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处女作是一篇速写式的短篇小说《小铃儿》，写于1922~1923年间，发表在天津南开中学的校刊上。但他一直把这说成“不过是为充个数儿”“敷衍学校刊物的编辑者”，后来也没有收进集子。所以，正式开始文学生涯，应该说是在1924年去英国教书以后。那时，他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中文。由于学习英文，读了不少英国小说客居异乡的寂寞，使他时时落入对“国内所知道的一切”的追忆之中——它们“想起来便像一些图画，……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地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将其中一些事件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就是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接着又写了长篇《赵子曰》和《二马》。这些作品在《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以后，以其文笔轻松酣畅，引起读者的注意。《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北洋军阀统治下动荡不安的北京城乡生活，其中的“人多半是我亲眼看见的，其中的事多半是我亲身参加过的”。小说描写恶棍为非作歹，拆散两对青年的爱情，把他们逼得死的死，跑的跑，在嬉闹的气氛中演出的却是一出悲剧。《二马》以伦敦作为人物活动的舞台，用意原在对比中英两国民族性的不同，从彼此的差异和由此产生的误解中获取喜剧性的效果；但在一连串笑谑中显示了海外侨胞受人歧视的处境。它们都涉及严肃的课题，对社会黑暗有所揭露。不过，老舍当时抱着“立意要幽默”和“看戏”的态度从事写作，他并没有有意识地在这些方面多加挖掘发挥，有时反而从欺压者的恶行和受害者的不幸中寻求笑料，让对于前者的愤慨和对于后者的同情被笑声所冲淡以至于淹没；讽刺减弱了力量，幽默也近乎油滑，不免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在艺术表现上有时也流于浮泛和枝蔓。这些弱点，在取材于大学生生活的《赵子曰》中，表露得尤其明显。老舍后来在谈到这部作品时说：他“离开学生生活已六七年”，而在“这六七年中的学生已和我作学生时候的情形大不相同了”。他虽然也“极同情于学生们的热烈与活动”，却并不了解他们，写作时又作为一个旁观者，于是，“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笑料，看出了缝子。……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就对于“五四”以后的学生和学生运动的描写而言，有些情节是不真实的，有些嘲弄也是不恰当的。尽管上述几部小说存在着这些弱点，仍像茅盾所指出的那样：“在老舍先生嬉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觉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它们和五四文学革命所开创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传统，是一致的。与此同时，在这几部小说中，已经显现出老舍那种讽刺与幽默兼而有之和富有北京地方色彩的艺术特色，着重通过平凡的生活场景和日常的生活细节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原则，善于刻画中下层市民的世态人情，和以喜剧的手法表现悲剧性的思想命题等特长——即已经初步然而相当全面地显示出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在新文学作品中，长篇小说是出现得比较迟的一种体裁，20年代后半期正是这种体裁取得最初繁荣的阶段。老舍以这几部富有独特的创作个性的作品，在新文学最早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
1930年，老舍从英国回国，途中在新加坡逗留半年，在一个中学教书。在这个当时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看到更多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事实，并从青年学生探索革命的热诚中感受到东方革命浪潮的澎湃。尽管他并未充分理解这一切，而且对于革命抱着旁观的态度，但这却推动他更加关切祖国的命运，更加严肃地认识和对待生活。“一到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他毅然中止了已经写了4万多字的题名《大概如此》的爱情小说的写作，开始撰写童话《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幻想与写实夹杂在一起”的小说，写的是一群天真无邪的小孩，所要表达的却是作家心中“那点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的希望。反对帝国主义的题旨，在这篇童话中得到充分的发挥。70年代末，有的新加坡作家联系新加坡社会的发展变化，赞叹这部作品“深藏在儿童故事中的各种对新加坡社会的真知灼见和准确的预言”，认为这是一部“立意要挖掘出一些重要的南洋华侨与当地社会问题”的作品。这同样是与老舍对于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思考分不开的。回国以后，先后在济南、青岛的大学教书。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社会动乱不宁，人民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又促使老舍对于许多问题重新加以考虑；这一思索和探求的过程，在他的创作中留下明显的痕迹。
