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两家狃于缠足习尚之世，皆不以为然，亦不以为美，是尤难能也。简斋书中，屡有语及。如《小仓山房尺牍》卷五《答人求娶妾》函中，即言“弓鞋大小，后天也，刖之且可使断，而何难缠之使小乎！”又言“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亦可谓小人之下达者矣。”复言“遂有裹小其女子之足以为慈者”亦“败俗伤风”之例。《随园诗话》卷四则假李姓女诗以记之云：“杭州赵钩台买妾苏州，有李姓女，貌佳而足欠裹。赵曰：‘如此风姿，可惜土重。’土重者，杭州谚语，脚大也。媒妪曰：‘李女能诗，可以面试。’赵欲戏之，即以《弓鞋》命题。女即书云：‘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亦双跌。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赵悚然而退。”按诗中引及毫无根据且男女性别难定之印度菩萨为证。尝为人讥诋简斋不学之征，实亦过于苛求。盖此原非简斋本人之诗，焉得以此而责及简斋？观世音菩萨本是男身，是其自性身即法身是也。我国塑像都作女身，是应众生之机缘变现之佛身，即“应化身”，或简称“应身”是也。则不论言其是男是女，亦无可无不可也。又《新齐谐》卷九《裹足作俑之报》条言李后主在阴间受罚之重云云，显系作者杜撰假借以明己见之所在，不啻在为花请命、为妇护法也。而定公《菩萨坟有序》，《序》云：“菩萨坟者，亦日公主坟，辽圣宗第十女墓也。小字菩萨，未嫁而死，《辽史》无传。北方海棠少，此地始生之。自是海棠之盛，逾于江国，上人因以海棠谧主云。坟在西山无相寺。”诗云：“菩萨葬龙沙，魂归玉帝家。余春照天地，私谧亦高华。大脚鸾文劝，明妆豹尾车。南朝人未识，拜杀断肠花。”是明以“大脚”为是而颂之。又《婆罗门谣》云：“婆罗门。来西胡。勇不如宗喀巴，智不如耶稣。绣衣花帽，白若鹄凫。娶妻幸得阴山种，玉颜大脚其仙乎！女儿十五卖金线，归来洗手礼曼殊。礼曼殊，膜额角。天见膜额角，地见断牛肉。地不涌谄药叉，天不降佞罗刹。曼殊大慈悲、大吉祥，千年大富万年乐。”是又艳羡国外人能娶大脚之妻，比前诗赞颂为尤深。又《己亥杂诗》第一一七首云：“姬姜古妆不如市，赵女轻盈蹑锐屣。侯王宗庙求元妃，徽音岂在纤厥趾？（偶感）”此则又从正面抨击唯尚纤足之恶习矣。于此一事，尤能窥见两诗人异代同心，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者欤？
又袁《诗集》卷一《少年行》有句云：“与余握手铜龙楼，衣香一过三年留。”龚则有《投宋于庭翔凤》诗云：“游山五岳东道王，拥书百城南面王。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用“万人丛中”作烘托，气氛自强。又袁诗集卷三《怀人诗》之二三有云：“半生出入醉何处，薛下奸人六万家。（曹磷书”）龚《己亥杂诗》第二十首云：“椎埋三辅饱于隐，薛下人家六万增。半与城门充校尉，谁将斜谷械阳陵？”则触及当时治安流弊，可以征史矣。
《随园诗话补遗》卷五记奇丽川《题卢湘鳝美人宝剑图》云：“美人如玉剑如虹，平等相看理亦同。笔上眉痕刀上血，用来不错是英雄。”龚有《夜坐》二首之二云：“沈沈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壮岁始参周史席，髫年惜堕晋贤风。功高拜将成仙外，才尽过肠荡气中。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美人如玉剑如虹”一语，两诗皆有，奇丽川诗自有其真意所在，定公取以移置末句，遂更具气势与远神矣。
