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智明的事让宁奇铭记在心。现在的处境对他来说既得意又潇洒，可是他永远牢牢地守着自己的嘴巴，时刻检点着自己的行为，不敢出半点差错。他不参加本队以外的任何革命，但是革命常常找上门来，让他很为难。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权以后不久，指挥部的一个头目拿着一块印着火炬的红袖章来找过他，被他以家庭出身不好为由婉言谢绝了。没几天，大联合的一派又找上门来，这次人家不但拿着红袖章，还拿着一顶黄军帽和一枚毛主席像章，已经把他编入了战斗队。宁奇沉思良久，以“为了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为由，送客出门。后来，又出了一个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非要让他去出任人家的宣传部长，至于生产队上的工作，由人家来做，保证他在革命期间能享受高工分，不受任何损失。他思前想后，还是不敢越雷池半步，坚辞不出。
这些组织发展很快，从城市到农村，从大字报，大辩论到钢鞭长矛，在“文攻武卫”的旗帜下，开始了打、砸、抢。宁奇有一种预感，革命如果像这样发展下去，恐怕要出问题。他一再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卷进革命的旋涡中去。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最先听到的消息是武斗打死了人，后来就看见整汽车头戴钢盔，手持长矛大刀的战斗队浩浩荡荡向省城方向开去。紧接着传来的消息是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武斗，死了不少人。至此，他又一次为自己的明智选择而庆幸。
他的庆幸是有道理的。在同样的形势下，他的两个同学，也算是两个难兄难弟就比他惨多了。
先说那个董太平。文革初期，他的革命热情很高，可是人家保皇的一派嫌他家的成分高，他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被拒绝了。
造反派夺权以后，他有幸参加了造反派的战斗队。他很富有战斗力，很快便当上了公社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面对空前大好的革命形势，他决定要大干一场，他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公社大队的领导层。他率领着战斗队，今天斗公社书记，明天斗大队长，好不威风。看着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的狼狈样子，他舒心极了。
董太平把十几年压抑在胸中的愤懑，乘着革命的大好形势淋漓尽致地释放着，渲泄着。在这春风得意的日子里，他想得最多的，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革命形势的发展瞬息万变，今天造反派还在台上耀武扬威，一夜之间便成了人家的天下。保皇派上台了。人家选中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跳得最欢的董太平。现在的问题是，要抓住他的要害问题，把他打翻在地，再踩上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董太平自知情况不妙，整天提心吊胆做他的事，不敢出半点差错。
这一天他正在办一个宣传专栏，报头画的是一个毛主席头像，头像的周围光芒四射，灿烂无比。董太平和宁奇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他用的也是打方格的方法，画得也很像。围观的群众在夸奖他。赞扬面前，他飘飘然，居然顺口飘出一句话来：“画毛主席像容易，照猫画虎呗！”
他的专栏还没有办完，四个戴红袖章的革命群众把他拉了下来，绳捆索绑，押解到公社里来。他的罪行是把“毛”比成“猫”，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用心何其毒也。当天夜里的审讯让他吃尽了苦头，第二天的批斗会上，他挂着黑牌子，低垂着头，向革命群众交待那句永远也交待不清楚的反动言论。这还不算，两边陪斗的，是他年迈的父母亲。他母亲承受不了这过度的煎熬与惊吓，几次昏死过去。一个多月的游斗，让董太平活褪了一层皮，革命群众把他用架子车送到家里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他的一条胳膊缠着绷带挂在脖子上，被人打成了骨折。
再说王树业。王树业很单纯，也很识时务，正如他在学校里说的那样，回乡之后，他便一门心思地务他的农。当革命的浪潮向他汹涌而来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前进，他后退，后退，再后退，生怕有一星半点的水珠溅在他的脚背上。工余时间，他一头扎进医书里，畅游在医河药海之中，不亦乐乎。
