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一个组织。鲁迅列名发起人，并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除了“左联”之外，鲁迅还投入各种社会活动，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的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对国民党的压迫，帝国主义的暴行，多次和进步文化界一起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其中着名的如1931年向全世界公布了国民党残杀青年作家的真相，1933年亲自和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反对法西斯暴政抗议书，1936年又与文艺界同人发表为团结御侮和言论自由的宣言。国民党通缉他，威胁他，禁止他的书籍出版，删改他的文章，但他毫不屈服。在这一时期里，先后编辑了《萌芽》、《前哨》、《十字街头》和《译文》等公开的或者秘密的刊物，并参加了《文学》和《太白》的编辑工作，领导了新兴木刻运动。由于战斗的激烈，迫切的形势需要他立刻起来抗争，他不得不暂时放下久已想写的着作和一度计划过的长篇，而以杂文为武器，在反文化“围剿”中与国民党作短兵相接的鏖战。从1930年起，他一共写了8本杂文集，一本根据故事和传说写成的《故事新编》。这些作品几乎都是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产物，既具有非凡的艺术感染力，又反映了他作为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的思想特点。鲁迅的作品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在最艰苦的生活和最险恶的环境中，不管国民党的天下是“冬夏”还是“春秋”，始终爱憎分明，与敌人顽强作战，为人民勤恳工作，正如他1932年在一首《自嘲》诗里说的：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思想在这一时期更为成熟。他的通过创作实践而形成的文艺见解有了比较系统的发展。从他的内容丰富的杂感里可以看出，他不是一般的革命作家，而是具有思想家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处处表现着深刻的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
通过这些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鲁迅和一些共产党人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1932年7月，陈赓将军从革命根据地来沪养伤，他曾与之亲切会见，一度计划根据介绍写一部反映红军艰苦作战的长篇小说。因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有一个时期，瞿秋白在鲁迅家里避难，鲁迅热情款待，亲切交谈，并录清人何瓦琴“集楔帖字”的联句相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现了他对瞿秋白和党的深厚感情；他们对创作问题、翻译问题、杂感问题、文学史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商榷，先后写成文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际运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胜利地到达陕西省北部的时候，鲁迅在和茅盾一起发出的贺电里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鲁迅对这一方针所包含的深刻内容作了认真的思考，表示坚决拥护，并抱着愤怒的心情严正地驳斥了托洛茨基分子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污蔑。在答复他们的信里，鲁迅再一次公开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从革命民主主义进到共产主义，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了知识分子唯一能走和应走的正确的道路。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他奋斗终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文学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正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斗争的最前列；正当小资产阶级中一些上层分子纷纷叛离革命的时候，他公开宣告自己忠于共产主义的事业。环境愈险恶，斗争愈坚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鲁迅的一生，表现了中国人民临危不惧、挺身而起的崇高的品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作了最确切的评价，他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呐喊》、《彷徨》
