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与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秦朝一样，这同样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同样是一样的二世而亡。而更相同的是，它留给后人的同样是开万世之先的垂范与制度。你可以轻视它，但你却无法不承认它的硕果累累。它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王朝。它面对的是山河破碎的百年涂炭，留给后人的却是国丰仓实的万年基业。它的崛起和衰亡，同样让人惊心动魄。她所展现的，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激烈碰撞，是一个成功的篡位者和一个失败的空想者演绎的历史画卷。
隋朝军事外交的强盛
（1）：杨业公的远交近攻
突厥石人
杨坚篡夺了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但他的野心不仅仅是北方地区的统一，而是全国的一统，于是新生的隋朝在杨坚领导下同心同德，同仇敌忾，革除弊政，发展生产，精兵简政，整顿军队，准备完成统一大业。
当时的隋朝，疆域大体为长江以北，长城以南，东至沿海，西达四川，拥有1100余个县、2900余万人口。北齐已经被北周所灭，北方的中原王朝只有一个名义上的后梁，占据荆州一带的300里区域，是为北周的附属国；还有就是一直虎视眈眈的突厥，至沙钵略可汗时，控制着长城以北，贝加尔湖以南，兴安岭以西，黑海以东的辽阔地域，拥有骑兵数十万；南方则只有较强的陈朝与隋朝隔江而望，占有长江以南、西陵峡以东到东南沿海的400余县、200余万人口。
先说后梁，这个王朝是原南方梁朝的残余，“侯景之乱”后，梁武帝第七个儿子萧绎在江陵自立为帝，是为元帝。后来西魏攻下江陵，杀梁元帝，立萧詧为帝。与此同时，在南方的梁嫡系王朝被陈霸先所灭，建立陈朝。西魏便扶植北方的梁朝与之对抗，都城在江陵（今属湖北），史称后梁，西魏则以助防的名义，驻兵江陵，控制萧詧。虽然宗主国换了一届又一届，但后梁的地位不变，一直依附于北朝，是个“儿皇帝”的角色。
杨坚称帝时，统治后梁的是萧岿，杨坚为拉拢这个地方势力，不惜派特使赐黄金白银千两，布帛马匹无数，又奉行联姻政策，等到杨坚已经稳定了隋朝的内部秩序，腾出手来开始准备完成统一大业了，于是杨坚征萧琮入朝，萧琮的叔父萧岩眼看情况不妙，率领城中官民10余万人投奔陈朝，消息传到长安，杨坚以此为借口宣布废掉后梁，改封萧琮为莒国公。于是乎，这个小朝廷就被兵不血刃地取缔了。
再说突厥，中原王朝历来头疼的外患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历史似乎也在演绎着同一个循环，往往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而当这个游牧民族建立中原王朝后，又面对新一个游牧民族的威胁，似乎中原大地有种说不清的魔力，在强大的游牧民族一旦进入这里，战斗力就会明显下降，成为新的游牧民族的攻击目标。究其根源，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差异，游牧民族以牧猎为生，天生就是优秀的骑兵和战士，可谓全民皆兵，上马作战，下马牧羊，无需专门的军队训练，成本极低，而且在作战中实行无后方进攻战略，胜则突击而入，败则全身而退。因此从战术角度来讲，游牧民族自然占有绝对优势。中原王朝则不同，固定的农耕生产，把绝大部分劳动力都束缚在田间地头，拿惯了锄头的手必须经过正规训练才能拿的起枪，而且部队以步兵为主，机动性能差，作战则多为消极防御，容易受到攻击和造成较大的损失，但无论从国力和持久力来说，中原王朝无疑都处于上风。于是在“15英寸等雨线”的两侧，两种文明在几千年来不断进行着血腥残酷的斗争，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地建立起一个个强大的草原帝国，轮番向南方进行掠夺和征服，而南方农耕文明则用长城和阶段性远征来打击削弱北方的强大对手。
在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被强大的柔然人所建立的帝国所统治，他是继匈奴、鲜卑之后，活动于我国大漠南北和西北广大地区的古代民族，柔然最盛时，其势遍及大漠南北，北到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达大兴安岭，东南与西拉木伦河的库莫奚，西边到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征服天山南路诸国。说起来，柔然的统治者和北魏实属一脉，是从拓跋鲜卑部落联盟中分离出来的，而就在北魏拓跋氏锐意向中原进取，无暇北顾时，柔然乘机大肆发展，但在整个北魏时期，柔然总是处于劣势，数次被北魏打得找不着北。
但是，长城总是从内部被攻破，北魏被东西魏取代，由于两魏纷争，无瑕应付外敌，柔然于是死灰复燃。东西魏的两位当家人高欢和宇文泰，为了减轻北患，竞相与柔然结好，柔然则坐山观虎斗，来者不拒。于是，西魏国开始在草原上寻找合适的势力进行扶植，希望他们能够对柔然进行打击，让草原也陷入诸族分裂争斗的局面，这个民族就是突厥。