王树业学得很刻苦，加上原先就有一定基础，长进很快。渐渐地，他能试着给人们诊诊脉，扎扎针，拔个火罐开个处方什么的，却分文不取。他的确治好不少人的病，他告诫就诊者，看病可以，不得声张。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王树业看病的事一传十，十传百，越传人越多，越说越玄乎，几乎把他说成了神医。按说，为老百姓看看病本是一件好事，可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在这个年代里，谁也说不清这是好事还是祸根。
王树业不像董太平那般张扬，他很安分守己，他不找着去革命，可是革命找到了他的头上。
这一天，王树业上街，买了一尊毛主席瓷像。瓷像很光滑，抱着怕摔了，提着怕碰了，想来想去，他想出了一个他觉得最保险的办法。他向售货员要了一截包装绳，紧紧拴在了瓷像脖颈的地方，拴好之后又使劲拉了拉，觉得确实万无一失，才挽了个扣子套在手上，把瓷像往后一甩，背在背上往回走。眼看走到家门口了，忽然从背后传来一阵喊叫声。王树业回头一看，三个戴红袖章的人向他追了过来。追到跟前，来人先把瓷像夺了过来，然后不由分说扭着他向指挥部走去。一直来到领导面前，他都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
他问道：“你们无缘无故把我带到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领导一拍桌子说：“你装什么糊涂，你胆敢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脖子上拴绳，用心何其毒也！”
王树业一看那尊瓷像，绳子还原原本本系在脖子上。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赶紧解释说：“我这么做，正是为了保证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不受损伤，从医学的角度上讲，在瓷像上拴绳子跟在肉体上拴绳子是两码事。”
那位领导一听，跳了起来：“好你个王树业，你还敢狡辩，看来不让你尝尝革命的铁拳，你是不会认罪的！”
王树业一听，知道他们可能要动武。他心里很清楚，在捍卫伟大领袖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他赶紧说：“我确实不是故意的，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认罪，现在就认。“
领导说：“你愿意认罪，说明你已经承认了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但是，像你这么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只向毛主席认罪是不行的，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向广大革命群众认罪。”
就这样，转眼之间，他的现行罪行在公社里定了性，紧跟着的，就是没完没了的游斗。
董太平和王树业的遭遇让宁奇想了很多很多，最终他得出一个结论：阶级、出身、成分，这些东西像一口无形的大锅将人扣住，让人憋气，让人窒息，甚至于让人死亡。试想，董太平和王树业的事情如果发生在贫下中农子女的身上会怎么样呢？也许董太平的一句“照猫画虎”会成为一句笑话，大家一笑了之；也许王树业背毛主席像，人们会称赞他想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如此保险，完全是忠于伟大领袖的革命行动。
宁奇的猜测是有依据的。就在前几天，他亲眼看见五队的一个小伙子用白灰刷标语。不知道怎么搞的，他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疆”字写成了“寿”字，这样一来，这幅标语就成了一幅地地道道的反动标语。有人指出来之后，都说是个笔误，小伙子拿了把铁锹铲了，重新写了个“疆”字，啥事也没有。后来一问，小伙子根红苗正，三代贫农。
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农村又来了一批生力军，知识青年背着铺盖下了乡，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四队一共来了五个，三个男的两个女的。这些青年们胸怀着革命理想，抱定了“磨两手老茧，炼一颗红心”的决心，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来。刚到农村，一切都是陌生的，包括使用的工具和地里的农活。队长为了照顾他们，给他们安排的农活是唯一的，那就是拉车。日复一日的无休止地拉车，的确让他们磨出了两手老茧，然而心却彻底地凉了下来。
这一天拉粪，两个女知识青年谁都嫌弃，最后剩下她俩人拉一个车。两个女学生，哪里跟得上社员，上粪上不动，拉车跑不动，卸粪的时侯一不小心，车辕又砸在了头上。掌辕的那位女知青不堪其苦，扔下车嚎啕大哭起来：“天哪，没见过用这种方法再教育人的！这简直是摧残，是改造！”
