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乱世从军，两度出使中国
崔可夫将军1900年2月12日，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出生于沙皇俄国图拉省奥谢特尔河谷的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的一个贫寒家庭。1912年，由于家庭贫困，12岁的崔可夫辍学到首都彼得堡谋生。
1917年的“二月革命”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罗曼诺夫王朝就此覆灭。同年的7月4日，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派兵镇压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崔可夫亲眼目睹了这一血腥屠杀的场面。此后许多工厂倒闭，崔可夫所在的工厂也难逃噩运。崔可夫失业了。
无计可施之下，1917年崔可夫投奔了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的哥哥，在喀琅施塔德成为海军水雷教导队的一名水兵。
不久，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崔可夫随波罗的海舰队加入了红色政权的行列。1918年春，崔可夫去了莫斯科，并在那里参加了红军军事教官短训班，成为步兵第二班的学员。同年7月2日，崔可夫和其他学员受到列宁亲切接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苏俄军勇敢抗击来犯之敌。崔可夫被任命为副连长，不久，由于表现出色，被提升为连长。
返回莫斯科，崔可夫参加了军事教官短训班，获得了“红军军官”证书后，旋即被派往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在咯山参加步兵第40团的组建工作。此时，年仅18岁的崔可夫被任命为步兵第40团负责队列的副团长。
1919年红军统帅部将步兵第40团编入北部战役集群第2集团军第28师，移驻维亚特省的波梁内地区。第28师的师长阿津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红军指挥官，19岁的崔可夫处处都在模仿阿津师长。当时，正值原沙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外国干涉军的支持下准备推翻红色政权，崔可夫率领部队转战东西。
1920年，在苏波战争中，崔可夫任第43团团长，英勇战斗，取得杰出的战绩。
1922年，战事已基本停息。8月，崔可夫到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去深造。1925年8月，崔可夫以优异成绩随第五期学员们如期毕业。在3年的时间里，崔可夫得以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使自己的军事理论素养在丰富的实战经验基础上得到很大的提升。
由于学业优异，崔可夫被学院决定留在东方系的中国部继续深造一年。
1926年秋，崔可夫以外交随员的身份，随资深外交官克罗日科前往中国。
1927年秋，崔可夫正式完成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的学业，再度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
1929年，中苏双方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出现纠纷。7月13日，苏联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崔可夫奉命随苏方外交人员撤回国内。
20世纪30年代初，苏军开始大力培养各级指挥官。具有实战经验、系统军事理论素养和外交官履历的崔可夫被苏联军事委员会选派担任首长进修班主任职务。1936年初，崔可夫被选送入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的速成班学习；年底，他从速成班毕业后被分配担任机械化旅的旅长。
1938年4月，崔可夫被任命为步兵第5军的少将军长，这时他才38岁；3个月之后，他又升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博布鲁伊斯克集群司令官。1939年初，纳粹德国疯狂扩军备战致使国际形势急剧恶化，位于苏联西部前哨的白俄罗斯特别军区进行重大改组，在原博布鲁伊斯克集群的基础上组建了第4集团军，崔可夫出任集团军司令官。
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9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鉴于波兰局势已对苏联安全构成威胁，苏军将越过苏波边界，“解放”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随后，苏联政府组建了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崔可夫指挥的第4集团军被编入白俄罗斯方面军，参加了入侵波兰的行动。
侵略战争结束后，崔可夫被调至第9集团军，任集团军司令官；指挥该集团军所辖的4个师承担了对芬战争中切断芬兰“腰部”的任务。12月底，崔可夫的第9集团军虽然楔入芬军防御区40多公里，但在随后的战斗中，他的两个主力师由于当地的严寒，被芬军歼灭过半。因此，统帅部下令解除崔可夫第9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
1940年，法国败降，欧洲局势更加紧张。而远东地区的形势也对苏联不利：日军此前先后在张鼓峰、诺门罕发起对苏的武装挑衅，使苏联远东地区面临严重威胁。