现代《辞海》中这样描述突厥：“中国古族名，广义包括突厥、铁勒各部落，狭义专指突厥。公元6世纪时，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一带。”据考证，突厥是铁勒的一支，铁勒即战国秦汉时期的丁零、魏晋南北朝时的敕勒（高车）。传说突厥的起源地，是在叶尼塞河上游的一个部落，此部落以狼为图腾，而突厥人的祖先就是与狼结合后诞生的，后来迁移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北山（今博格多山）。公元5世纪中叶，突厥人成为柔然的种族奴隶，被迫迁居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为柔然奴隶主锻铁，被称之为“锻奴”。在北魏时期，突厥的首领阿史那土门为自身民族发展壮大，主动派人与西魏进行贸易，并表达了希望与中原王朝通好，加强联系的愿望，西魏当然求之不得，马上同意给枪给炮给物资，还使出了惯用伎俩，把自己的公主嫁给了土门，作了突厥人的老丈人，驱使突厥为炮灰，向柔然发动进攻。结果这个女婿果然不负所望，为师出有名，这个昔日的奴隶公然向柔然可汗提出了求亲的要求，这在古代是摆明了要和主人平起平坐的大不敬行为，柔然可汗当然给予断然拒绝，于是突厥部落以此为名，一战逼死了柔然可汗阿那瓌。东西两魏自然墙倒众人推，痛打落水狗，在中原诸国和北方突厥的共同围剿之下，最后一支柔然部落在西魏境内被突厥人屠戮，柔然族从此灭绝。
但是令中原政权始料不及的是，他们所扶持的这个民族比其他的主子更不好伺候，取代了柔然的突厥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开始向兵出四方，驰骋草原，马蹄所向，血肉横飞。首先遭殃的是契丹族，随后是结骨族，然后就是西域各族，还与老丈人西魏联手灭掉了吐谷浑，再借波斯之力干掉了草原上最后一个强敌嚈哒人，终于功德圆满，建立起了东至北海，西达咸海，南到中国长城，北过贝加尔湖的庞大草原帝国，正式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所谓喝水不忘挖井人，乘凉不忘栽树人，突厥在一开始对自己的老丈人还是很感恩戴德的，不仅对嫁到突厥的西魏（后来是北周）公主尊崇有加，而且还出动大军帮助北周攻打北齐。但这种友好关系很快就被大国利益所取代，突厥也不是傻女婿，很快就学会了老主子柔然的伎俩，开始坐在高山观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在北周和北齐之间左右逢源。而北周与北齐则竭尽全力拉拢讨好，以致于突厥人越来越嚣张，不仅不以女婿自居，还公然宣称：“我在南方的两个儿子那么孝顺，根本不用担心没钱花。”已经把自己摆到了太上皇的地位。
面对自己亲手扶植起来的强大对手，北周的肠子都悔青了。但为了不让自己的北方出现敌人从而腹背受敌，能够积蓄力量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任，北周可以说是忍辱负重、卑躬屈膝，终于在北周武帝宇文扈手中击败北齐，随后杨坚在此基础上逐步统一了北方。隋朝建立后，面对北强南弱的国际局势，先是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战略，在北方以防御战为主，深挖洞，广积粮，大修长城，搞好战备。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杨坚在篡位过程中，大杀宇文皇族成员，这使得嫁往突厥的原北周千金公主大为不满，对突厥可汗大施美人计，狂吹枕头风，突厥沙钵略可汗一晕为红颜，联络各部，大举攻隋。边防十万火急的战报雪片似的飞向杨坚，大敌当前，杨坚召开紧急御前会议，针对隋朝新立，边防不固，两线作战实力尚不够的具体情况，决定调整部署，实行南和北战，先败突厥，后灭陈朝的战略转移。面对来犯之敌，他派出了以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勣、左仆射高颎等为元帅的几路大军，分道迎击，暂时挫败了沙钵略的进攻。
同时杨坚采用长孙晟的建议，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确立了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助弱部，所谓真枪易躲、暗箭难防，突厥内部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当时突厥有四位可汗，各拥重兵，沙钵略与阿波、达头等可汗原本不和，很快就在隋朝的离间下出现新的裂痕，进而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互相之间争斗不息，什么样的国家都架不住内讧，突厥从此一蹶不振，再无能力与隋朝抗衡，反而需要随时拉拢隋朝来打击对手，隋帝国乘机东西逢源，稳定了北方疆域，腾出手来解决南方问题。
（2）：在《后庭花》歌里势如破竹