这个女知青叫高晓雯，长得细皮嫩肉，丹眉细眼，是家里的独生女儿。像这样的姑娘，从小到大哪里受过这等苦。
不知道为什么，自打知识青年下乡那天起，宁奇就觉得他们怪可怜的。这会儿，他走过去说：“别哭了，起来，我掌车厢，你在边上拉绳就行了。受苦的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得慢慢锻炼。”
他让另外一个女知青到他的车上去，那是宁国喜的女儿，是他的小娘娘。
高晓雯擦干眼泪，用感激的目光看着宁奇。
从这一天开始，每次拉车，宁奇都和高晓雯在一个车上，渐渐地，高晓雯对拉车也不再是那么恐惧。宁奇干一些办专栏写语录的事，他都要求刘根存给他派一个扶梯子端墨碗的帮手，而且点着名地要高晓雯。这样的要求，刘根存自然满口满应。
有一天下午写完了标语准备收工，高晓雯对宁奇说：“今天张青回家了，你到我那儿坐会儿吧！”
宁奇一怔，然后说：“不去了，你回吧，我还有事。”
其实宁奇说的不是心里话，想到高晓雯的屋里坐坐，想跟高晓雯一起聊聊，是他想往已久的事。但是他不敢造次，他避这个嫌。这会儿听说张青不在，他更不敢去了。
见宁奇不答应，高晓雯说：“人家想请你帮个忙都请不动。”
宁奇问：“我能帮你什么忙呢？”
进了高晓雯的屋，她丝毫不提套炉子的事。她从旅行包里拿出一个烧鸡、四个猪蹄还有一包花生米放在案板上，又拎出一瓶酒，对宁奇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昨天我回家整了点吃头，请你来为我祝贺祝贺，我想你总得给这个面子吧！”
到了这会儿，宁奇还能说什么呢。
他们把案板放在炕上，宁奇坐在炕里面，高晓雯提一把凳子坐在炕边上。高晓雯拿两个碗倒上酒，对宁奇说：“来，为我的生日，干！”
宁奇端起碗说：“干！”
高晓雯对着宁奇一个劲地笑。宁奇问：“你笑啥？”
高晓雯说：“我说宁大哥，你未免太吝啬了吧！”
宁奇不好意思地说：“你事先也没给我讲清楚，我也没啥准备，实在对不起。”
高晓雯一听，“咯咯咯”笑了起来。她说：“谁让你准备啥了？我说的意思是，给我祝贺生日，你总得有个祝词吧！”
宁奇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马上说：“祝你生日快乐。”
高晓雯不依不饶地说：“我是谁呀？总得有个称呼吧！”
宁奇说：“祝高晓雯生日快乐。”
高晓雯说：“不行不行，不准带姓。”
宁奇端着酒想了半天，慢慢说：“祝晓雯生日快乐。”说完，一口将酒灌进了肚子。
高晓雯高兴了，她一个劲地给宁奇添酒，不停地往他碗里夹肉。她问这问那，宁奇只用一些简短的话回答她，看上去很不耐烦。他们碰了几次酒之后，高晓雯的脸上泛起了红晕，此时的她，像一朵盛开的牡丹，是那么的灿烂，那么的光彩照人。
宁奇说：“高晓雯我给你说，以后你就叫我的名字，不要叫我宁大哥。”
高晓雯问：“为什么？”
宁奇说：“不为什么。”
高晓雯问：“不为什么那是为什么？”
宁奇说：“你让我给你说为什么我给你说不上来，反正这么做对你对我都好。”
高晓雯又把酒给宁奇添上，端起碗说：“宁大哥，我敬你一碗。”
宁奇很诧异，问道：“你的生日，应该我敬你，怎么你反敬起我来了？”
高晓雯一对水汪汪的眼睛深情的看着宁奇说：“宁大哥，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你是我最崇敬的人，最佩服的人，最感激的人。如果没有你的帮助和照顾，我不敢想象我今天会是个什么样子。”
宁奇连连摆手说：“高晓雯你千万不敢这么说，如果说我曾经对你有所帮助的话，那是应该的。再说了，是谁都会这么做的。”
高晓雯话头一转，问宁奇：“宁大哥，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宁奇说：“请问。”
高晓雯说：“宁大哥，我问你，你和我萍水相逢，如此热心的帮我，是出于对我的怜悯？对我的同情？还是别的什么？”
宁奇淡淡一笑，说道：“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什么都不是。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你们是下乡知识青年，我是回乡知识青年，你们今天走的路，正是我昨天走过的路。我刚回来那阵，比你们今天还狼狈。”
宁奇说完，眼睛望着窗外，陷入沉思。
高晓雯说：“宁大哥，我们换个话题好吗？”
宁奇说：“换个什么话题？”
高晓雯说：“我问你，对于青梅竹马式的爱情和萍水相逢式的爱情，你更喜欢哪一种？”
宁奇说：“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不过，”说到这里，宁奇欲言又止。
高晓雯追问：“不过什么？”
宁奇说：“我总觉得，青梅竹马总是牢靠一些。不是有个词叫两小无猜吗？”
高晓雯说：“我倒不那么看。青梅竹马固然感情牢固，但是萍水相逢也不乏浪漫。不是有个词叫一见钟情，还有一个词叫相见恨晚吗？”
高晓雯的一句话，勾起了宁奇的一番心事，让他想起了一个人，查汗乌都。几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她，不知道她现在是个什么样子。看着宁奇痴痴发呆的样子，高晓雯说：“宁大哥，你想什么呢？不会是在想吴小兰吧。我看你们两个人青梅竹马，倒是很般配的一对。”