窃念定公之世，简斋之遭诽议虽已久长，而其诗文集、诗话、小说、尺牍等，市上尚流播不衰。定公虽高步阔视，集中“牵连姓氏本寥寥”（《梦中作》），而绝不致视而不欲见者。以是类同相近之处，恐非尽无心而偶合也。顾两家性格，亦有不尽同者。定公虽与外家之学渊源极深，有“肯肩朴学胜封侯”之语，而却极易为各方师友所左右，故于二十八岁时遇刘逢禄（申受），即好《公羊春秋》，且有“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之誓。及至三十三岁，又随江沅（铁君）学佛。四十六岁，又皈依天台宗，而不唯“何肉周妻业并深”，且所思以“美人经卷葬年华”也。简斋则于少年时代，固亦如定公之欲以将相为期许，及至专志于诗文后，即绝不为外物而移情旁骛。《诗集》卷三十三《遣兴》二十四首之二十二云：“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一帆直渡东沂水，文学班中访子游。”是以经学大师惠栋（定宇）请其穷经，未尝接受，见《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书》及《第二书》；彭绍升（尺木）劝其逃惮以了生死，见同上卷十九《答彭尺木进土书》及附来札及《再答彭（尺木）进士书》附来《札》，亦末为动；又谢却程晋芳（鱼门）而不删去缘情之作，见同上卷三十《答蕺园书》；又不纳某劝著书而驳其“诗不如文，文不如著书，人必兼数者而后傅”之说，见同上卷十九《答友人某论文书》。按：观其识见，似亦系程蕺园也。施兰姹见其《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再与沈大宗伯论诗书》，而欲”相与昌宋诗以立教”，而又不敢苟同，见同上卷十七《答施兰姹论诗书答兰姹第二书》；又通书是镜（仲明），以其“不应试，庐墓讲学”为非是，见同上卷十五《与是仲明》，按此公即《儒林外史》中权勿用之影子也。故简斋虽“转益多师”，实最有主见，确立所志，虽于其时为世尚列于次等甚或末等之文苑一途，亦甘于从一而终。定公诗云：“独往人间竟独还”，此当为简斋颂之，岂更不其宜乎！
定公《咏史》云：“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此诗传诵最广，殆以鲁迅先生好以其颈联为书对故尔。顾其全诗通篇殊难疏解。世界书局版《龚自珍全集》于上批云：“此指曾宾谷。”又云：“绝似梅村。此惜曾宾谷中丞燠之罢官也。忠州李芋仙言：曾为盐政时，有孝廉某谒之，冀五百斤不得。某恚，授以诗曰：破格用人明主事，暮年行乐老臣心。上句谓其认和坤得进，下句谓其日事荒讠燕。言官以上诗上闻，曾遂得罪永废。”按“牢盆”，据《本草》：“煮盐之器，汉谓之牢盆。”《史记平准书》：“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集解》引如淳曰：“牢，廪食也，古者名廪为牢也；盆者煮盐盆。”此说或即以此“牢盆”二字而附会为曾宾谷事，然断章而取，其将何以处置最末一联耶？《燕京学报》第十三期有张荫麟《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按语以“是直以娼妓比东南文士，以狎客比清帝”，尤模糊囫囿，匪夷所思。余再四揣摩，遍参史事，当是咏叹南明覆亡后之惨剧。参近人孟《森心史丛刊奏销案》之考证：“朱国治抚吴，在治十六年冬，承郑延平兵入沿江列郡之后，意所不慊，可以逆案为名，任情茶毒。”《国史国治传》：“国治疏言苏、松、常、镇四府钱粮，抗欠者多，因分别造册，绅士一万三千五百余，衙役二百四十人，敕部察议，部议见全官降二级调用，衿士褫职，衙役照赃治罪。”“奏销罹罪者万余人，止为辛丑一案之事。其实卒丑前后，士人横遭鞭扑，甚至毕命者，不可胜数。”此定公诗一二三句之史实也。牢盆，可引伸为赋税；操全算者，不唯收取钱粮，亦可牵连为附逆。生杀予夺之权，皆由朱国治所主宰；故日全也。国治诚为极恶之酷吏，而实亦与海上未靖，清廷恐人心未服，欲假大狱示威有关，然而士人之灾重矣。名流之各种苦难，孟森都有辑录，此处不及多引。诗末二句，当为郑克爽归附而发，用反问语，亦悲愤而感慨之语也。如是则颈联易与上下贯注。团扇才人，当指无气骨专咏风花之小名家而言。钱谦益有《团扇篇》，在《初学集》卷八。又陈文述以《团扇》诗受知于阮元学使，即以所咏团扇赏之。陈乃刻“团扇诗人”印，见《颐道堂文钞》卷三《印谱记》。所赋《仿宋画院制团扇》诗刊于《碧城仙馆诗钞》卷一首篇，似皆与定公诗无涉，不可附会为实有所指也。