一说到南朝，大家都会想起那句著名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是东晋灭亡之后建立的4个朝代总称，即宋、齐、梁、陈4个国家。与北朝相比，南朝一无外患之忧，二无战乱之频，朝代更迭只是在上层统治者之家轮流坐庄，历次改朝换代都仅仅是军事政变，而非起义战乱，因此对社会经济和下层百姓都影响不大。因此，与北朝战乱频繁的形势相比，南朝局势更加安定，更加利于人民生产生活。但很不幸的是，南朝的皇帝室却一辈不如一辈，刘宋尚有“元嘉之治”，萧齐也有几个守成皇帝，但萧梁却是书生治国，百无一用，引发了侯景之乱，使得南朝元气大伤，垫底的陈朝则完全没有了底气，是南朝四代中疆土最小实力最弱的一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已注定它不会有多大作为，只是偏安于江南一隅，苟延残喘，无法发展壮大。
最不幸的是，屋漏偏逢连雨天，南朝的疆土不仅出产动不动就篡权夺位的将军——像宋朝的建立者刘裕为东晋的军官，齐朝的建立者萧道成是宋朝的南兖州刺史，梁朝的建立者是齐朝的雍州刺史萧衍，陈朝的建立者是梁朝大将陈霸先——而且盛产喜欢无病呻吟、遣词造句的文人皇帝，如梁朝的建立者萧衍擅长文学，而陈朝的后主陈叔宝则是所有皇帝中文学素养出类拔萃者之一。
陈叔宝身世也颇为曲折，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生在帝王家，长在蜜罐中，魏征所说：“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的评语，基本上是后主10岁后的简历。其实，陈后主在两岁时就被西魏乱军掳走，一直作为人质，直到陈叔宝10岁左右，才得返回建康。按理说，像他这样的经历，应该为他的帝王事业增添一些阅历和上进之心，就像秦王嬴政的父亲一样，起码能做到守业有成，但很遗憾地是此君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只热衷于吟诗赋对、诗词书画，于治国大略则无一上心。
说起来，陈叔宝的帝王之位也得来不易，父皇刚刚咽气，陈叔宝就被二弟陈叔陵从背后砍了一刀，多亏刀钝，才没有要了后主的性命，随后三弟陈叔坚又图谋不轨，也全赖几位旧臣舍命出力，才化险为夷。可能是想到帝王来之不易，也可能弟弟的那一刀的后遗症，陈叔宝登上皇位后，立刻就陷入灯红酒绿之中，醉生梦死之境。当然文人气质的他也不像暴君那样胡作非为，打打杀杀，而是追求更高的人生情调，整天喝酒赋诗，唱曲会文，走向了末世狂欢的亡国之路。
当皇帝难，但当一个亡国的皇帝则很容易，陈叔宝成事不足，败家则非常有余。本来陈朝到他的手里已经是风雨飘摇了，他虽说是皇帝，但也只能算是大一点的地方军阀而已，翻开地图可以看到，陈朝北面是长江，荆襄及其西面则是北周的领土，他的疆域还不如三国时东吴的多。即便是这么一小块土地，也只是名义上的荣誉皇帝，陈朝境内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星罗棋布，他们大多从梁末起就在当地任职，自陈建立后一时也无力改变这样的状况，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他们对这个小朝廷阳奉阴违，各怀鬼胎，陈朝的政令只不过是在都城周围地区管用，陈后主实在是关起门来做皇帝，只能坐井观天了。但南方自古是富饶之地，经济发达、商品活跃，占尽地利之便，正好此时北朝内乱不止，外患又至，无暇南顾，又占有天时之利，如果换作一个有作为的帝王，也许能够重振旗鼓，东山再起，然而南方的和风细雨哺育出了一位爱诗文曲赋，更爱美女佳人，唯独不爱江山社稷的文人君王、多情皇帝，演绎出了一曲“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尤唱后庭花”的旷世绝唱。
作为一个有文化的皇帝，陈叔宝非常摒弃庸俗的国政俗务，向往高雅浪漫的精神大餐，对他来说，端庄肃穆、空空荡荡的皇宫显然过于压抑无趣，坐在里面完全没有作诗赋歌的冲动和欲望。于是乎上任伊始，就在光昭殿前建起了临春、结绮、望仙三个阁楼，“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十间，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杂植奇花异卉”，和自己臭味相投的几个朝臣，如为人宽和的温裕，擅长诗书的宰相江总，善解人意、能说会道的尚书孔范，君臣三人常常通宵达旦以诗会友、鼓瑟弹琴。为满足自己的私欲，陈后主不停地加重对人民的税赋盘剥，以至于“督责苛碎，聚敛无厌，士民嗟怨”。政府可控制人口从刘宋时期的906870户，减少到50多万户。
随着隋文帝收后梁、平突厥的战略任务告一段落，对南朝用兵就提到了议事日程。隋文帝先采取游击战术，对陈朝采取打了就跑的骚扰战，立足于削弱陈朝的综合国力，每逢江南将要收割庄稼的季节，就在两国边界上集结人马，虚张声势，假装要进攻陈朝，使得陈朝忙于备战而无暇农务。一年歉收并不可怕，可怕的十年年年歉收，眼看着成熟的庄稼毁在了地里，陈朝的农业生产由此一蹶不振。这种虚虚实实的狼来了的故事演多了，守军的警惕性和士气也松懈下来，为隋军实施突击行动和先发制人埋下了伏笔。不仅如此，隋兵还经常派出小股部队袭击陈军粮仓，钻探军情，绑架人质，在陈朝制造恐怖气氛。而陈朝对于这种游击战略却疲于应付、真假难辨。
等到时机成熟后，公元588年，隋文帝派他的儿子晋王杨广、丞相杨素担任元帅，贺若弼、韩擒虎为大将，率领51万大军，号称百万，兵分八路，准备打过长江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