鉴于严峻的形势，苏共中央委员会经过慎重的酝酿和审慎的筛选，决定让崔可夫担任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前往中国，指导中国政府的抗日战争，协调中国国共两党的关系，以此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避免苏联两线作战。
1940年12月，崔可夫带着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从苏联出发，于1941年1月1日抵达陪都重庆。在当晚的新年晚宴上，崔可夫与蒋介石进行了短暂的礼节性会晤，双方有一段精辟的对话。
蒋介石说：“今天，世界上有3股力量没有卷入战争，即苏联、美国和某种程度上的中国。中国可以抗战。未来取决于它们和它们的行动。换言之，3个人物将决定世界的命运。日本不可能战胜中国，中国根本不可能战败。战争对中国只不过是生病。而一切病都会好的……。”
崔可夫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疾病会导致死亡。”
蒋介石又坚持表示说：“不，我们不认为疾病会导致死亡。死亡并不是疾病。没有疾病也会导致死亡。”
崔可夫将军担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后，除了参加一周由参谋总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之外，还与美国驻华代表、法国维希政府的代表等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获得很多有价值的资料，为苏联政府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以避免两线作战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1942年1月，美国政府任命陆军第3兵团司令官约瑟夫·华伦·史迪威将军为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参谋长；1942年2月上旬，史迪威赴华任事。
此时身处重庆的崔可夫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来华的任务，便向莫斯科提出：“我认为，在这种局面下，我作为总军事顾问在中国已无事可做。和史迪威将军作顾问竞争是不适当的，甚至是荒唐的。我不能介入，也就是说，不能建议蒋介石或中国军队参谋总部怎样帮助美国和英国打日本……我想回国投入我国人民抗击希特勒的战斗。”
2.为斯大林格勒勇敢战斗
1942年3月，崔可夫将军结束了在中国的使命，奉召返回莫斯科。崔可夫汇报了在中国的工作之后，便要求上前线，迫切地希望马上参加抗击法西斯侵者的战斗。
崔可夫与参谋长克雷洛夫和军事委员古罗夫在查看地图。1942年5月，崔可夫被任命为配置在图拉地区的后备军的副司令员。由于司令员还没任命，崔可夫负责指挥部队。
7月初，统帅部将崔可夫所在的后备军改编为第64集团军，戈尔多夫中将任集团军司令；并在顿河或伏尔加河一带迎敌。
7月23日，戈尔多夫被任命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官，崔可夫开始代行第64集团军指挥权。
7月25日，崔可夫在卫国战争第一次参加了战斗。当日，德军以2个步兵师和1个战车师的强大兵力对第64集团军右翼阵地发起攻击，企图在卡拉奇附近强渡顿河，直扑斯大林格勒。3天过后，第64集团军的右翼撤过了奇尔河，但德军从下奇尔斯卡亚地区突袭斯大林格勒的企图落空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官戈尔多夫中将对崔可夫后撤部队的做法不满意，指派舒米洛夫少将担任第64集团军司令。
8月1日，德战车第4集团军在突破了苏第51集团军的防线后，攻占列蒙特纳亚并逼近了科捷尔尼科沃；第64集团军和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左翼受到德军从南面的包围。崔可夫迅速赶赴形势最糟的南部地段，于8月3日组成了拥有4个师又2个旅（后又增加了1个师）的“崔可夫战役集群”，并迅速与方面军司令部取得了联系（与第64集团军联系不通）。
5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命令第64集团军在科捷尔尼科沃方向迎击德战车第4集团军，“崔可夫集群”则奉命从南面掩护第64集团军的行动。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崔可夫率部将德军赶回了阿克赛河，取得了反击的胜利。
8月中旬，希特勒调整部署，要从西北和南部两个方向对斯大林格勒发起“钳形攻势”。
8月23日，德军向斯大林格勒派出了大量的轰炸机，进行了近2000架次的轰炸飞行。形势万分危急。
1942年9月12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任命崔可夫为第62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的任务是防御斯大林格勒城的中部和工厂区。
崔可夫表示：“斯大林格勒对我们全体苏联人民至关重要，这个城市的失守将挫伤人民的斗志。我发誓决不离开这座城市，我将采取一切办法坚守。我决心要么守住城市，要么就战死在那里！”
为鼓舞士气，崔可夫在到任伊始就发布命令∶“斯大林格勒是我们最后的战场；未经我和参谋长同意，任何部队严禁擅自撤离现有阵地；集团军司令部在任何情况下不向后撤。”
崔可夫在作战会议上指出：“我们不能仅限于防守，而应该抓住一个有利战机去打反击，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敌人，并用我们的积极行动破坏敌人的计划”。
14日凌晨3时，崔可夫指挥第62集团军从马马耶夫岗向德军发起了攻击；但遭到德军的强力抵抗和反击，进展极不顺利。15日，德军对第62集团军实施强攻，双方在马马耶夫岗等城郊地区展开激烈的城区街巷战斗。