在“五四”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尖锐对垒中，鲁迅是以白话写小说的第一个人。后来他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曾经说过：“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他的小说集中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反映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双重压迫下的农民生活的面貌，描写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挣扎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不仅以卓越的艺术语言，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白话应该是民族文学的新语言，以实际的成绩为白话扩大阵地并且一开始便将文学艺术和广大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通过小说的形式写出被压迫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在具体的形象创造中揭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为现代文学创作树立了杰出的榜样。
《呐喊》共收1918~1922年间写的14篇小说，鲁迅把这个集子题作《呐喊》，意思是给革命者扬威助阵，使他们不惮于前驱。小说具有充沛的反封建的热情，从总的倾向到具体描写，都和“五四”时代精神一致，表现了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特色。
《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小说，这篇和果戈理短篇同名的作品描写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鲁迅利用早年获得的医学知识，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态度，使社会生活的具体描写结合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艺术地贯串在小说的全部细节里，狂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疯话，但是狂人说的话里又包含着许多深刻的真理。
小说一开始利用日常生活里一般人对狂人常有的围观、注视、谈论，反激起“迫害狂”患者内心的恐惧，通过象征寓意逐渐地引出“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主题。
狂人看到赵贵翁奇怪的眼色，小孩子们铁青的脸，一路上的人交头接耳的议论，张开着的嘴，街上女人说的“咬你几口”的话，联想到狼子村佃户告荒时讲过人吃人的故事。从他大哥平常的言论开始怀疑到当前的安排。他把医生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嘱咐吃药的“赶紧吃吧”理解为赶紧吃他，然后归结到这个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长期以来这个社会的历史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日记里这样写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认为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小说选取狂人为主角是一个十分精心的安排。鲁迅有意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地存在着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惊心动魄的概括。借实引虚，以虚证实，小说的艺术构思十分巧妙，使许多读者耳目一新，当时吴虞还据此写了论文《吃人与礼教》，足见其影响的深入与广泛。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写了《孔乙己》和《药》。
《孔乙己》以咸亨酒店为背景，展现了一个富有地方色彩的作为社会缩影的画面：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穿长衫的上等人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着喝，柜台外面站着喝的是穿短衣的劳动者。作品的主人公孔乙己是唯一的站着喝而又穿着长衫的人。他穷困潦倒，却死守着“读书人”的身份，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甚至流为窃贼，也还在声辩“窃书不能算偷”。这些典型的细节鲜明地揭示了孔乙己的悲剧性格，从而抨击了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也一定程度地暗喻着对这种性格的鞭挞。
《药》写的是茶馆主人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小栓医病的故事。小栓并没有因为吃了“人血馒头”而治愈痨病，被杀的犯人夏瑜抱着解放群众的心愿，为群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群众不仅不理解他，完全不知道他是为大家而受苦，而牺牲，反而受了迷信的愚弄蘸吃着革命者的血。小栓的下场是一个悲剧，夏瑜的遭遇是一个更大的悲剧。鲁迅既痛心于群众因受封建思想毒害而未能觉醒，更愤慨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脱离群众，这就使小说的结构含有双重的悲剧性。作家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写出了一个真理：革命思想如果不掌握群众，那么，先驱者的血只能做“人血馒头”的材料，甚至连医治痨病的效果也没有。《药》给人的感觉是沉重的，但它最后出现在革命者坟上的花环却“显出若干亮色”，透露了代表时代特征的革命的希望和力量。
