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
麦奎德主教态度突然转变，引发了不少揣测。乔·柯兰只是耸耸肩，把全副精力用来草拟《领养法》。他现在是外交部的首席联络官，负责与卫生福利部部长吉姆·莱恩，还有司法部的盖瑞·柏兰联系。乔相信他们做的事情是拯救爱尔兰儿童的大业，这股热情似乎也激励了整个团队。
一开始的进展很顺利，塞席尔·巴瑞特神父不辞辛劳，每一次的草案会议都到场。法案渐渐成形，杂音却也开始出现，大家不仅对条文字斟句酌，对大原则也僵持不下。巴瑞特与麦奎德坚持捍卫他们所谓的“教会的必要条件”，态度越来越强硬，自称是传达上帝的意旨，要求在法案中添加某些条文。这样讨价还价就耗了几个月，乔开始觉得整天在办公室忙到昏天黑地，婚姻生活只怕要亮红灯。梅莉埋怨他老是不在家，他说：“你要想想这件事情有多重要，等到法案通过了，我们的孩子就安全了，买卖婴儿的勾当也会绝迹。你说怎么会不值得呢？”
梅莉点点头，只是说起话来不如以往雀跃：“你开口闭口说‘我们的孩子’，可是我们哪有孩子啊？我是说你跟我的孩子。我们还能有孩子吗？”
德·瓦莱拉一发现教会愿意支持《领养法》，马上也表态支持，还设下法案必须在爱尔兰下议院通过的最后期限。现在时间紧迫，要对付枢机主教就更不容易了。乔写了一份备忘录给艾肯，说巴瑞特跟麦奎德正在向外交部、卫生福利部，还有司法部施压，现在司法部好像在“日夜忙碌，要让草案内容符合教会高层的新主张”。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公布的法案内容，距离“终结爱尔兰幼童被贩卖到大西洋彼岸”的初衷已经很遥远。最初的理念就在冲突与妥协中渐渐流失。法案的最终版本，简直像是纵容爱尔兰的未婚母子之家继续贩卖幼童，乔看了大失所望：“第四十款第一项：任何人不得将具有爱尔兰公民身份的七岁以下儿童，带离爱尔兰国境，亦不得允许或促使此等离境行为。第二项：若该儿童为非婚生子女，且经生母同意离境，则不在此限。”麦奎德枢机主教现在可不会把《领养法》当成眼中钉了。新版《领养法》一九五三年正式生效，麦奎德告诉所有天主教领养机构的主管，也包括罗斯克雷镇尚恩罗斯修道院的芭芭拉院长，要他们不必担心《领养法》，因为他“亲自审阅过每一条条文”。司法部在备忘录中也坦承新版《领养法》大部分的条文是“根据枢机主教大人交给司法部部长的备忘录所记载的主教委员会的建议，逐条纳入法案的”。
一年又一年，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转眼到了一九五五年一月，乔·柯兰也换了第三个老板。德·瓦莱拉在一九五四年年中落选下台，艾肯也跟他同进退，约翰·科斯特罗重掌总理大位。当初黯然下台的诺埃尔·布朗，这回没有部长做。乔的公务员生涯即将到达新的境界：见过不少风浪，但是说老实话，所见所闻尽让他失望。他对政治感到幻灭，对人生也开始失望。梅莉不再冲到家门口迎接他，吃饭时间也不再是说笑与分享见闻的时间。
这天晚上乔一肚子气地回到家。梅莉递给他一份《晚间邮报》，他看着头条——“五十对美国夫妇透过非法国际领养集团购买爱尔兰幼童”。报道说“某警界高层”表示“国内某些育幼院，也包括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育幼院，近来总共将一百多名非婚生儿童卖到国外。这些儿童没有一个完成出生登记。我们研判其中至少有半数目前在美国，美国人以将近两千美元的代价在都柏林非法购买儿童”。
乔看着梅莉，脸上浮现出酸楚的微笑。
“嗯，亲爱的，我还真不懂他们干吗那么大费周章，只要写信给随便一个修道院院长，再交一点钱，我们就会发护照。他们要买几个孩子，我们就发几本。《领养法》实施到现在都两年了，什么也没改变。”
外交部还是收到如雪片般飞来的护照申请，是教会的未婚母子之家要他们发护照，好把爱尔兰儿童送到美国。乔叫手下的官员每一件都要查清楚，也要严格遵守《领养法》。护照署署长莉塔·肯尼也认同他的做法。两人都希望《领养法》中要求生母出具同意书的条款，能减缓爱尔兰儿童被卖到国外的速度。但是看看数据，显然修女要拿到未婚妈妈的同意书并不困难。
梅莉看着丈夫，发现岁月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现在的乔已经不是她当年爱上的那个天真的热血青年。她看见乔的眼里流露着幻灭。膝下无子也是婚姻的致命伤。她感觉乔心里怪她没能替他生个他想要的孩子，她觉得这未免太不公平，也太悲哀了。不过他们这么久都刻意不谈，一开始是怕伤了对方的心，后来则是愧疚使然，如今只退居自己的内心世界，各自怀抱复杂的心思与疑虑。两个人都觉得自己被另一半埋怨，各自以自责筑起高塔，让彼此无法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