9月16日、17日两天的战斗更加激烈，尤为残酷。崔可夫说：“我们的部队在这里经受了从残酷和顽强程度来说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恶战。”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巷战，崔可夫摸索出了一些规律。他告诫属下的各级指挥官，不要束缚于既定的战斗条例条令，要相信士兵们并给他们充分的战斗自由，要多化整为零地组织突击小组，甚至可将“单人堡垒”作为新的战术单位。这些措施都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在接下来的残酷战斗中，崔可夫及其司令部一直坚守着自己的防御阵地，从未撤离到伏尔加河的对岸。
在10月中旬，德军甚至攻至第62集团军司令部仅400公尺之处，而崔可夫和参谋长克雷洛夫都镇定自若地表示：“我们将一起清洗好自己的手枪，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的脑袋”。
10月底的战斗中，在对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来说是更为艰苦的日子，但胜利的曙光已冉冉升起。
1942年11月13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于11月19日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全面反攻行动以围歼该地域的德军部队。
12月17日，第62集团军从一块块漂来的巨大浮冰上步行渡过了伏尔加河，与德军展开激战。
1943年1月10日，苏军部队对被围德军发起攻击行动。顿河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中将在视察第62集团军时告诉崔可夫的任务是：“以积极的行动，从东边将更多的敌人吸引过来。如果敌人企图越过结冰的伏尔加河突围，就坚决地把它堵住。”
崔可夫向罗科索夫斯基保证：坚决完成任务，在顿河方面军主力发起主攻之前，第62集团军决不让保卢斯的德军部队撤走一兵一卒。
随后，崔可夫指挥部队由东向西推进，对德军发起了强劲的攻势；1月26日，第62集团军与自西向东进攻的第21集团军在马马耶夫岗胜利会师。
1月31日，刚刚被希特勒授予元帅军阶的第6集团军司令官保卢斯及其手下的步兵第4军军长普费尔中将、第51军军长库尔茨巴赫中将、第295师师长科尔费斯少将等德军高级将领都成为了第62集团军的战俘。
2月2日，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向最后负隅顽抗的德军部队实施最后的攻击，俘获德第11军军长施特雷克尔中将。当天16时整，顿河方面军终于彻底完成了歼灭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集团的使命，历时200余天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终于以苏军的彻底胜利宣告结束；希特勒宣布德国全境为此哀悼3天。
崔可夫将军命令所部向敖德萨突击。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崔可夫指挥的第62集团军在市区防御作战中，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数倍于己的德军部队，完成了苏联最高统帅部“不许后退一步”的任务。
苏军的《红星报》在社论中说∶“第62集团军的震惊世界的顽强精神，使我统帅部有可能集结兵力，转入反攻，重创庞大的德国法西斯部队。”
为表彰第62集团军的战功，苏联最高统帅部将第62集团军改为近卫军，而崔可夫则获得了苏联最高荣誉称号——“苏联英雄”。
3.得之不易的库尔斯克之战果
1943年3月底，苏联最高统帅部将第62集团军调入西南方面军编成队，从斯大林格勒附近换防到北顿涅茨河的库皮扬斯克和斯瓦托沃地域。
1943年4月16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把第62集团军改编为近卫第8集团军。
1943年4月中旬，最高统帅部命令崔可夫利用休整时机，使所属部队做好实施进攻和突破敌防御地带的准备，并深入研究诸兵种协同作战、近战、夜战、反战车战等进攻作战中的常见作战样式。崔可夫在与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大将、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库兹涅佐夫上将、战车第3集团军司令雷巴尔科夫将军、战车第6集团军司令哈里托诺夫将军等着名战将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切磋之后，获得了诸多宝贵的教益。
为了报斯大林格勒城下惨败之仇以及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德军统帅部又拟定了代号为“堡垒”的进攻计划；希特勒于1943年4月15日发布了第6号命令，其战役企图是：从北面奥廖尔和南面别尔哥罗德向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根部实施向心突击，围歼苏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攻占库尔斯克，继而再向苏西南方面军后方实施突击。
苏联最高统帅部在察觉了德军的这一企图后，计划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交战，并立即部署了这次交战的兵器和兵力。
7月4日，苏军掌握了德军将于次日凌晨发起进攻的准确情报。
7月5日2时20分，苏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抢在德军之前发起了先发制人的强大炮火反击行动；德军阵脚大乱，被迫在原计划两小时后发起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