在鲁迅的小说中，《阿Q正传》占有显着的地位。《阿Q正传》塑造了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农民的典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在同样以农民为主人公的小说《故乡》、《风波》、《祝福》和《离婚》中，鲁迅也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势力对农民的欺压和迫害。
《风波》一开始便展现了一幅动人的农村晚景图，在恬静的景色中回荡着时代的风波。当皇帝就要复辟的流言传来时，撑航船的七斤的家里立刻紧张起来，因为七斤在城里被人剪去了辫子。赵七爷、九斤老太等人物各具特点，一个个神态毕现。小说结尾处描绘了风波过去后的平静，暗示复辟虽然不曾成功，而生活的进行依旧没有脱离原来的轨道，说明农民的觉醒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教育。《故乡》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图景，小说以抒情的笔调，通过主人公闰土的遭遇和变化，竭力渲染了童年生活的美丽，将回忆中海边西瓜地上手捏钢叉的小英雄闰土，和眼前被生活压瘪了的同一个闰土对照，写出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层层逼迫下的深重的灾难。闰土的形象在过去农村里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他淳朴、勤劳，像大地一样沉默和厚实，承受了一切艰辛和痛苦。过多的艰辛和痛苦使闰土变得麻木。一种壁垒森严的等级观念已经注入闰土的头脑，并且向主宰命运的“神”低头。作品中的“我”希望下一代有“新的生活”——“未经生活过”的生活，说明作品的着重点不是对往昔的缅怀，而是对现实的挑战，并且引导人们去确信前途：“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和《风波》、《故乡》不同，《祝福》把人物放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为农民的命运提出强烈的控诉。这篇小说以一个淳朴善良的农村劳动妇女为主角。祥林嫂干活十分勤快，只希望以自己不断的劳动换取最起码的生活权利，但她的遭遇却充满了辛酸和血泪。她在新寡之后逃到鲁镇帮佣，不久便被婆家劫回，采用人身买卖的方式将她强嫁到山墺里。她刚尝到一点生活的乐趣，第二个丈夫又不幸死于伤寒，接着儿子被狼衔去。当她带着丧夫失子的悲痛再次来到鲁家做工的时候，镇上的人嘲笑她，奚落她，卫道的鲁四老爷把她看成伤风败俗的不祥之物，一切祭器供品都不许她沾手。笃信鬼神的柳妈又以阴间的惩罚吓唬她，劝她到土地庙捐一条给“千人踏，万人跨”的门槛，当做替身为自己赎罪。精神上的迫害压倒了这个农村妇女。她以终年劳动所得捐了一条门槛，满以为已经出脱罪孽，可以重新做人。但是封建制度仍然不肯原谅她，鲁四老爷还是不准她动一下祭祖的杯筷。她从此失魂落魄，惴惴然如“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最后被鲁家辞退，沦为乞丐。当人们正在欢欣地“祝福”的时候，她却怀着对地狱的恐惧和疑惑，像“尘芥”一样被扫出了世界。祥林嫂一生的遭遇，让人看到在她脖子上隐隐地套着封建社会的四条绳索——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作品的深刻意义还在于：不仅鲁四老爷，就是和祥林嫂处在同样地位的柳妈，周围那些带着嘲笑“赏鉴”祥林嫂痛苦的人，也都受到封建势力的麻痹毒害而帮同着进行精神虐待，不自觉地促成了旧社会的这个平凡而不幸的悲剧。
《离婚》里的农村妇女爱姑具有和祥林嫂不同的性格，她大胆泼辣，丈夫要离弃她，她就整整闹了3年，最后对方不得不请出“和知县大老爷换帖”的七大人来调停。爱姑以为欺压她的只是丈夫和公公这些个别的人，却不知道她的真正对头是封建制度，是为她的肉眼看不见的一种势力。作品着重描写爱姑会见七大人的场面，从周围气氛，从爱姑的心理感受中，刻画了这位矫揉造作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七大人的玩“屁塞”，吸鼻烟，都使爱姑感到高深莫测。在这种精神压力下，爱姑由优势转到劣势，由充满幻想转到完全屈服。
小说绘声绘色地写出了土豪劣绅的丑态，同时也批判了小生产者认识上的局限性。浓重的黑暗势力要求农民觉醒起来作更坚决的斗争，这是鲁迅在这些小说里反复强调的思想。他的小说善于展示整个农村以至整个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发掘出农民悲惨生活的根源，不仅写他们由于经济剥削而受到的肉体上的痛苦，还以更多的笔墨描绘他们长期以来在封建制度思想毒害下的精神状态，揭示农民不能不革命的生活地位和他们主观上还缺乏民主主义革命觉悟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鲁迅之前，还没有一个作家像鲁迅那样以平等态度描写过农民，还没有一篇描写农民的作品像鲁迅的作品那样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展示了如此深广的历史的图景。
和农民一样，知识分子也是鲁迅小说描写的重要对象。鲁迅亲身经历了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变化，对各类知识分子作过深刻的观察。《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写的是辛亥革命以后知识分子彷徨、颠簸以至颓废的过程。吕纬甫（《在酒楼上》）本来是一个敏捷精悍、热心改革的青年，经过多次辗转流离，感到青年时代的梦想没有一件实现，便敷敷衍衍的教点“子曰诗云”，随波逐流地做些“无聊的事”，以满足别人和抚慰自己。他对自己的生活道路作了如下的概括：像一只苍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