古人读书都不苟且，每句皆不放过，行文则不甚认真，但凭记忆所及，故时有差错。近人则多持卡片，未肯全读终篇，甚且以为每书必从首至尾而读者为笨读，必一无所得也。鄙意但为兴趣赏析而读，略事浏览选其所喜而读自可，倘欲作专门研究，不可如是草率也。余初到浙江省通志馆，越园师即命读《章氏遗书》，须字字留心，不能草率翻过。旋见胡适所撰、姚名达所补订之《章实斋年谙》，两先生于章氏抨击简斋最力之《论文辨伪》及《与吴胥石简》二文，皆未统计入内，知皆未曾通读全书，而忽略之故。另有《与孙渊如观察论十规》一文，其时或尚未能得见，故可不论。此《年谱》体例甚佳，而梁任公不以为善，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提及，但未详论其理。不唯不能使著者服，亦不易使读者能理会也。又见杨鸿烈所著《大思想家袁枚评传》。重版时改为《袁枚评传》，叙写自粗，条理则清，间多错谬，亦属难免。唯其间言及戴震（东原），亦称其为重要思想家，而谓翻遍袁枚所有文字，不知何故，竟从无一语提及戴氏，颇以为怪云。戴氏经生，与简斋文士，自不致在谈经中说此不相干之人与事，原在情理之中，袁氏小说《新齐谐》卷十三《江秀才寄话》条记婺源江永（慎修）事，篇末云：“此其弟子戴震为余言。”不知杨鸿烈君如何见不及此？又《随园续同人集》卷二《文类》收程晋芳《上存斋前》辈四函，其四之末云：“戴东原一病而殂，诚为可痛。著述七十卷。使其不死，闲居二十年，当不止是。人皆推其为近人第一。以弟平心论之，其成就仍在绵翁下耳。”晋芳与东原同修《四库全书》，东原卒后，乃顺便修函告知简斋者。存斋即简斋初时之号。晋芳集中，凡与简斋倡和之作，悉仍旧称。绵翁即程廷祚，字启生，号绵庄，又号青溪，学兼汉宋，晋芳少问经义于彼，受其影响颇深，故推其成就在东原之上，仁智之见各有不同，亦不必为辨。颅不审研究袁枚者竟见不及此乎！又近代学人谢无量，著作极多，骈文尤擅。就其时而言，所出之书，取资尚属丰富，如《中国大文学史》，鲁迅先生草《汉文学史纲要》，尚列其书为主要参考书。而叙及小说《镜花缘》，则以为作者系李渔（笠翁），不知其根据何在，抑或想当然而笔之？作文学史道及作家作品，未能全知，遂不得不耳食牙慧，有时又往往一知半解，甚或强不知以为知，博览好学，文章赡富之谢先生乃亦竟有此笑柄，后之立言者能不慎乎哉！
诗中对仗，务用巧思，而又必须出于自然。然好对欲求花叶相当，有时亦难草创，遂不得不因袭旧句，或乞邻于类书，前谈吴梅村诗，如藏钩、刻烛、玉筋、银钩之类皆是也。七古中亦有此种对句。如黄仲则《两当轩集》卷七《春风怨》有句云：“照影都夸城北徐，窥臣总道墙东宋。”袁简斋《随园诗话》卷十四录杨蓉裳《凤林曲》诗，其中亦有句云：“照影人夸城北徐，嬉春女爱墙东宋。”两人同时，同为诗人，杨且是骈体名家，相类诗题，皆不能舍“城北徐”、“墙东宋”而别择也。骈体滥调，此种沿袭套用尤多，遂与坊间尺牍相等，而离文事远矣。诗中对句重出，放翁最多，朱秀水广为摘出，然皆以“如”“似”为对句法为宗，亦及于数典征书者，罕有见副动词与动词并出而复者。《剑南诗稿》卷四《游修觉寺》诗云：“上尽苍崖百级梯，诗囊香碗手亲携。山从飞鸟行边出，天向平芜尽处低。花落忽惊春事晚，楼高剩觉客迷。兴阑扫榻弹房卧，清梦还应到剡溪。”初读颇感其撼联句法之新奇，及见卷六《寓舍书怀》云：“借得茅斋近榨桥，羁怀病思两无聊。春从豆蔻梢头老，日向樗蒲齿上消。丛竹晓兼风力横，高梧夜挟雨声骄。书生莫倚身长健，未画凌烟鬓已凋。”颔联又是“从”“向”句法也。旋得读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见卷三十八《诗歌赋咏白云楼》条云：“郢州白云楼，素多题咏。一日，郡守悴燕集是楼，方命坐客赋诗，时刘太傅宾以心恙羁置是郡，不得预会，遂使人持诗以献。才致萧散，尽江山之胜，一座为之阁笔。诗曰：‘江上楼高十二梯。梯梯登遍与云齐。人从别浦经年去，天向平芜尽眼（原刊如此，疑有误或当作“尽处”）低。寒色不堪长黯黯，秋光无奈更凄凄。栏干曲尽愁无尽，水正东流日正西。’”此放翁所本也。缘少虞所钞辑，皆北宋故实，书成于绍兴十五年乙丑，时放翁为二十一岁，虽早巳能诗，却未见有稿存录。就诗论诗，三诗俱可读，放翁则整篇更为圆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