢穴再说。
时值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倭寇首领徐海与陈东、麻叶等集结兵力逾万余，兵分三路，猛攻江浙。四月，倭寇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桐乡之围。桐乡属嘉兴府，乃江浙战略要道，若陷于倭寇手，将直逼杭州和陪都金陵。浙江巡抚阮鹗亦被困其中，急得快发疯，连连发急报催促解救。一时间，一直被明廷视为疥癣之患的小小倭寇，竟闹得乾坤动荡，满朝震惊。
此时坐镇杭州的胡宗宪，手头兵力仅有三千多人，不仅数量不及倭寇，质量更不在一个重量级。而从其他地区调兵，一来远水解不了近渴，二来客兵（北兵）普遍军纪涣散，对百姓之害更甚于倭寇，且战斗力也不值一提，往往一遇倭寇便土崩瓦解，自相践踏。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胡宗贤知道硬打是不行的了，恐怕援兵未到，大明朝的东南门户怕要被小小的倭寇撬开了。
好在当时胡宗宪已与汪直及其义子毛海峰联系上了，并从金华监狱里将汪直受牵连的老母妻儿解救出来，初步取得汪直的信任。总督师爷一番策划，定下计策，先遣人与毛海峰接上头，让他游说徐海退兵，随即派手下军官夏正与徐海接上头，晓知以理，动之以情，又是名禄相许，又是威逼利诱。徐海本来立场很坚定，但还是经不住大明官爵和荣华富贵的诱惑。在探知徐海有意接受招安后，夏正便在徐面前挑拨说另一倭寇首领陈东也有意招安，不日将抢先拿徐海献功；在游说徐海的同时，胡宗宪又遣人到陈东那里通风报信。
此时，几大贼首已相继被胡宗宪以功名利禄收买，震动天下、危急万分的桐乡之围顷刻而解。可叹他们到死都不知道，胡宗宪手里虽有掌管闽浙军务的权力，但招抚的权限全在朝廷部议，而兵部早已否决了关于招抚的提议，胡宗宪此时纯系走一步算一步。
而徐海因误信陈东背地里要出卖他，在夏正的怂恿下，诱捕了与陈东一伙的首领麻叶，绑至胡总督帐前做见面礼。胡宗宪打发走徐海，便赶忙摆出一副曹操释张辽、张飞释严颜的架势给麻叶松绑，麻叶感激涕淋，表示愿意效忠，拿下徐海为胡总督效力，于是与陈东写了封书信要密图徐海。胡宗宪拿着麻叶的亲笔书却让夏正拿给徐海看。徐海恼怒之余，设计诱捕了尚在稀里糊涂中的陈东，亲自押送至胡宗宪帐下。胡宗宪装模作样地犒赏了一番，打发徐海出帐，却对陈东好言相抚，又以言辞相挑拨，还特意安排陈东的部众与徐海相邻而驻。陈东莫名其妙遭暗算，气愤难当，又有胡宗宪在暗中捣鼓假书信挑拨他的手下，两支倭寇的主力就这样开始自相残杀起来。
等到徐海回过神来，大呼中计，却为时已晚了。陈东的部众已被他杀得差不多了，两败俱伤，而他派去向日方大首领萨摩王送求救信的倭寇，也被胡宗宪早埋伏好的参将卢镗拿个正着。徐海坐守无望，率残部突围，这时他的死对头俞大猷已领数千明军援兵赶到，将徐海余众赶入位于嘉兴北海盐附近的内河，徐海也在投水逃亡时溺死，陈东、麻叶等倭首也被俘送入京中处以极刑。
徐海、陈东被解决后，下一步胡宗宪就开始要对付汪直了。胡宗宪在将汪直被明廷囚禁的老母妻儿解救出来后，迎至杭州，甚是优待，已初步取得了汪直的信任。胡趁热打铁，令说客蒋洲赴日本劝降汪直，汪直此时因徐海、陈东、麻叶之死还颇有疑惑，蒋洲巧言开导，以汪直与胡总督的同乡之宜相惑，并诱之以亲情，汪直或许是思念老母妻儿情切，亦或是真相信了胡宗宪的空头支票，数日后，终于率众船来降。
汪直这只老虎既已入笼，胡宗宪是决计不肯让他逃出去的。他一面设宴款待，实为软禁，并令下属送粮食酒肉给汪直的船队，安抚毛海峰；一面加紧令文牍员修写奏折，送入京中请示。但朝廷部议也无甚结果，不知如何处置汪直，对汪直是决不信任的，放回汪直人，在他们看来无疑是纵虎归山；马上杀了汪直，那又将引来倭寇的大举进攻。抚也不是，杀也不是，只得仍令胡宗宪“便宜行事”，“如羁养之”。这一养，就是两年。