回国后的第一部作品是《大明湖》。这部小说以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挑起的“五三”惨案为背景，据老舍自己说：“《大明湖》里没有一句幽默的话，因为想着‘五三’。”这部作品因原稿被焚于“一二八”沪战炮火，未能和读者见面。后来，作者从中提取一部分情节，另外写成短篇《月牙儿》。1932年所写的《猫城记》，是一部寓言体小说，以猫城影射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中国，主要是写“国民性的弱点，……与改造国民性有联系”，其中的“猫人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被吴敬梓到鲁迅这一系列作家所鞭挞过的‘国民性’上所有的那些弱点”。这无疑是个严肃的主题。小说对于黑暗中国也作了比之早期作品更多的抨击。但与此同时，歪曲地描写了人民革命运动。在《赵子曰》中曾经出现过的对于青年学生的奚落，在这里发展成为对于革命者的嘲讽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老舍对于政治采取旁观以至厌恶的态度，对于革命的政治更是缺少认识尽管他痛感社会的腐败和不平，但对变革这样的现实的革命运动，却又抱有怀疑。在嬉笑声中，可以觉察到他那由于找不到出路、看不见光明而来的很深的悲观情绪。《猫城记》集中地暴露出这一弱点。小说发表后不久，老舍就公开表示：“《猫城记》，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面地显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他解释说：写这部小说的主要原因“是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可见，这是他政治上感到彷徨时的产物。《猫城记》的失败，说明老舍在为灾难深重的民族寻求前途的过程中，是走过一点曲折的道路的。从60年代起，美苏等国相继翻译出版此书，有的还不止一个译本。1980年，日本把它列入《科学幻想小说文库》翻译出版。国内也有人认为《猫城记》是我国最早的科学幻想小说。近年来，对于应该如何理解和评价这部小说的思想意义，出现较大的分歧。这些，大约都是作家本人所未曾预料到的。
写于1933年的《离婚》，是老舍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部长篇。作品透过在反动政府任职的一群公务员灰色无聊的生活图景，间接地暴露出官僚机构的腐败，后半部还侧面地揭示了特务制度的罪恶。老舍立意使这部长篇“返归幽默”；但这些幽默成分大多不再是外加的笑料，而是有助于主题的表达。对于书内人物自私、庸俗、苟且偷安、相互倾轧等等，虽然讽刺得不够有力，却在含泪的微笑中作了批判，发挥了幽默的效用。这部小说取材于北平的日常生活，“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作品反映的生活是老舍所熟悉的，而通过生活细节的描写，着重地表现中下层市民的人情世故、悲欢离合，又是他所擅长的，不少章节宛如一幅幅生趣盎然的风俗画、世态画。作品的布局相当匀称，克服了在这以前一些长篇常有的结构松散的弱点。这是一部有较多现实内容和积极意义的作品，也是一部相当充分地显示出老舍艺术风格、写得比较成熟的作品。随后所写的另一部长篇《牛天赐传》虽然充满了老舍式的幽默讽刺，但思想意义不如《离婚》。
1932年以后，老舍在继续撰写长篇小说的同时，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从这时到1936年以前所写的，大多辑入《赶集》、《樱海集》、《蛤藻集》。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的倾向，如《热包子》、《爱的小鬼》等；不久就陆续写出含意严肃的作品。《柳家大院》勾勒出北平大杂院内贫民痛苦生活的画面；《牺牲》揭露了一个留美回国的买办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柳屯的》集中塑造了一个依仗洋人权势鱼肉乡民的农村女恶霸的形象；《毛毛虫》和《邻居们》着力刻画小市民的庸俗生活和卑微心理；《上任》描绘土匪头子当了保卫地方治安的稽查长，继续和各路土匪来往的罪恶勾当；《听来的故事》则叙述一个碌碌无能的人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抨击了反动官僚机构的腐败；《铁牛与病鸭》和《新韩穆烈德》都以知识分子为主人翁，前者写出了在反动统治下，科学救国的善良愿望的破灭，后者反映出日货倾销下民族工商业的凋敝；《黑白李》还摄下革命者的侧影，寥寥几笔，点染出他的革命活动和正直品质。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色彩鲜明地渲染出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社会风貌。它们或者鞭挞恶势力的为非作歹，或者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鸣不平，都表现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
在老舍的短篇小说中，《月牙儿》是最为人称道的优秀之作。小说写下了母女两代受生活逼迫，堕为暗娼的悲惨遭遇。女儿是那么天真无邪，她对于罪恶和堕落几乎都一无所知，她的沉沦毁灭，也就具有更为强烈的悲剧意味。“世界就是狼吞虎咽的世界，谁坏谁就有便宜。”这是作家通过这个故事呼喊出来的对于旧世界的控诉。在老舍的作品中，还从未出现过这样激烈的抗议。小说以女儿回忆她走过的人生道路的方式展开，富有抒情意味的语句，一再出现的象征性的“月牙儿”的形象，使作品笼罩在清冷凄婉的光彩之中，艺术上也颇具特色。
这些短篇比之早期的长篇，题材开阔，倾向鲜明，文字也较前精炼紧密。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老舍一再表示短篇小说要比长篇难写，认为前者“最需要技巧，它差不多是仗着技巧而成为独立的一个体裁”。他自己写短篇确实要比写长篇经过更多的推敲，更为重视艺术技巧。他的短篇不同于长篇的平铺直叙，而讲究结构布局；不只是注意故事情节的展开，也着力于环境气氛的描写。短篇中像《马裤先生》、《善人》哪样，用漫画式的笔法，突出市侩和伪善者的丑态，发挥了讽刺的力量；像《抱孙》、《开市大吉》那样，充满了相声式的笑料，使人在捧腹大笑的同时，看到了生活中的愚蠢和虚假，笑声成了武器。《老字号》、《断魂枪》那样的作品，又转而着力于人物内心的刻画和生活氛围的渲染，从中闪现出时代的投影，和一些辞气浮露的作品不同，耐人咀嚼回味，显示了老舍不同的艺术才能和成就。在多种文学体裁中，老舍先是以长篇小说见称，50年代以后，则以话剧创作为人所乐道，但他也确实写了一些精彩的短篇。
老舍自称是个“爱笑的人”，但知道“笑是不能勉强的”，借用他的作品中一个人物的话说：“我的笑常常和泪并在一起，而分不清哪个是哪个。”轻快与凝重，嬉笑与悲哀结合在一起，使他的幽默和讽刺都显得复杂。从前后的变化来看：早期作品中批判和鞭挞往往较为温和，“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他还因此一度被人称为“幽默作家”。进入30年代中期，他的笔调显得严峻起来，发出越来越激愤的抨击和控诉。1935年5月，老舍在辑集《樱海集》时，说明他的创作风格上的变化，“与心情是一致的”。随着对于祖国深重灾难有了较多的认识，他的作品的风格和内容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巴金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巴金从小目睹了封建大家庭内部腐败堕落、勾心斗角的生活方式，封建专制主义压迫摧残年轻一代的暴戾行径。在他父亲的衙门里，还看到过封建统治者对于平民百姓的迫害，从而触发了对于封建制度的怀疑和反感。另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我从小就爱和仆人在一起，我是在仆人中间长大的”，劳动者的善良品质和悲惨命运，激起了他“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他勇敢地宣称：“我说我不要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早在那个时候，生活已经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撒下了作为封建制度、封建家庭的叛逆者的种子。
15岁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反帝反封建的狂飙，广泛传播的各种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使巴金在惊奇和兴奋中，受到从未有过的鼓舞和启示。他密切地注视着运动的发展，《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以及一些新出的书籍，成了他的启蒙读物。原先从实际生活的感受中滋长起来的怀疑和反感，开始找到了理论上的解释和指引；本来只是个人的思考和摸索，也开始汇入到整个社会的斗争洪流中。巴金的生活和思想因此发生决定性的转折。他说：“我常常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正是五四运动，推动他走上坚决反对封建制度、热情追求新的社会理想的战斗道路。1923年，他从家庭出走，离开闭塞的四川来到上海、南京求学，一度还想报考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1927年初，赴法国学习，在更为宽广的天地里，继续如饥似渴地寻找社会解放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