至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冬，朝廷终于下了旨。一日，胡宗宪摆好宴席邀汪直入饮，酒过三巡，汪直便被武士拿下，朝廷终究是主剿不主抚，下旨处决汪直。宗宪又是抱歉又是无奈，声称此非他本意，请求汪直原谅。汪直懊悔莫及，厉声喝骂，但此时也于事无补了，一代海盗匪首就此人头落地。
汪直死后，他的倭寇集团也随即解体，而其他有号召力的中国籍的首领徐海、陈东等也先其灭亡，海上再无那种能号召群寇的巨头了，倭寇们曾经所抱的招安和开市期望都随之彻底破灭，意味着他们的前途再无着落，从此他们陷入一种愤怒的、单纯以杀人放火、劫掳财物为目的的杀戮中。中国沿海各省，在随后也遭到了数倍于前的惨烈蹂躏。
在汪直授首后的第二年，倭寇卷土重来，变本加厉，风卷残云般地袭卷沿海诸省，官军莫不能挡。嘉靖三十九年末，倭寇攻击重心转至福建，攻掠泉州、南安、惠安、厦门、同安诸府县。四十年初，围攻福州，破福安、宁德、福清、永福诸城。四十一年，奸相严嵩倒台，严嵩集团遭清算，胡宗宪因属严党而坐罪，革职入狱，后获释。此时已是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了。四十二年，御史汪汝正以胡宗宪给严嵩之子世蕃手书中，有“自拟圣旨”为据劾胡，胡宗宪再次入狱。在狱中他愤然上书为自己辩白，嘉靖皇帝或许是念他功勋卓著，未定其罪。胡宗宪革职入狱的同年十一月，倭寇攻破兴化府（今福建蒲田）大肆烧杀，全城男子尽屠，女子留作营妓。一时间，朝野震动。但随后即被名将戚继光、俞大猷、刘显击溃，并陆续将零散倭寇剿灭，一直至万历年间，方基本平定沿海倭患。
而胡宗宪，于嘉靖四十四年又有大臣上奏罗织他的罪状，宗宪不愿再受辱，愤而自尽。中国古来能征善战的大将军多无善终，吴起、李牧、白起、韩信、李广、高仙芝、岳飞、袁崇焕……无论人品如何，皆死无端，正应了那句“将军百战身名裂”。
其实，现在看来，不管胡宗宪在官场的中如何勾心斗角、趋炎附势，这并不能一笔抹杀他在抗倭中的功劳。
对李鸿章的功与过的争议
1901年，李鸿章在屈辱中辞世。这位晚清显赫一时的人物，身前和身后都遭诟病。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是毁誉不一。毁之者往往总是把他和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诸如甲午海战的失利，《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等等。由于对这些事件负有直接责任，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进而成了某种国家落后的象征，是“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誉之者认为，他是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者”，是“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是“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那么，李鸿章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贼”？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实际上，对于李鸿章既不能简单做出判定，也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他当年的所作所为，更不能一骂了事。
要认识和评价李鸿章，必须弄清以下两个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